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丰明《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序

刘锡诚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政府的认同和响应。据2008年3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二次缔约国大会公布的数字，缔约国已达到了95个之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影响最大的世界性文化思潮之一。

在我国，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特别是上亿农民进城务工，这种千古未见的大移民，既改变着农村和城市人口的结构，同时也正在改变着他们的身份，促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移动和嬗变。原本以原始狩猎、游牧和农耕文明为土壤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赖以生存的土壤——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得十分脆弱或衰微，使其传承和延续遭遇了困境。

中国政府自2003年启动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把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纳入了政府体制和国家战略，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针下，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且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里过去从来没有遇到的一些新的现实问题和新的理论问题，一下子都涌到了我们的眼前，要求理论学术工作者们走出“象牙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回答。而现代化大都市和乡村这两个不同场域里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形态、特点、遭遇、未来命运以及不同的保护方式，就是这诸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中的一个。蔡丰明先生的新著《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所选择研究的，就是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和研究中的一个备受关注的前沿课题。

我国历来以农业立国，自给自足的耕稼方式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宗法家族制度和人伦观念根深蒂固，这些社会条件，是滋生、养育并持续影响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演变的两大根源。如今，时间把中国推到了向现代化转型的新时代。现代化的进程打破了以口传心授为其传承方式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延续命运。尤其是在一些现代化发展较快、文明程度较高、外来文化影响较大的大都市。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近二十年来，其现代化的速度是惊人的，现代化不仅改变了市民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城市面貌、人际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市民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标志，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价值观（包括社会发展观、人生观、信仰观、人伦观、审美观等）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甚至决定着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面貌、特点、形态、命运和发展方向。

在文化形态上，中国的城市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难解难分的血肉联系，尽管这些城市有着几千年、几百年不等的建城史和现代都市发展史，而独特的文化又是一座城市不可或却的构成部分。但一座城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面貌和特点，既决定于中国的久远而牢固的文化传统，又决定于它的“五方杂处”的人口组成。这些大都市的文化，看来不外三个来源：一，来自于文化精英们所传的精英文化，所谓“大传统”文化；二，来自于下层民众所传的民间文化，即所谓“小传统”文化；三，来自于外来文化（包括异族文化）。比较而言，大都市的文化，与农村的文化相比，上层精英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大，而农村的文化，则主要是民众传承的民间文化，而且植根牢固，上层文化（如儒家文化）的传播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城市文化的这三种来源和因素，在不同城市的文化的形成上，又是各自不同、各有千秋的。譬如，北京作为古老的帝都城市，在其传统文化中，上层文化（尤其是宫廷文化）的影响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浸润，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和构成中尤甚，这一点，在近几年来城区和近郊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和保护项目的评审中、报刊媒体的报道、相关的学术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而上海这样的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大都市，自开埠200多年来，始终呈现出开放性的品格，始则受到“西学东渐”思潮的促动，继而受到现代都市文明的影响，工业和商业发达，造就了大批产业工人，表现在文化上有着与北京这样的古帝都城市迥然不同的特点。一座城市的城区与郊区，特别是远郊区，其文化也往往呈现出很不相同的特点和面貌。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有的郊区的文化，与城区的文化相比，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上海市的市区和郊县之间，这种差异显然也是存在的。纺织业是作为工业基地的上海多年来的重要产业，以祖师黄道婆为代表的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以及有关她的事迹和传说，出在旧日的小城镇松江、今之城区的徐汇区，今天的社会环境已不可同日而语；而作为远郊的南汇县的哭嫁歌，尽管今天还在流传不已，但以笔者所见，就其所包含的深层民俗文化内涵而言，也许很难将其归入作为上海传统文化核心的吴文化的版图之内，更多的可能，是在远源上曾经是滩涂地带的一种古老移民文化的遗绪；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得之见。同样，北京远郊区平谷县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表现出来的特点，笔者也曾发表过这样远未成熟的意见，认为可能并不一定属于老北京（燕）文化圈的文化，而更有可能是古代某少数民族文化或某种外来移民族群或群体的文化的遗留。当然这也是笔者的一得之见，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验证。总之，这些远郊区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少受到近代文明的浸染，无论在内容上、形态上、特点上、气质上，较多地保留着原生形态的文化品格，都是与作为城市核心区的城区的文化有显著区别的。乡村的、特别是远离城市文明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普遍的、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是，多多少少保留着、甚至离不开与民众信仰的紧密关联，即使一些以物质为依托的非物质文化项目，只要细心考察和深入研究，总可以发现和寻找到这种联系的蛛丝马迹来。而大都市里的非物质文化，多数已经脱离了民众信仰的附着与制约，特别是那些容易向商品属性靠拢和进入商品流通的手工艺，大多数向着个性化、精致化、艺术化的商品方向发展，蜕变为完全世俗化的、欣赏化的文化，其中一部分进入了当代通俗化文化（如庙会上的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的行列，部分属于高雅的、高贵的、贵重的、只为少数富人瞩目、收藏家购买和收藏的文化（如玉雕、漆雕、牙雕等）。后者甚至大可堂堂正正地归入所谓“大传统”文化之列了。

前辈学者钟敬文先生生前曾指出过，民俗学应该是一门现代学。但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是，民俗学从来没有真正地走出书斋、走出历史学，既不能增强与其他相邻学科对话的能力，又没有树立起为国家需要服务的国情观念。近年来，蔡丰明走出了书斋，参与到了上海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的行列中去，亲自考察和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若干项目在这个大都市里的渊源和历史、现状和未来。他从“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以上海这个我国最大的现代化工商业城市里的传统民间文化及其演变为对象，对其在现代化语境下所遭遇的、以及保护工作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民俗遗产资源的挖掘、民俗遗产保护形式的选取、民俗遗产的传承与创新，开发与利用、民俗文化保护中的政府机制与民间机制，民俗文化保护中的专家作用等，进行了多视角、多纬度、多侧面的考察和研究，既探讨了城市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形态与规律，又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城市发展过程中保护民间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就上海市民间文化保护的思路与对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尽管他所给出的答案，也许只是多种选择中的一种，但他的研究和选择对保护工作和学术探求都是有益的。不久前，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冒昧地发表过一个意见：我们民俗学者要立足于回答当代提出的问题，而不要把民俗研究当成可把玩的玩意儿那种孤芳自赏。作为朋友和同行，我欣赏蔡丰明的这种学术探索，这种学术气度。

蔡丰明先生多年来研究上海民俗，成果累累，而今，他的新著《城市语境中的民俗保护》就要付梓了，他嘱我为这本新著写序，我不揣冒昧写了上面这些粗浅的意见，就算是对这本著作的祝贺吧。

2009年4月10日于北京安外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