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梁祝的嬗变与文化的传播(上)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7-10 10:14:48 / 个人分类:民间文学

  梁祝嬗变文化的传播(上)

  刘锡诚

  摘要:梳理和分析梁祝传说的流传历史和现状,是研究文化传播规律的一个典型个案。一个产生于农耕文明中、流传达一千五百年以上、几至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民间爱情悲剧传说,由于农耕文明条件的逐渐丧失而日渐委缩。近50年来,相继上演了川剧《柳荫记》、越剧《梁祝》、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而在新改编的戏曲中,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导,创造了避婚求学、草桥结拜、十八相送、祭坟化蝶等情节模式。戏曲、电影给民间传说的生存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使梁祝传说的情节固定化了,原来在农民中流传的多种多样的传说,自觉不自觉地向戏曲故事和电影故事靠拢,单一模式化了,原生态的传说的面貌逐渐变化;另一方面,使民间的梁祝传说失去了传播和传承的市场和渠道,在民众的记忆中逐渐淡化,甚至渐而萎缩。

  关键词:梁山伯与祝英台;人物传说;化蝶;模式化

  中图分类号:1276.3 文献表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1(2005)01-0018-09

  关于梁祝传说的起源问题,包括其发源的地区和萌芽的时代,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有许多学人作过探讨,但一直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供引导出可信的结论。20世纪的下半叶,梁祝传说的起源问题(甚至整个梁祝传说的研究)就被放到一边没有人再研究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更是难觅,人们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传说的反封建的主题和主人公梁祝的爱情悲剧上。近十年多来,由于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加上近一两年来申报无形世界文化遗产浪潮的冲击,作为地域文化资源之一的梁祝传说,其发源地问题的争论,陡然升温成为文化界的一个小小焦点,其争论日渐激烈。文化课题一下子凸显了时代的特点。

  笔者无意于梁祝传说发源地的考证问题,而很希望利用学者们梳理过的梁祝传说流布材料和近20年来在全国新发掘的材料,来探讨一下被冷落的非历史人物传说的嬗变和传播是怎样的这一饶有兴趣的问题。

  (一)梁祝传说的产生时代

  近代小说研究家蒋瑞藻(1891—1929)最早提出,梁祝传说最初产生在东晋。[1] 他所依据的,是辗转引述的宋徽宗大观间明州知事李茂诚所撰的《义忠王(梁山伯)庙记》,其实也属于传说性质,并非严格的史料。但至20世纪30年代,诸家已对东晋说大致取得了共识。钱南扬说得最准确和肯定:“这个故事托始于晋末,约在西历四百年光景,当然,故事的起源无论如何不会在西历四百年之前的。至梁元帝采入《金楼子》,中间相距约一百五十年。所以这个故事的发生,就在这一百五十年中间了。”[2]

  大体梳理一下,研究梁祝传说和史迹所据的材料,比较早的计有:

  (1)梁元帝萧绎《金楼子》。明•徐树丕《识小录》:“按,梁祝事异矣!《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 徐树丕所见《金楼子》是原书还是辗转所得,无从查考。梁元帝萧绎,公元522年11月~554年,在位三年。554年被魏军所杀,享年47岁。藏书14万卷,魏军破江陵城时,全部烧毁。现存世的《金楼子》系辑本,没有“梁祝事”的记载。

  (2)唐•梁载言《十道四蕃志》。宋•张津《四明图经》:“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旧记谓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梁山伯初不知英台为女也。其朴质如此。按《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梁载言,唐中宗(683~684,在位三个月)时候人。

  (3)唐•李蠙《题善权寺石壁》。明《善权寺古今文录》录唐•李蠙《题善权寺石壁》全文:“常州离墨山善权寺,始自齐武帝赎祝英台产之所建,至会昌以例毁废。唐咸通八年,凤翔府节度使李蠙闻奏天廷,自舍俸资重新建立。……”李蠙,唐宣宗时候人。此《题善权寺石壁》写于唐懿宗咸通八年,丁亥,即公元867年。又,宋《咸淳毗陵志》二十五:“广教禅院在善卷山,齐建元二年以祝英台故宅建。唐会昌中废,地为海陵钟离简之所得,至大和中,李司空蠙于此皆榻肄业后,第进士。咸通间以私财重建,刻奏疏于石。” 齐太祖建元二年,为公元480年。

  (4)唐•张读《宣室志》。清•翟灏《通俗编》卷三十七“梁山伯访友”条引唐•张读《宣室志》:“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慟,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张读,唐文宗大和八年或九年(即公元834年或835年)生,僖宗中和初年(中和元年系881年)卒。[3]《宣室志》今本不见此段有关梁山伯祝英台的记述。

  何其芳不同意“东晋说”,认为梁祝传说产生于唐代比较可靠。他说:

  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在汉族中的确是很早就流传的。徐树丕《识小录》卷三说,南北朝的梁元帝萧绎所著《金楼子》中就载有这个故事。但查现在还存在的从《永乐大典》辑录出来的《金楼子》残本,不见有这样的记载,徐树丕的话就无法证实。徐树丕是明末清初的人,他当时见到的《金楼子》是全书还是根据别的书的转引,甚至他的话是否可靠,我们都无法断定。我们如果谨慎一些,是不能根据他这句话来推断梁祝故事的流行的朝代的。现存的较早而又可靠的根据是南宋张津等人撰的《乾道四明图经》卷二和元代袁桷等人所撰的《四明志》卷七都提到的唐代《十道四蕃志》中关于梁祝故事的记载。根据这个记载,断定梁祝故事在唐初已经在汉族某些地区流行,是无可怀疑的。也有记载说梁山伯生于晋穆帝时(见蒋瑞藻《小说枝谈》所录《餐樱庑漫笔》中所引的宋人作的梁山伯庙记),但这当是传说,不一定可靠。而且传说里面说什么人物是什么时候的人,和这个传说产生在什么时候,也是两回事情。[4]

  从上面引述的材料可以看出,在东晋末年以前,更具体的一个时间是齐建元之前数百年间,梁祝传说就已经在今浙江鄞县(“接待院”)和江苏宜兴(善卷山)两地的民间流传了。那时,故事情节还比较简单,只有如“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齐建元二年以祝英台故宅建”、“祝英台读书处”等寥寥数语。

  问题是,什么样的人物和史实促动了梁祝传说的萌生,果然有那么一对类似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发生过吗?不得而知。从这些史料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以史迹的形式折射出来的梁祝传说,还不是以丰富的语言和情节传承的梁祝传说。

  近年在韩国奎章阁图书馆发现的《十抄诗》和《夹注名贤十抄诗》中,选载有唐代诗人罗邺的一首七律《蛱蝶》,使我们对梁祝传说的追问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它填补了梁祝传说在唐代一直没有发现情节丰富、语言细腻的作品的空白和缺憾。罗邺《蛱蝶》诗的全文是:

  草色花光小院明,短墙飞过势便轻。

  红枝袅袅如无力,粉蝶高高别有情。

  俗说义妻衣化状,书称傲吏梦彰名。

  四时羡尔寻芳去,长傍佳人襟袖行。

  在“俗说义妻衣化状”句下,释子山的注引了《梁山伯祝英台传》一诗:

  大唐异事多祚瑞,有一贤才自姓梁。常闻博学身荣贵,每见书生赴选场。在家散袒终无益,正好寻师入学堂。云云。

  一自独行无伴侣,孤村荒野意徘惶。又遇未来时稍暖,婆娑树下雨风凉。忽见一人随后至,唇红齿白好儿郎。云云。

  便导英台身姓祝,山伯称名仆姓梁。各言抛舍离乡井,寻师愿到孔丘堂。二人结义为兄弟,死生终始不相忘。不经旬日参夫子,一览诗书数百张。山伯有才过二陆,英台明德胜三张。山伯不知她是女,英台不怕丈夫郎。一夜英台魂梦散,分明梦里见爷娘。惊觉起来静悄悄,欲从先返见父娘。英台说向梁兄道,儿家住处有林塘,兄若后归回王步,莫嫌情旧到儿庄。云云。

  返舍未逾三五日,其时山伯也思乡。拜辞夫子登岐路,渡水穿山到祝庄。云云。

  英台缓步徐行出,一对罗襦绣凤凰。兰麝满身香馥郁,千娇万态世无双。山伯见之情似(迷),(莫)辨英台是女郎。带病偶题诗一绝,黄泉共汝作夫妻。云云。

  因兹(生得)相思病,当时身死五魂扬。葬在越州东大路,托梦英台到寝堂。英台跪拜哀哀哭,殷勤酹酒向坟堂。祭曰:君既为奴身己死,妾今相忆到坟旁。君若无灵教妾退,有灵须遣冢开张。言讫冢堂面破裂,英台透入也身亡。乡人惊动纷又散,亲情随后援衣裳。片片化为蝴蝶子,身变尘灰事可伤。云云。[5]

  这首描述梁祝事迹的诗,故事完整、情节丰富、描写细腻。尽管已有《宣室志》的记记载,但这首诗的被发现,对于确立梁祝故事最早流行的时代和以什么样的文学形式流传,是极为可贵的材料。诗的开篇,写有“大唐 ”字样,当然是否就能确认为是唐代的民间作品,还有待于古典文学家们的研究和考证。仅就其行文语言而论,笔者以为,既非出自名家之手,也不像是民间作品,特别是“英台缓步徐行出……”一节,用词谋篇,颇像是瓦栏、教坊里的讲唱文学。日本学者冈田认为可能是宋代说书人讲唱梁祝故事时的底本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6]

  (二)人物传说与传说人物

  历史上对梁祝传说的研究,大多是起源问题(更具体地说是起源地)的探讨,涉及别的方面的,如与传说相关的其他问题的,则颇鲜见。这与我国传统学术史上的考据之风十分盛行有关。可要想从考据中追寻出梁祝其人其事的终极时代和发生地点,恐怕又是困难的,甚至是徒劳的,因为梁祝传说毕竟是传说而非史实。其主人公梁山伯和祝英台,是否历史上实有其人,至今还没有可信的史料可以证实,而大多是志书里所记的传说、轶闻之类。传说毕竟是传说,“所谓俗语不实”(清•吴骞语),像风一样琢磨不定,在流传和散播中逐渐滚动粘连,人物和事迹不断得以丰富,其合理性也逐渐加强。传说可以给人们提供一定的社会信息和可供民众仿效的道德标准,可以使人们的精神境界和情感情操得以提升,但它唯一做不到的,是不能证明自己。

  其实,历史上把梁山伯和祝英台当作历史人物的努力,曾不止一次地遭到过怀疑。如:

  宋•李茂诚所撰《义忠王庙记》,说梁山伯死在宁康癸酉(宁康元年,公元373年)八月,墓地是自己选的;宁康乙亥三月(375年)祝英台死,此墓遂变成二人合葬之所,同时,郡守把此事奏闻于朝,丞相谢安奏请封义妇冢,并勒石以志。记载了梁的生卒年月生平事迹,看似凿凿有据。南宋•张津编纂《道乾图经》也说:“县西十里接待院后有庙,旧记谓梁山伯、祝英台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山伯初不知英台之为女。案《十道四蕃志》‘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到清雍正八年,曹秉仁《宁波府志》三十四《古迹》附《冢墓》却说:“晋梁山伯祝英台墓,县西十里,接待寺后,有庙在焉。旧志称‘义妇冢’,然英台尚未成妇,故改今名。”[7] 前引何其芳的论说也说:李茂诚的《庙记》“这当是传说,不一定可靠。”

  对李茂诚的《庙记》提出怀疑是十分正常的。如果钱南扬所说梁祝传说产生或形成于梁元帝采入《金楼子》前150年即公元400年前后,如果梁祝传说产生或形成于《咸淳毗陵志》所说的齐建元二年(480年)“以祝英台宅建”之前,这些说法是不错的,那么,到李茂诚于宋徽宗大观元年(即1107年)撰写“庙记”的时间,去梁祝传说产生的公元400年前后,已有600年之久了,而此前的著述和志书,似乎都没有留下来对梁祝史迹或传说的那么具体翔实的描述,到了600年后的李茂诚的“庙记”,却突然冒出来那么多具体而微的材料?说它“这当是传说”,不是颇有道理的吗?

  再者,1997年对宁波西郊高桥镇(即古之鄮城西)相传是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合藏墓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发掘报告刊登在《浙东文化》1998年第1期上。参加发掘的钟祖霞撰文说:“从随葬器物的简陋程度,可以断定墓主人是位出生于寒门的下等官吏,这与历史文献志书记载的梁山伯县令的身份相吻合,换句话说,这就是真正的梁山伯墓。”[8] 这个结论显然是一种缺乏直接证据的推论。君不见《十道四蕃志》说:“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张读《宣室志》说:“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明明都说墓主人是双人合葬墓,而发掘出来的墓葬却是单人墓,与前人诸说对不上茬儿,又何以解释?

  宋《咸淳毗陵志》的作者,面对着传说中的“祝陵”,在考察和权衡此前的《(善权寺)寺记》时,也发出几乎同样的疑问。其二十七云:“祝陵在善卷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昔有诗云:‘蝴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其说类诞。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今此地善酿,陈克有‘祝陵沽酒清若空’之句。” 既然称之为“祝陵”,那这“陵”的主人,就“恐非女子耳。”清•吴骞《桃溪客语》也说:“骞尝疑祝英台当亦尔时一重臣,死即葬宅旁,而墓或逾制,故称曰陵。碧鲜庵乃其平日读书之地,世以与佹妆化蝶者,名氏偶符,遂相牵合,所谓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者欤。”[9] 看来,他们也是把此前诸说当成传说而非真的史实。

  说明白一点,我的意思是,传说也许不是空穴来风,但用传说来最终证明史实是无能为力的。既然大量的传说材料,包括上面引述的早期阶段的史志材料和近代、特别是近20年来搜集到的民间口传材料,至今也无法证明梁祝在历史上实有其人,那么我宁愿认为,梁祝传说是非历史人物传说,而是一般的人物传说,其主人公梁山伯和祝英台只属于传说人物。(由已故钟敬文教授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分类法,是全国通用的分类法,也没有把梁祝传说列入“人物传说”和“史事传说”,而单列为“四大传说”一项,尽管并不科学,也有的省卷没有采用这一分类,如辽宁卷就是。)

  历史人物传说在我国特别发达,几乎哪个省区都有一些与当地有密切关系的历史人物传说流传于民间。历史上某个真实人物,特别是作出某种贡献或功业的英雄,其事迹深入人心,被口头传诵,在口头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地、随时随地地粘连和附会上种种也许并不属于他的一些情节、细节或合理化因素。在甲地传播就往往会带上甲地的特点,在乙地传播往往会带上乙地的特点,这类地方特点的粘连物越多越丰富,也就离历史的本相越远。如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所说的:“传说与历史,压根儿就是两码事,从来就没有成为全国、全民共同的知识。不管别处(别人)有多少类似的说法,也不管别人是怎样证实其自己的真实性的,只是‘我行我素’,‘我说我的理’,坚持己说、固执己见。”[10] 把某些事情(甚至是不相干的事情)附会到一个神话人物或历史人物身上,造成所谓“箭垛式”的人物,已成为我们中国民间文化的一种不自觉的传统,神话人物如大禹、尧舜,历史人物如诸葛亮、关公,都属于这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人物传说过分丰富的原因。而且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或人文传统一旦形成,就很难突破它对民族思维的束缚。

  而非历史人物的人物传说,初始可能也有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或一个传闻作为一个内核,像龙卷风那样,从这个内核出发向四周辐射传播,并在辗转流传中,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把种种近似的想象、说法通过比附、附会、拼接、组合等方式,而形成一个有人物、有情节、能感动和激发人心的可信性较高的故事;可信性是传说的一个重要因素,否则就不成其为传说了。这种人物传说大多以较明显的地域性色彩、特点、文化气韵为其标记。梁祝传说就属于这一类传说。普遍同情梁祝所选择的爱情,诅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的封建制度下的婚姻制度,固然是封建社会漫长岁月中渴望自由的青年人的一种普遍心态和梁祝传说得以流传的社会条件,但知书达礼、让女孩子也读书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气韵,却似乎只有在江浙湖熟一带温热湿润、财产富庶的地区才有可能,而这一地区,正是梁祝传说最早萌发的核心地区。在其后的传播流散中,南到福建、广东广西,北到安徽、河南、山东、河北,溯长江而上,到四川(载籍中说四川合川有墓)。这些传播路线,从文化学上看,也符合文化传播的规律。而梁祝起源的“宁波说”、“宜兴说”、“中原说”、“济宁说”等等,其实并没有超出梁祝传说初始传播的核心区和初始传播路线。甘肃的清水,倒是一个文化学上的个例,很值得进一步调查和研究。

  早年探讨梁祝传说的学者中,顾颉刚先生提到《华山畿》故事与梁祝传说的相似性和相关性,不失是梁祝传说早期可能发生的比附、拼接和兼并的有意思的例证。顾颉刚说:

  宋少帝时,南徐有一士子从华山往云阳,见客舍中一女子,年可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成心疾。母问知其故,往云阳寻见女子,且说之。女闻感,因脱蔽漆,令母密藏于席下卧之,当愈。数日果瘥。忽举席见蔽漆,持而泣之,气欲绝。谓母曰:“葬时从华山过。”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打不行,且待须臾。女妆点沐浴竟而出曰:“华山畿,君即为侬死,独活为谁施?君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言讫,棺开,女遂投入,因合葬。呼曰“神士冢”。《乐府》有华山畿,本此。事与祝英台同。[11]

  钱南扬也说:

  在六朝的时候,还有个《华山畿》的故事。惟历来对于华山的解释,都以为是西岳华山,于是云阳亦牵涉到陕西去了。胡适之先生以为南徐州治是现在的丹徒,云阳是现在的丹阳,所以华山也就是丹阳南面高淳县境的花山(详《白话文学史》)。此说大概是不错的。……现在已经定华山云阳都在江苏,我们知道故事是有地方性的,所以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那里了。已经知道他发生于江苏,江浙是邻省,所以很有机会和祝英台故事相接触。已经有接触的机会,所以便有互相抄袭的可能。……据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二个故事一定有关系的。朱孟震《浣水续谈》里也说“事与祝英台同”,可见古人早已见到这一点了。……《华山畿》故事似乎确发生在少帝,说不定《祝英台》故事的发生在《华山畿》之后,则是《祝英台》抄袭《华山畿》了。[12]

  顾颉刚先生和钱南扬文章中提到的朱孟震先生,都说华山畿“事与祝英台同”。钱南扬甚至说有抄袭的可能。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华山畿南徐士子与痴情女子这样的爱情悲剧,这种奇人异事,世间也许本来就不止发生过一桩,或在人们的想象中不止一桩,而他们真挚的爱情,既打动着普通百姓们的心扉,又冲击着沿袭已久的婚姻制度。而华山畿的发生地又是湖熟之地的丹徒、云阳,民众把两个本来毫不相干、而在自然环境和文化气韵又非常接近和相似的故事联系到一起,甚至融会到一起,不是再自然不过的吗?也完全符合在口头传递和流播过程中,发生比附、附会、嫁接的文化移动规律。流传了1600年而未曾中断过的梁祝传说,大概也是这样形成和发展的吧。

  (三)流传情况分析

  (1)四个不同的落脚点

  从前面引述的四条材料看,梁祝传说在唐代至少已经在四个不同的地点落脚。它们是:上虞——传为祝英台的出生地;会稽——传为梁山伯的出生地;鄞县——传为梁山伯作官和墓葬的地方;宜兴——传为祝英台读书和故宅之地。而且鄞县西城和宜兴善权山各自有相应的史迹和传说留之后世。据我们上面的论说,这四个地点,同属于梁祝传说发轫之地。从另一方面说,同一传说而能在相互隔绝的多个地点流传,且不同地点又各自附会上了该地的地方特色,这不仅说明梁祝传说到张读写《宣室志》时的晚唐时已经相当流行了,而且也证明了民间传说流传演变的规律。

  (2)地方志书和文人笔记

  根据断断续续的记载,主要是地方志书和文人笔记的记载,经过宋元明清,到民国前,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流传地,已经由最早流传的江浙地区的几个地点通过南、北、西三条路线扩大流传到了八个省区。据钱南扬在《祝英台故事叙论》一文(1930年2月)引述的古代笔记记载,梁祝传说流传地区或梁祝史迹所在地区计有:山东曲阜一处(明•张岱《陶庵梦忆》);浙江宁波、甘肃清水、安徽舒城、江苏宜兴等四处(清•吴骞《桃溪客语》);河北河间林镇、山东嘉祥、浙江宁波、江苏江都等四处(清•焦循《剧说》)。除去宁波有重复外,其流传地区(遗迹)共计八处。这八处是:

  ①山东曲阜(祝英台读书处)

  ②浙江宁波(梁祝合墓、庙)

  ③甘肃清水(祝英台墓)

  ④安徽舒城(祝英台墓)

  ⑤江苏宜兴(祝英台读书处及墓)

  ⑥河北河间(林镇墓)

  ⑦山东嘉祥(墓)

  ⑧江苏江都(墓)

  把钱南扬排列的这个次序打乱,按笔者所拟的三条路线来划分,就是:南路——福建、广东、广西。可惜的是,不知是由于古人没有著录,还是古人有著录而我们读书少而没有发现,总之,现在我们没有掌握古人的著录,只是到20世纪才有著录(详后)。北路——山东、安徽、河北、河南(钱南扬的研究中也缺此地的著录)。西路——四川、甘肃(钱南扬曾怀疑陕西和山西应有传播,但未能证实)。在此要提及的是,当时,钱南扬的研究伙伴马太玄先生对上述有关府县志书的查阅结果,清康熙十二年和光绪三十三年的安徽《舒城县志》、康熙十二年和乾隆三十九年的《曲阜县志》、康熙十七年的《河间府志》、嘉庆十五年的《扬州府志》等等,并没有记载诸家笔记中记载的梁祝史迹。

  (3)民国时期梁祝传说或史迹的著录情况

  《祝英台故事集》(钱南扬编著,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丛书1930年5月)除辑录民国前志乘中的材料外,收录了几篇民国时期采集的梁祝故事。《梁祝故事说唱集》(路工辑,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收录古籍说唱中的梁祝作品。《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1937—1949),刘锡诚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8月,未见著录。

  这一时期出版的相关著述和辑本,除了民国前著录的八处外,增加的传说流传地和相传史迹地计有:

  ①河南唐河(据冯沅君《祝英台的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3期,1925年10月28日;又见钱南扬编著《祝英台故事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丛书,1930年5月。)

  ②福建闽南(据谢云声《闽南传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民俗》第93、94、95期合刊,1930年2月,广州;又见钱南扬编著《祝英台故事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丛书1930年5月。)

  ③广东翁源(据张清水《梁山伯与祝英台》,汕头《民俗周刊汇刊》第71—74页,1931年11月1日);

  ④广东潮州(据天卧生[即林培庐]《潮州民间传说的梁祝》,《民国日报•民俗周刊》第14期,1939年,杭州);《潮州梁祝故事的歌谣》,《歌谣》2卷39期,1937年3月20日)

  ⑤广东海丰(刘万章《海陆丰戏剧中的梁祝》,载钱南扬编著《祝英台故事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丛书1930年5月;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载《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这个名单是笔者极其粗略的不完全的统计所得,有待同好者补充。

  (4)1949年后50年来梁祝传说或史迹的著录情况

  《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1949—1966),贾芝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8月,未有著录。《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1967—1982),钟敬文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2月,未有著录。下面以1989年9月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陈庆浩、王秋桂主编《中国民间故事全集》(40卷本)[13] 和1990年代中叶以后陆续出版的钟敬文主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30个省卷本)[14] 两套具时代性的大型选集的著录为据,统计如下(所举流传地区,由南而北):

  (1)福建省1篇(《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

     

流传和记录地

讲述者

搜集者

搜集时间

梁山伯与祝英台

屏南县古峰镇

蒋端金(农妇)

张传福

19908

  (2)广东省1篇(《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东卷》),即出)

白瓦片鸟

连平县三坑村

叶洪喜(放映员)

欧石庭、胡小江

19873

  注:民国文献里曾有流传记载的翁源、潮州、海丰,都未见再有搜集和记载。

  (3)浙江省5篇(《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浙江卷》,中国ISBN中心1978年出版)

祝英台打赌

象山县新桥村

段燕青(农妇)

奚晓行

19877

梁祝结发

宁海县桥头胡镇

金官云(农民)

葛云高

19858

三世不团圆

上虞关镇红星村

钱杨氏(农妇)

钱关富

1987

蝴蝶勿采马兰花

宁波市江东区

林学锋(居民)

 

198712

蝴蝶墓与蝴蝶碑

宁波市江东区

阮能才(农民)

 

1988

  注:在《梁祝文化大观.故事歌谣卷》(周静书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中还收有若干流传于杭州、上虞的传说,有些没有标明讲述者或没有具体的记录地点,原是作为文学作品写作并在报刊上发表的。

  (4-1)江苏省1篇(《中国民间故事全集•江苏省民间故事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

梁山伯与祝英台

宜兴

张炳文、缪亚奇

未标搜集时间

  注:这篇故事因其情节相对完整而被好几个选集所收入,但由于没有标明讲述者、记录地点和记录时间,故而初步判断是一篇如整理者标明的“搜集整理”的故事,而不是一篇从讲述者口头上记录下来的作品。

  (4-2)江苏省3篇(《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江苏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

梁山伯与祝英台

丹阳云林伦地村

徐书明(盲艺人)

康新民、王平山

198512

蝴蝶不采马兰花

如皋市石北乡

焦延辉(艺人)

黄文和

19876

英台化蚕

苏州市金闾区

卢郭氏(居民)

 

1961

  注:蒋尧民主编《四世奇缘》一书中收有在宜兴流传的长篇吴歌《道情祝英台与梁山伯》,俞旭坤、宗震名、陈继良口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54—74页。

  (5)湖北省1篇(《伍家沟民间故事集》,李征康录音整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

梁山伯与祝英台

十偃市马家河村

葛朝南(农民)

李征康录音整理

1986年前后

  注:湖北省十偃市马家河距著名的故事村伍家沟75华里。搜集者注曰:“马家河边有‘梁山伯之墓’。”此传说又收入陶阳选编《中国民间故事大观》,北京出版社1999年1版。马家河梁山伯墓为周静书所编《梁祝文化大观》附录《全国梁祝古迹一览表》所未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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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梁祝 嬗变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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