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风情》序

刘锡诚

民俗是文化。有人群生存的地方，就有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民俗既是共时的，具有传播性，又是历时的，具有传承性。人类文化史证明了，企图用老殖民主义者的残酷手段消灭或中断一个被占领民族或国家的民俗，或企图用某种超革命的手段，如我国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所用过的那些手段，消灭一个民族或地区源远流长的民俗传统，都是徒劳的。任何民族或族群的民俗，一旦产生，就以其固有的惰性，按照自己的内部规律传承着，延续着，发展着，变化着。随着时代的变迁，部分民俗事象是要消失的。一些失去效应的民俗事象消失了，另一些新的富于生命力的民俗事象又随之出现了。民俗生生不息。国际民俗学界一度把民俗的发生和存在仅限于农民社会，现在看来，这样的概念未免过于狭窄了。事实上，无论是人类文明初期的城市，或是中世纪出现的现代城市里，同样也有自己的民俗。民俗这种文化现象，无所不在地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生存。

对民俗事象的记述，即民俗志，在我国有着相当久远的历史，前人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资料。但现代意义上的民俗学的建立，则是20世纪初叶的事。19世纪西方民俗学某些学说的成就引起了我国人文学者的兴趣，他们将其学说和方法引渡进来，初创了我国现代民俗学。但整个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民俗学来说，也仅仅是初创而已，数量不多的我国民俗学家们不仅没有能够积累下系统完整的田野调查民俗资料，甚至连研究方法也没有较大的开拓与创新，因而民俗学的建设远远谈不上完善。20世纪下半叶，前30年，国家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民俗学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科学而无人敢于问津，长期处于停顿状态。当1976年10月“文革”结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民俗学才获得了新生，开始从冬眠中复苏过来，并逐步过度到发展阶段。这一过程，屈指算来，还不到20年的时间。仅仅这短短20年中，我国民俗学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欣闻国家学位委员会已将民俗学定位为2级学科，这无疑也是对当前民俗学发展现状的一种评价。

杨问春、张自强、施汉如君，身处我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南通市文化战线的“三架马车”，在12年前便开始加入到民俗研究的行列里来，着手研究地处“江尾海端”的民俗文化了。他们陆续在《民间文学论坛》、《民俗》、《民俗曲艺》等境内外报刊上发表他们的研究论文，现在他们把这些文章结集为《江海风情》；此外，80年代以来，在他们的组织下，还多次把南通的传统民俗艺术和当代民俗艺术拿到首都北京来展览，使“江尾海端”的民俗艺术在京都文化界发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

他们在这部著作中所涉笔的“江尾海端”，是一个位于长江入海口北侧的特殊地区。其文化积淀最为古老的，有海安县沙冈乡青墩村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距今5000年。至于今南通市所在地的古胡逗洲，在千年之前的唐代，各地“流人”就已开始在此“煮盐为业”，“启吾东疆”了。这一地域，向东，是浩瀚的东海和沿海而居的古东夷族群；向南，长江彼岸便是吴越古文化区域；向北，与齐鲁文化区域相毗邻；向西北，便是古楚和中原之地。五方杂处的居民，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民俗生活，从而形成了“江尾海端”的特殊形态的民俗文化。在这“江尾海端”地区特殊形态的民俗文化中，既有吴越和荆楚文化中特有的淫祀的影响，也有东夷信仰的遗绪和齐鲁文化的理性文化的浸润。说出这一地域的特殊性，我想，他们著作的意义就是不言自明的了。

他们的研究所及，包括生产（稻作、渔猎、舟车、茶作），生活（服饰、饮食），人生（婚丧嫁娶、生育礼仪），信仰（驱邪逐疫仪式、乡傩、童子、庙会、葫芦），文艺（歌谣、俚曲、舞蹈、梨园、风筝）等广泛的民俗领域。他们著作的特点是，遵循了“实证”的原则，即不作空洞的高论，而让材料说话。据我所知，他们较多地利用了他们世居当地从小就对当地民俗耳熟能详的便当条件，也利用了一些间接的材料，但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若干问题上他们曾经进行过田野调查，他们从调查中取得了新鲜的第一手资料。

近年来，我在许多场合都强调过“实证”的原则。民俗学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它要求研究者深入到他所研究的地区和族群中，作第一手的田野调查，取得翔实可靠的资料，然后将这些资料进行历史的、功能的、比较的、甚至是跨学科的分析研究，对彼此孤立的民俗事象作出文化学的阐释。几年前，有相当影响的美国当代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在《世界民俗学》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曾说：“我还希望中国的民俗学家不仅进行搜集和分类，而且进一步对民俗作出分析和解释。……我认为，民间(Folk)概念在农民和无产者以外的扩展，以及与此有关部门的研究──历史的、功能的、结构的、符号学的、比较的或心理分析的研究，将是下一代中国民俗学家努力的目标。”（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我引用邓迪斯先生这段话，并不是说他们三位已经无可挑剔地做到了这些要求。但我认为，他的话是值得我们下一代民俗学家们玩味和实践的。

与杨问春、张自强、施汉如相识整整15个年头了。前些年常常见面，近年除了问春外，我们都已离职在家休息了，各人都没有放弃民俗学的研究，但见面的机会毕竟是减少了。日前，张自强老大哥行色匆匆地自南通携稿来京，要我为他们的著作写序，我为他们在民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和鼓舞，并借此机会向他们这部著作的出版表示祝贺。上面这些话，就作为这本专著的序言吧。

                                            1998年4月13日于北京安外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