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的再认识再建构

──评《山东省志·民俗志》

刘锡诚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形成不同的民俗，而这些互不相同的民俗，又反过来成为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不同的民族心理的重要构成因素。因此，地域民俗志的编写，不仅是地域文化再认识和再建构的要求，而且对于继承和发扬地域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必不可缺少的。《山东省志·民俗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一部较为成功的著作。

《山东民俗志》有一些显著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它成为一部值得注意的学术著作。

在我看来，这部著作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全面性和科学性。全面性似可不必多说。重点要说的是科学性。科学性是任何地域的民俗志编写中要遵守的首要原则。所谓科学性，最主要的标志，是民俗资料的翔实科学和描述的准确无误。民俗志不是古人常说的那类“才子书”，也不是根据想象和幻想而向壁创作出来的文学读物，而应是建立在广泛而扎实的调查资料基础上、以史家的笔法写作的“志书”。首先，《山东民俗志》的作者们在动笔撰写这部志书之前，已经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搜集了和积累了丰富的民俗资料，本世纪80年代就曾经出版过一部份量不轻的《山东民俗》，这就使他们的写作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其次，作者在书中对同一民俗事象在不同地区的流布情况的描述，遵循了志书应有的严格态度，慎用笔墨，务求准确。流布的弥漫性是民俗事象的一个突出特点，相邻地区往往弥漫着同一内容的民俗事象，但这种弥漫又往往表现出某种可感的差异，志书的作者要善于发现这种同中之异，并以准确的笔墨予以描述。《山东民俗志》做到了这一点，自然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再次，大而言之，山东半岛的文化（包括民俗文化）是由远古的东夷文化以及后来得到充分发展的齐文化和鲁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所组成的，尽管千百年来，在历史的发展中经历了互相融合与分化，但两种文化的遗迹和遗绪在民俗领域中比在上层文化中却还保留着更多的差异。《山东民俗志》的作者注意到并叙述了这种差异，尽管还不是很细致。

第二个显著特点，是这部著作的时代感。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种种原因，本世纪以来一百年间一向寂寞的民俗学，突然变成了一门“显学”。但是，前辈学者们并没有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更多的可资研究的现成田野作业资料，因而使民俗学成为一门基础薄弱的人文学科；而在当下民俗学“热”起来后，许多被称为学术著作的著作所据以立论的资料，则不得不还是依靠自宋至清这长达千年间出现的“岁时记”一类的文献，当代搜集记录的民俗资料也有，但既不全面完整，又欠科学，因而所占比重就显得不够。这样一来，许多著作中出现的一个共同的缺陷是，把几千年、几百年的漫长时间，压缩到了一个平面上，失去了民俗生活和民俗事象固有的历史感和历时感，于是使民俗学也堕入了非历史主义的泥坑。《山东民俗志》在描述民俗文化事象时，既注意到民俗的传承性和历史发展的惰性，同时也充分注意到（或曰立足于）民俗的变迁和现代形态。变迁最显著的领域，莫过于人生礼仪和民间信仰（这方面的描述是有欠充分的）。这种发展观点的树立和对民俗现状的探求与描述，使民俗学从一门长期处于半僵化状态的学科，变成了一门充满了生命活力的学科。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和学术探求，无疑应当得到肯定。如果把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作为风俗志在现代的第一个成果的话，《山东民俗志》无论在资料调查搜求的深广方面还是资料记述的科学性方面，无疑跨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

民俗志虽然统属于人文学科之内，其内容却十分庞杂，既有精神文化（即我们常说的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部分，如书中的“家族社区民俗”、“人生礼仪民俗”、“岁时节庆民俗”、“民间游艺民俗”，还有诸如本该记述而未能记述的“神话传说”和“民间信仰”等门类），又有物质文化（即我们常说的物质基础，如书中的“生产贸易交通民俗”、“衣食住行民俗”中的一部分），因此它的学科特点和学术界限就较为模糊，很难把握得准确而得当。《山东民俗志》作者除了在内容的取舍上可能有自己的考虑外，应当说在学术界限的处理上是得当的。说到这本书的不足，如果不是苛求的话，增加更多的插图（哪怕是今人所描的线图）与文字叙述相配合，比如不同经济类型及其生产用具的现存样式，不同地域类型和特色的民居样式，主要年画产地有代表性的年画线图稿本等，也许会使这本书更富史料价值。因为民俗志是以其实证性为其生命，而在诸多学科和民族文化中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的。况且学术的发展，已把图文结合的综合趋势呈现在20世纪民俗学和民俗志的面前了。

1998年10月10日

（载《中国出版》199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