序跋集：《姐儿牛》序

《姐儿牛》序

刘锡诚

   王强同志给我送来一部题为《姐儿牛》的手稿，要我读一读。他向我介绍说，“姐儿牛”是前几年他在苏北鲁南一带为《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江苏卷》收集民间文学资料时，搜集到的一种民歌，在体裁和风格上与其它地方的民歌有显著的区别。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还在苏北的邳县乡下搜集到一首长篇叙事诗《胡打算》。这首叙事诗也与前些年在吴语地区收集到的长篇吴歌有所不同，自有其特点。他决定将这些民间作品介绍出来，让读者了解，并要我写一篇序言。过去，我没有留意过、更没有研究过“姐儿牛”这种形式的民歌，就把他的记录整理稿留下来拜读和学习。

   这些被统称为“姐儿牛”的民歌，就其内容来看，大多是旧社会妇女传唱的作品。正像当地老乡们所说的：“姐儿牛，六六三百六，沟边河头村傍地埝，有女人的地方都有。河水流不到头，姐儿牛就唱不到头。”在妇女传唱的民间作品中，其题材是复杂多样的，但情歌（甚至是私情民歌）和家庭生活的歌占着重要成份。这类民歌，或表达男女之间正当爱情的欢愉，或叙述生离死别、牵肠挂肚的情怀，或描写被社会不容的男女偷情幽会，或坦言对背信弃义的丈夫的谴责……不论是何种内容的民歌，其共同的特点，都是从女子的立场和以女子的口吻写作的，也无不突现出各种不同身份和不同遭遇的女子的心态和身影。也勿庸讳言，“性欲”是情歌的共同“母题”，或表现得隐晦、象征，或表现得坦率、赤裸。情歌“性欲母题”的生成，是由于存在着爱情压抑和性欲压抑的现实。如果这个判断没有大错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说，“姐儿牛”主要是女子的文学。

   “姐儿牛”是否是苏北鲁南接壤地带民歌的主要形式，在没有更深入和更广泛的调查之前，不能轻率地妄下断言。但王强同志和其他搜集者搜集的这类作品告诉我们，“姐儿牛”的确是苏北鲁南接壤地带民歌的一种重要形式。与毗临的吴语地区大体固定的“四句头”吴歌不同，“姐儿牛”虽然也是按照固定的调子吟唱，却大体是三句一段（首），为其它地区所不见。本集中所收的《扣花针》，就是一个典型的模式。查阅与苏北接壤的山东省枣庄市的民间文学集成《山亭歌谣谚语集》（第60，265页，山亭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1989年）中收了这首民歌的曲谱，也记录了歌词，与王强的记录出入不大，显系在流传中发生的变异。歌词的开头这样说：“姐儿那个房中扣上一花针，忽听门外有人来叫门；叫门是何人啦哎咳口约。/双扇那个大门单扇子开，留着那一扇子遮着奴的怀；情郎快进来啦哎咳口约。/情郎那个哥哥你在头来走，奴在后边关上这两扇门；别叫丢了咱二人啦哎咳口约。/昨天我来到你欢天又喜地，今天我来到你哭哭啼啼；莫非有话对郎提啦哎咳口约。/二老爹娘大街去玩耍，走到大街提了一门子亲；拆散咱二人啦哎咳口约……”三句一段的结构形式颇是规整。

   在作者搜集的这类民歌中，有艺术上十分精彩的作品，它们往往只是一两个语汇或一两句话，就造成一个文人无法想像的艺术形象和诗的意境，很值得我们的诗人和作家学习和借鉴。特别是对那些不熟悉或轻视民族文化传统的年轻的诗人，读一读优秀的民间作品，吸取民间诗歌的长处，就显得更为迫切。六十年前，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复刊号上写的《复刊词》中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我愿意引在这里：“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诗三百篇的结果，最伟大最永久的影响当然是他们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虽然我们至今还可以用他们作古代社会史料。我们的韵文史上，一切新的花样都是从民间来的。三百篇中的国风二南和小雅中的一部分，是从民间来的歌唱。楚辞中的九歌也是从民间来的。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辞都是从民间来的。这些都是文学史上划分时代的文学范本。我们今日的新文学，特别是新诗，也需要一些新的范本。中国新诗的范本，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外国的文学，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民间歌唱。二十年来的新诗运动，似乎是太偏重了前者而太忽略了后者。……我们综观这二十年来的新诗，不能不感觉他们的技术上，音节上，甚至于在语言上，都显出很大的缺陷。我们深信，民间歌唱的最优美的作品往往有很灵巧的技术，很美丽的音节，很流利漂亮的语言，可以供今日新诗人的学习师法。”（胡适《复刊词》，《歌谣周刊》第2卷第1期，1935年4月4日）他的这一番话，现在仍然是适用的。

   这本集子里所收的《胡打算》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这首诗是否有曲调可吟，不得而知。其内容是讽刺一个想入非非的农妇胡氏女，平日偷生挖熟，好吃懒做，行为不轨，梦中幻想发财致富，享受荣华富贵，儿子女婿作官入朝，威风震天。到头来，不过是黄粱一梦，饥寒依旧，成为后人笑谈。全诗共约800余行，每行七字，一贯到底。从文学欣赏方面来看，这首长诗并无多大审美价值可言，既缺乏跌宕起伏、层层递进的情节和结构，也没有生活化、个性化的叙事语言，比起前面几辑篇幅较短的“姐儿牛”来，显得艺术上较低，但从民俗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则是一篇难得的认识社会和人生的资料。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宗法农民是怎样一个目光短浅的阶级，也可以看出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民俗生活。乍看起来，文学的评价和民俗学的评价是这样的矛盾，其实，这是很可以理解的现象。民间流传的歌谣和故事，并不是全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都能够成为中国文学的范本。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肯定有一些作品在艺术上是上乘的，而大量的则是艺术上较为粗糙的作品，有些作品不很完美，但一旦经过文人的加工，就会焕发出艺术的光彩，成为作家们创作的范本。

   《胡打算》的搜集发表有另外的意义在。这意义表现在作为民间长篇叙事诗在苏北鲁南一带的被发现。尽管这个发现还只是一部两部，数量很少，文学性也还不是很高，但却是弥足珍贵的。邳州是大墩子新石器文化遗址的所在地，其文化至今已有6000年的历史。商周时代，居住在这里的土著民族徐夷族，与西周华夏族对峙，势力相当强大，其首领徐偃王一时间成为东方霸主。春秋末年，徐被楚所灭，后分散南迁融入华夏族。尽管有几千年的分分合合，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传统中，东夷族群的文化特点不会消失殆尽。这种文化传统的特点，也许就隐藏在相对闭塞的生存环境和绵长不衰的民间文学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文化界和学术界有些知名人士，包括上面提到的胡适先生，曾发表文章，异口同声地认为中国是个没有叙事诗的民族。建国五十年来，民间文学工作者们陆续在许多相互隔绝的地区，先是在湖北省黄冈汉民族居住区发现和出版了长篇叙事诗《钟九闹漕》和《双合莲》，继而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搜集和出版了傣族等许多民族的几百部长篇叙事诗，后来又在江、浙、沪吴语地区搜集、发现和出版了《五姑娘》、《赵圣关》等十多部长篇叙事诗，从而推翻了中国没有叙事诗的论断。这些长篇叙事诗的发现，使中国文学史出现了重写的必要。

   如若要想对一种文化作出判断，仅靠有限的材料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作更大范围和更深入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如果民间文化专家们有朝一日能够就包括“姐儿牛”在内的苏北鲁南地区的民间文化，进行一些多学科的研讨，无疑会大大推进对这种文化遗产的认识。

   以上是我在读了王强的《姐儿牛》之后的一些感想，权且作为该书的序言。

                                                 1997年4月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