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建国六十年民间文学史料之二:神话研究的现状与展望(1987)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5-10 10:49:53 / 个人分类:民间文学

神话研究现状与展望

  ——1987年11月23日在中国神话学会首届学术年会上的发言


刘锡诚

  

       中国神话学会首届学术年会就要闭幕了。在本届学术年会上宣读了34篇论文,还有几位学者提交了论文而未能到会。正如袁珂先生在开幕词中所宣布的,这些论文围绕着两个论题:一是中国各民族神话的特点;二是中国神话和中国文化。听了各位学者的发言,我学习到很多东西。总的感觉是,这是一次活跃思想,促进学术交流的对话,我和大家一样,受到启发,有不少收获。

  首先,围绕着上述两个论题,与会者接触到世界神话学和中国神话学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萨满教与神话的关系是神话学中的重要问题,是原始巫教、多神教盛行的世界各民族和地区的共同性问题。1984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在著名的“乌龟丛书”中出版了E. C.诺维克(Е.С.Новик)写的一部有趣的书,书名叫《西伯利亚萨满教中的仪式民俗》(Обрят и фольклор в сибирском шаманизме),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苏联出版的《世界各民族的神话》(百科辞典)中有专门的“萨满教神话”词条。美国出版的Funk & Wagnalls《民间文学、神话、传说辞典》(Standard Dictionary of Folklore,Mythology,and Legend)中也有“萨满与萨满教”词条。外国学者在研究印第安神话中的文化英雄乌鸦的形象时,认为乌鸦具有两重性,它不仅是创世者,而且是个萨满,充当了生与死的世界的沟通媒介的角色。20世纪60年代张光直在讨论我国商周神话中的人与动物的关系时,指出巫觋通神的本事,要借助于神话动物的助力。[1] 他们介绍的美国学者埃里亚特德(Mircea Eliade,1907-1986)和坎伯(Joseph Campbell,1904-1987)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观点,对我们理解和研究萨满教与神话这个全球性的神话学问题会有所启发。

  我国学者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1925年鲁迅先生给北师大两位学生的信中,在谈到中国神话的分期时,就是以“根柢在巫”作为分期的标志。[2] 近年来的楚文化研究、各少数民族古文化的研究,都接触到了神话与巫文化,与萨满文化的关系问题使神话研究有可能往纵深发展。

  1980年苏联学者李福清提出,西王母与冥界有关:“豹虎之外形,穴处,都说明她是一只与冥界有关系的山地怪兽”。[3] 在本次会议上,有学者从萨满教的角度剖析西王母,再次提出探讨神话与萨满教关系的重要性,这是很有意义的。另外,从会下得知,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与会年轻学者们的注意,他们打算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写一部专著。在这里我预祝他们取得好的成绩,希望他们在与世界神话学界的对话中,不仅在这个问题上、而且也在其他问题上取得中国学者的发言权。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神话的重构问题。中国汉民族的远古神话向来以零星破碎著称,本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为重构中国汉民族的远古神话(使之像希腊、罗马神话一样具有系统性)做了大量工作。有学者提出,中国神话是不可重构的,因为中国的神不像西方,来源不一,不成体系,要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必然带有很大的个人创作的成分,把古人的东西加以拼凑,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行不通的。的确,中国神话(汉民族远古神话)不同于西方,文字的多源、多义,文辞的残缺、简约,内容的荒诞,对象的不确定,又缺少宗教经典作为参照,因此,要复原(“古史辨”派之为“还原”)如初是不可能的。但是,从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来看,从神话的保存、传播、弘扬来看,神话的重构是有必要的,借助现代各种科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发生学、史学、心理学、哲学、文学……我们有可能把人类远古时代的特殊产品——神话的原来面目看得更清楚一些,使神话的重构尽可能建筑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上。神话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当代人可以努力去认识神话、理解神话,一部神话学史所记载的,就是处在不同时代的“当代人”是怎样看神话的。我们把荷马史诗和赫西奥律《神谱》中的故事称为神话,把屈原《天问》所记的称为神话,实际上这些作品都是诗人对神话的文学重构,带有那个时代的个人的色彩,只是由于他们去古未远,被后代认可罢了。

  我们认为,重构中国神话是有必要的,有意义的。但由于中国神话的实际情况,要把多民族的中国神话重构成一个体系是一件十分困难、十分艰巨的事情。无论是全景重构、局部重构、阶段重构、观念重构、形象重构,都必须持严格的科学态度。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曾经尝试过对中国神话进行历史重构、民族学重构、文学重构、哲学(观念)重构、综合重构或称原型重构等等,做了许多努力,也有不少的成果。我们主张多种重构方法,不必分高低优劣,或定于一尊。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综合性的重构为较多的学者所认同。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有学者企图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以羿神话为例,借用原型理论,为神话重构提供一种尝试,尽管其中有一些可商榷的地方,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不少论文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引人深思。例如,有学者举葫芦、鸟、虎、中国的姓为例,说明图腾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但是,是否就等于说,一切图腾都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呢?很值得讨论。有学者在分析古籍中人所共知的女神时,从哲学和文化史的高度指出中国没有爱神,婚姻之神代替了爱神,是由于中国文化心理所造成的。两性关系无法回避二元,一是行为的,二是心理的。前者导致生殖,后者产生爱情。按照中国人的观念和文化心理,体现在中国神话中的两性关系是一元的,有行为而无心理,有肉而无灵,从而形成了一个没有爱情的徒具女神形体、或只有生育功能的神的宇宙。这种看法,想必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和思考。

  第三,这次会在河南召开,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近年来中原神话的采录引起了中外学者广泛的注意。河南大学和河南的学者们为采录、研究这些尚在民间流传的活材料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为中外学者提供了珍贵而可靠的文字资料和田野作业资料。他们的成果,他们的田野作业的方法,他们的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

  记得1961年苏联学者李福清出版他的孟姜女研究专著时,曾经提出过一个理论问题:一个民间作品能有多久的生命力?这是任何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人都关心的问题,用西方的材料无法回答,而孟姜女传说却为我们揭示了,在中国,这个传说以各种形式在民间流传,历一千多年而不衰。目前发现的中原古典神话,从它产生的时代来看,自然比孟姜女传说具有更长的生命力,因此,引起外国学者的浓厚兴趣是并不奇怪的。据我所知,在世界范围内,文化高度发展的国家不必说了,有丰富神话传统的希腊、罗马、印度等,似乎未见报道有“活神话”流传。19世纪末,考古学家发现了特洛伊人的都城伊利昂遗址,在迈锡尼还发现了据说是阿伽门农的服饰、兵器,学术界认为荷马史诗所载有不少历史依据。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很多,但未见有“活神话”记载。就是非洲、美洲、澳洲等原来的土著居留地,我们从《当代的原始民族》等一些资料得知,到了20世纪中叶,这方面的材料也不多。本世纪初美国学者博厄斯在考察北美印第安地区时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只有为数不多的偏远地区(包括我国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伴随着某些原始宗教仪式,还有不多的神话在流传。因此,在并非偏远,又并非远离文明的中原地区有如此大量的古典神话“活化石”在流传,实在是一件引人注意的事情,值得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认真的探讨。

  20世纪60年代《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在四川记录的几篇有关女娲、伏羲、大禹的神话,袁珂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予以介绍,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出现了中原神话、江南神话,不少汉民族地区都有“活神话”流传的报道,外国学者认为这是当前中国神话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因此,对中原神话的进一步探讨具有全国性意义。

  河南南阳是汉画像石的故乡之一,是举世闻名的汉画像石保存地之一,是中外神话学者向往的地方。德国、苏联和日本都有专门研究汉画像石的专著。在我们的会上宣读的这方面的论文,也是饶有兴味的,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见解。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应该走在前面。

  第四,此次到会的学者中,以中青年学者居多,尤其是青年学者显示了巨大的活力和潜力,交流和对话使他们的活力和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前面我说过,青年学者眼光敏锐,思维敏捷,大胆创新,他们是我国神话学理论创新之依靠,希望之所在。重大课题的突破,学科的建设,与国际神话学界的对话,都需要我们几代人付出全部的努力!

  上面我讲了这次会议多取得的成绩,当然,无庸讳言,这次会议的论文也有不足之处,例如,在探讨中国神话的特点时,缺乏比较意识,缺乏参照物,倾向于就事论事。对中国各少数民族已经发掘出来的大量神话材料、民族学材料,研究与观照得很少,甚至在研究中国上古神话时,也没有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对世界神话(比如希腊、罗马、印度、两河流域、北欧神话)虽然有所接触,但也很不够。特别是国际学术界对世界神话研究的许多重要结论,几乎很少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样就不能从比较中,从异同中,去认识、去发掘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又例如,把中国神话放到中国文化这一大背景上来讨论,换句话说,中国神话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中国神话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关系,似乎也挖掘得不够。这些方面的课题,有待于神话研究界同行们进一步研究。

  附记:这是作者1987年11月23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国神话学会首届学术年会上发言的一部分,关于建立神话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将另行整理发表。感谢我的同事谢选骏同志为我整理了这次发言的录音稿,本文就是在录音稿的基础上加工修改而成的。

  1987年11月23日于郑州

  (原载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艺界通讯》1987年第6期,1987年12月;中国神话学会编《神话学信息》1988年第1期[总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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