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建国六十年民间文学史料之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前后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5-10 08:13:56 / 个人分类:民间文学

建国六十年民间文学史料之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前后  

 

  1949年

  7月2—19日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成立缘起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来自国统区、解放区和解放军的文学艺术家会师北平。在文代会的代表中,也包括若干民间文艺家或间或作民间文艺搜集研究的文艺家,如:西北代表团:柯仲平、周文、林山、贾芝、钟纪明、韩起祥;华东代表团:王希坚、缪文渭;东北代表团:公木、吕骥、常任侠、楚图南、钟敬文、郑振铎;南方第二代表团:赵景深。

  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代表构成中,我们得出三个印象:第一,在数量上,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显然占了绝大多数,而国统区的代表人数则较少,原因很复杂,例如许多地方还没有解放是重要原因;第二,民间文艺方面的代表人数很少,在本来就少而又少的代表中,又以西北代表团或出身于延安鲁艺的为多,而从20世纪初至文代会召开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专书来看,主要是国统区的文人和学者,很多从事民间文艺搜集和研究的重要人物,如北京的顾颉刚、常惠、魏建功、黄芝岗、朱自清、吴晓铃等,上海的徐蔚南、丁景唐等,香港的薛汕等,都不是文代会的代表;第三,文艺界的主流人士对民间文艺怀有歧视的态度和措施,尽管“五四”文化先锋们大力倡导平民文学和民间文学,这种观念并没有

  钟敬文在《我与我的时代•祖国》一文中写道:“1949年5月,在祝过‘五四’诗人节之后,我们住港的许多作家、学者,应党的邀请,乘苏联的轮船转道天津,回到祖国。来到北平后,我们立即投入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会结束时,我被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及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作家协会’)的常务理事。文代会后,不少广东文化界在京的同志,纷纷随人民解放军南下,以便在家乡解放后,即可走上工作岗位。我因为拟在北京建立民间文艺研究的机构,暂时留下,并与对此事有兴趣的同志着手商议。由于我们的请求和周扬同志的热心,经过一番筹划,终于在1950年春,建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80年代改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郭老被选为会长,老舍和我被选为副会长,并由我负责主持会务。(见钟敬文著《历史的公正》,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37页。)

  7月13日 文代会期间和之后报刊发表的民间文学文章

  全国文代会期间,山东代表王希坚在《人民日报》1949年7月13日发表《民歌民谣是群众斗争的传统武器》,同时见载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特刊》。闭幕后,一些民间文艺方面的代表和民间文学研究者相继发表文章。计有:钟敬文《请多多注意民间文艺》(《文艺报》1949年第13期)、《谈谈口头文学的搜集》(《新民报》[北平]1949年8月16、17日)、《略谈民间讽刺诗》(《光明日报》1949年12月11日);于夫《民间文艺的发展与推动》(《新民报》[北平]1949年8月22日);杨纤如《民间文艺的运用》(《新民报》[北平]1949年9月4日)。

  7—12月 《陕北民歌选》《民歌百首》等问世

  《陕北民歌选》,鲁迅文艺学院编,新华书店于1949年7月在北京再版(新华书店1948年8月初版);《民歌百首》(王希坚编)新华书店1949年9月(大连东北书店1948年12月初版)。《蒙古民歌集》(东北文协文工团辑),内蒙日报社1949年11月印行;《蒙古民歌》(陶也今记译),大众书店1949年;《工农歌谣》(苏北南通文协编),1949年。

  12月 岑家梧《中国艺术论集》《西南民族文化论丛》出版

  在《图腾艺术史》(1936)、《史前艺术史》(1938)之后,岑家梧著《中国艺术论集》于1949年由广州考古学社出版;《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于1949年12月由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在广州出版,清华印书馆承印。该论文集收入《槃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制度》、《海南汉人的戏剧研究》等文章。

  1950年

  1月 报刊文论

  《文艺报》1950年第1期发表严辰《读〈蒙古民歌集〉》(1月25日)。《光明日报》1950年1月8日发表钟敬文《民间文艺论片断》(1月8日)。

  2月 报刊文论

  《十月文艺丛刊•雪》第二辑发表邢楚均《论民间故事的调查和改进——看苏联童话电影片〈水晶鞋〉后的笔记》。

  3月 报刊文论

  《光明日报》1950年3月1日发表钟敬文《关于民间文艺的一些基本认识》。3月7日发表陈漾《劳动人民的智慧》。《湖北文艺》3月发表张向华的《谈湖北的民间文学》。

  3月29日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成立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50年3月29日在北京宣告成立。《民间文艺集刊》第1册(1950)载《本会成立经过纪要》称:“本会经过两月余的筹备,于本年3月29日举行成立大会。到会会员及来宾二百余人。大会主席周扬报告筹备经过后,郭沫若、茅盾、老舍、郑振铎相继讲话。大会通过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和《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决定总部设于首都,各地可依具体情况并遵照会章规定设立分会。最后选出正副理事长3人,理事47人。4月12日,召开第一次理事会,会上议决设立常务理事会,选出常务理事11人(正副理事长在内),并暂定各组组长人选。本会遂正式开始工作。”理事长:郭沫若,副理事长:老舍、钟敬文。(《民间文艺集刊》第1册第103页,出版:发行者新华书店1950年)

  [文献]

  周扬的开幕词:

  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召集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成立民间文艺研究会是为了接受中国过去的民间文艺遗产。民间文艺是一个广阔的富藏,它需要我们有系统的来发掘。在“五四”时期曾有些爱好民间文艺的文艺工作者,出版过不少各种的关于歌谣的刊物。在我们解放区也曾有过地方戏剧的研究,如今天优秀的歌剧作品,都是研究民间文艺的成果。但我们觉得最出色的民间艺术还没有发掘出来。今后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新文艺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

  不仅让对民间文艺有素养的文艺工作者来参加,还让那些只爱好民间文艺并非文艺工作者来参加。我们的民间文艺专家要和广大的民间文艺采集者紧密结合。

                                                                                                                              1950年3月29日

  周扬的这个讲话,过去没有发表过,第一次出现于作者生前编定、1985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周扬文集》第2卷第10页。

  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各位同志:

  今天,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主席周扬同志要我来讲几句话。我感到非常惶恐:第一,这些日来我好像是青蛙跳上了干坎,专心搞科学行政的工作,把文艺从脑子里赶了出去,叫我今天来谈文艺,实在有些生疏;第二,说实话,我过去是看不起民间文艺的,认为民间文艺是低级的、庸俗的。直到1943年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才启了蒙,了解到对群众文学、群众艺术采取轻视的态度是错误的。在这以后,渐渐重视和宝贵民间文艺,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更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不像在座的钟敬文先生是民间文艺的研究家,老舍先生是民间文艺的写作家。我什么也不是,也说不出什么。

  民间文艺包括范围很广,文学之外还有各种艺术。如果要我全面地来发表意见,是不可能的事。但如果回想一下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或是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的作品。

  最古的诗集是《诗经》,其中包括国风、大小雅、三颂(周、鲁、商)。国风是当时(春秋末,战国初)的民歌民谣,大雅小雅主要是周代的宫廷文学,周颂是周朝祭神的颂歌,鲁颂是鲁国祭祀的赞美诗,商颂是宋襄公时代的祭祀之歌,也是贵族文学。所以一部《诗经》,只有国风是来自民间的,雅、颂都是贵族文学、宫廷文学。但是比较起来,国风的价值远超过雅、颂。也就是说,民间文学的价值远超过贵族化的宗庙文学、宫廷文学。

  再说到众所周知的《楚辞》。屈原写《离骚》是采取了民间的文艺形式而又发展了的。其他有些也是民间文艺作品,经过宋玉、景差等人加工的。这证明了经过正当加工的民间文学是最有价值的,是有最长的生命的。

  两汉引以自傲的赋,实际上是一种像两扇大门一样死板的,比明请的八股还要没有价值的东西。两汉遗留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而乐府正是从民间来的诗歌。它们所达到的艺术水准,现在的诗人还达不到。

  六朝盛行骈文,但是这些东西在今天已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是民间的,尤其是在南朝流行的《子夜歌》、《读曲歌》等。这些作品都是非常佳妙的,非常动人的。

  再往下跳跃一大步吧,可以看到奇峰突起的元朝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突然的高潮。现存的元曲数量很多,大都是很有价值的。元朝的统治者是个外来民族,还不知道利用文学艺术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一般文人巴结不上,只得下求,创作以人民为对象的作品,使民间文艺开放了奇花异彩,至今仍具有很大吸引力。明请小说如《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都是承袭了民间的传统如变文、评话等创作出来的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成就。

  国风、《楚辞》、乐府、六朝的民歌、元曲、明清的小说,这些才是中国文学真正的正统。以前认为是正统的那些,事实上有许多是走入了斜道的,在今日已经毫无价值的东西。

  今天,经过了毛主席的启示,我们应当彻底改正以前蔑视民间文艺的错误观点。民间文艺是无尽的宝藏。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应当特别重视它,并且加以研究。

  我们今天成立民间文艺研究会,就是要对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民间文艺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研究的目的,我想到的有五点:

  (一)保存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加以传播。中国幅员广大,各地有各地方的色彩,收集散在各地的民间文艺再加以保存和传播,是十分必要的。我很喜欢《国风》这个“风”字,这“风”用得真是不能再恰当了。民歌就是一阵风,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忽然就像一阵风地刮了起来,又忽然像一阵风地静止了,消失了。我们现在就要组织一批捕风的人,把正在刮着的风捕来保存,加以研究和传播。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捕风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像《诗经》这样的搜集就不多。因此有许多风自生自灭,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今天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不能再让它自生自灭了。

  (二)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我们搜集了民间文艺,并不是纯粹为了当作艺术品来欣赏,甚至奉为偶像,而是要去寻找它的优点来学习。在诗歌,要学习它表现人民情感的手法语法,学习它的韵律、音节。同时,还可以借民间的东西来改造自己。民间艺术的立场是人民,对象是人民,态度是为人民服务。凡是爱人民的即爱护之,反对人民的即反对之。我们的作家应当从民间文艺中学习改正自己创作的立场和态度。

  (三)从民间文艺里接受民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文艺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且是现实生活的评价与批判。民间文艺中,或明显的、或隐晦的包含着对当时社会,尤其是政治的批评。所以今天我们研究民间文艺不单着眼在它的文学价值,还要注意其中所包含的群众的政治意见。今天我们大家都要有自我批评,更要收集群众意见。在民间文艺中就提供了不少材料。民间文艺是一面镜子,照出政治的面貌来。这个道理,并不是今天才发现的,古人也早已有此见解。据说古代统治者派遣采诗官,采集诗歌在朝廷演奏,借以明了民间疾苦。这种事是否的确有,不能确定,但至少有人有过这种想法。在音乐方面,古人也知道“审乐而知政”,从民间音乐的愉悦或抑愤中考察政治的清明或暴虐。我们不好单把民间文艺当作一种艺术来欣赏,一种文学形式来学习,还必须借民间的镜子来照照自己。

  (四)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或准官家的史料。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把手的材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

  (五)发展民间文艺。我不仅要收集、保存、研究和学习民间文艺,而且要给以改造和加工,使之发展成新民主主义的新文艺。在中国历史上长久流传的文学艺术,如《离骚》、元曲、小说等,都是利用民间文艺加工的。这对我们是个很好的启示。今天研究民间文艺最终目的是要将民间文艺加工、提高、发展,以创造新民族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

  郭沫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发表在1950年4月9日的《人民日报》和《民间文艺集刊》第1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新华书店1950年)。

  老舍《老百姓的创造力是惊人的——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假如我们能到外国的博物馆与艺术馆去参观,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部门的陈列品都是:玉器、瓷器、铜器、银器、佛像。这些都是工人做的。文人的作品不过是几张书生画与书法而已。工人的作品替中国人挣得荣誉,而文人的书画不过聊备一格。有些外国人收集并研究了中国的窗楞图案、墙纸、年画、剪纸,及地毯的花样等等,著为专著;一经发表,便对他们的工业美术起了很大的影响。创作这些图案与花样的都是无名的、民间的艺术家。他们大概多数的并没有受过教育,可是他们创作的图案是那么大雅,他们的用色施彩是那么调谐活泼,使世界上的人都赞赏钦佩。不信,请细看看我们的瓷器与地毯。我们的老百姓的创造力实在是惊人的。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写四六文,与诗词的人,他们到底有多大的贡献呢!

  就文学来说,我在少年的时候,曾经学过旧诗与古文;虽然工夫不深,可是也能照猫画虎的写出一些,并不太难。自从对日抗战以来,我就用心学习民间文艺,可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写成一篇像样的,足见不大老容易。

  在学习写作民间文艺的过程中,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我们不了解老百姓的生活。于是也就把握不到他们的感情,不明白他们如何想象。因此,说评书的就有那么些人围着听,而我们的作品不能深入民间。说评书的了解老百姓的感情、心理与想象,我们不懂。我有很多的文艺界友人,可是没见过任何一位,会写出一个足以使识字的与不识字的人听了都发笑的笑话。笑话的创造几乎是被老百姓包办了的。许多热心旧戏曲改革的朋友也因此而气闷,他们因为不了解老百姓,所以就不明白老百姓为何接受这个,而拒绝那个。哼,民间的玩意儿很够我们学习多少年的呢!

  自然,民间的东西不会都是好的。有一位法国人有一回对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过比打牙牌更软的调子,这调子连一丁点儿抵抗性也没有!”那么,我们若不下工夫去拣选,而随便的用这种靡靡之音去作宣传,岂不是劳而无功么?

  我以为收集民间文艺中的戏曲歌谣,应注重录音。街头上卖的小唱本有很多不是真本,而且错字很多。我们应当花些钱去录音,把艺人或老百姓口中的活东西记录下来。歌词是与音乐分不开的;一经录音,我们才能找到言语与音乐密切结合的关系。

  老舍的这个讲话发表于《民间文艺集刊》第1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新华书店1950年)。

  关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成立

  钟敬文回忆说:“连续开了二十天的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结束了(7.19)。与会代表纷纷离京。这时广东等省还没有解放。广东籍的代表拟随军南下。欧阳山、符罗飞等同志邀我一道走。但我因为想要组织全国性的民间文艺研究机构,就违背了他们的好意,留了下来。建立一个专门搞民间文艺工作的机构,虽然是我个人的夙愿(解放前我在广州、杭州等地都参加与创办了这类学术活动机构),但是,这时具有这种愿望的人却不只限于我一个。例如在延安曾经帮助过说书艺人韩起祥的诗人林山同志,就是很热心的一位(可惜因为工作关系,在次年这种机构成立时,他已经不在北京了)。我们这种愿望不但在学术上是有理由的,在现实上也是很有可能性的。……当时,周扬同志担任文化部的副部长,是实际管事的部长。我跟他过去没有什么交往,但我凭着自己迫切的心愿和想法,大胆向他提出了建立民间文艺专业机构的倡议(同时冯乃超、邵荃麟两同志大概从旁也帮了一把)。……我的倡议,居然很快得到了答应。周扬同志并且指派了当时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的蒋天佐同志(他是我在香港滞留时就认识的)跟我一道筹备。这样一来,我的梦想结胎了。在这年的冬天,我们开了几次筹备会,反复商量对象范围、参加人员、学会章程,以至于开会的时间、地点等。因为会议地点就在文化部(东四头条胡同),周扬同志往往也抽空参加。稍后,老舍同志从美国讲学回来后,也被邀参加了筹备工作。他曾经建议把自己的房子提供作会所,大家因考虑到这虽出于他的好意,但不应把私人住宅充作公共会所。因此,他的建议没有成事实。经过一番筹备,在次年3月,这个专门机构在北京成立了。那就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现在改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大会由周扬同志亲自主持,因为参加的人不太多,是在文化部礼堂召开的。这里有一件事,我想在此附带说明一下。在考虑学会对象时,是拟包括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在内的,因此在机关名称上采取了包含较广的‘民间文艺’,而不用狭义的‘民间文学’。大会选出的常务理事和分组名称及各组的负责人里,有郭沫若、老舍、艾青、俞平伯、赵树理等搞文学的人;分组名称,除民间文学组外,还有民间戏剧组、民间音乐组、民间美术组、民间舞蹈组及负责人欧阳予倩、吕骥、马可、胡蛮及戴爱莲等。后来感到业务范围较广,许多艺术部门又各有自己的协会,有的甚至于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所,因此,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业务,就比较限于民间文学方面了。当时,大会选出了郭沫若同志为理事长,老舍和我为副理事长。领导上并指定我为该会实际主持人。这种情况,直到1957年反右时为止。”(钟敬文《周扬和民间文艺》,《民间文学》1989年第11期;又见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呼和浩特,第332—347页。)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成立,在中国文艺史上,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无疑是一桩未可轻视的事情,尽管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充满了种种艰难与跌宕,毕竟对老百姓口传心授的文学与艺术发出了声音。所以有这个研究会的成立,客观地说,与其说是“五四”的歌谣运动的影响,毋宁说是毛泽东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影响。周扬也好,郭沫若也好,这些20世纪文艺界的重要人物,过去都是并不重视、甚至是轻视民间文艺的,大都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才出现了巨大的转变,而且由他们出来发出发掘与保护民间文艺的声音,实在是非同寻常的。

  5月 报刊文论

  《光明日报》1950年5月21日发表夏秋冬《谈民间文艺的思想性——拿〈李闯王的故事〉作例子》。《光明日报•民间文艺》5月28日发表陈毓罴《谈“女郎织女”的故事》;武汉《长江日报》5月28日发表索之《关于民间文艺》。

  6月 报刊文论

  武汉《大刚报》1950年6月10日、7月22日连续发表署名丁小迪的文章《民间文学中的伦理观》和《民间文学的艺术》。上海《文汇报》6月24日发表缚高《关于民间文艺》;《民主报》6月11日发表麦丘曙《为什么要研究和学习民间文艺?》;7月16、7月23日发表楚畹《对民间文艺研究的几点意见》。

  8月1日 《民间文艺新论集》在北京出版

  钟敬文编的《民间文艺新论集》一书1950年8月由中外出版社在北京出版。是全国解放后出版的一种重要的民间文艺论文选集。该选集一共选了22篇文章。编者的《付印题记》说:第一部分,大都是泛论一般民间文学的性质、意义或价值的。第二部分,专论民间文艺的某一类的。第三部分,前三篇是研究伟大的革命家、诗人、作家和民间文艺的关系的,末一篇是现在一位新诗人学习民间文艺的自白。第四部分,主要是介绍某种民间文艺(吆号子、唱道情)的,附了一篇老解放区的著名民间艺人的记述。

  中外出版社如今已不复存在。原址是:北京西长安街甲23号。

  8月 报刊文论

  天津《大公报》1950年8月10日发表李希凡《原始宗教神话不产生于空想》。《光明日报》8月20日发表钟敬文《〈民间文艺新论集〉付印题记》。8月25日在西安出版的《艺术生活》创刊号发表钟纪明《向民间文艺学习些什么?》。钟纪明(1906—1970),笔名野火、白山,汉族,湖北汉口人。中共党员。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延安大众读物社、边区《群众报》编辑,陕甘宁边区文协理事、秘书,陇东文艺工作组副组长,陇东、合水二区游击队指导员中共区委副书记,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队支书、教育科长。时任西北艺术学院教育长。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的著作有:《向民间文艺学习》,(西安) 西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1950年。

  8月 钟敬文《民间文艺新论集》出版

  钟敬文编《民间文艺新论集》一书于1950年8月由中外出版社在北京出版。目录如下:苏联•高尔基《原始文学的意义》(曹葆华译)、苏联•维诺格拉多夫《口头文学的基本形式》(以群译)、钟敬文《对于民间文艺一些基本的认识》、柯仲平《论中国民歌》、冼星海《从音乐观点上来看民歌》、何其芳《谈民间文学》、王希坚《表现被压迫阶级意识的民间故事》、苏联•玛卡洛娃《斯大林论民俗学》(郑效洵译)、苏联•阿沙朵夫斯基《普希金与民间传说》、苏联•皮克萨诺夫《高尔基与民间文学》(林陵、水夫译)、陕甘宁边区文教会艺术组《吆号子》、杨纤如《道情书》、林山《盲艺人韩起祥》、何其芳《从搜集到写定》、李束为《民间故事的搜集与整理》、王亚平《民间歌曲的收集与研究》、钟敬文《谈谈口头文学的搜集》、闻一多《〈西南采风录〉序》、曹靖华《〈魔戒指〉序》、周立波《〈民间故事〉小引》、编后记。

  9月 《民间文艺集刊》(不定期)第1册出刊

  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的《民间文艺集刊》(不定期刊)第1册于1950年9月出刊。第1册的目录: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老舍《老百姓的创造力是惊人的》、钟敬文《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此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于1951年8月出版单行本)、安波《谈蒙古民歌》、胡蛮《论民间美术的风格》、游国恩《论〈孔雀东南飞〉的思想性及其他》、俞平伯《民间的词》、王亚平《民间艺术中的梁山伯和祝英台》、贾芝《老苏区的民歌》、李敷仁《谈谚语》、布洛茨基《普希金与民间文艺》(高骏千译)、马可《谈谈采录少数民族音乐》(通信)、李松涛《关于广东的民间文艺》(通信)、贾芝辑《民歌选》、严辰辑《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民歌》、《传说、民间故事钞》、《北京谚语录》、陈志农的剪纸、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纪要及其他文件。

  9月26日 何其芳《陕北民歌选·重印琐记

  何其芳为重印《陕北民歌选》写《重印琐记》。全文如下:

  1945年2月,延安鲁迅文艺学院成立了一个文艺运动资料室,学校方面要我负责,先后参加工作的有张松如、程钧昌、毛星、雷汀、韩书田等同志。这个资料室的具体工作之一就是把鲁艺的同志们在陕北收集到的民间文学材料加以整理,编为选集。由于民歌材料最多,我们就先从民歌着手。这时张松如同志和我又在鲁艺文学系共同担任民间文学一课,民歌部分由我讲,所以我一边整理陕北民歌,一边找了一些别的地方的民歌集子和登载民歌的刊物来同时研究。过了六七个月,《陕北民歌选》大体编定。除张松如同志和我经常做着这个工作而外,程钧昌、毛星同志在编选方面也参加了一些意见,而有关注释的调查则雷汀、韩书田同志处理最多。剩下的工作就是为这个选集写一篇序文了。但这篇序文我才起草了一半,日本就投降了,张松如同志去东北,我接着也去重庆。记得那一个晚上我已经睡了,鲁艺的负责同志打电话通知我被调到重庆工作,并且天一亮就要搭汽车动身。我匆忙地料理了一些事情,并把《陕北民歌选》编定稿交程钧昌同志,嘱托他在有机会出版时由他写一篇编选例言,不必等我的序文。最后靠着行装想假寐一会,而天已发白。到重庆后,一直再没有时间研究民歌,只曾为一个报纸副刊写过两篇有关民间文学的小文章。1947年2月,蒋匪特务军警半夜包围了我们所住的曾家岩50号,并大肆抢劫。不但衣物,连我抗战初期在前方所记的材料、日记和其他读书笔记都被拿去。但大部分手抄的民歌材料因为是用的质量很坏的土纸,未被注意,尚得幸存。撤退回解放区后,10月到晋察冀边区,才知道《陕北民歌选》已由程钧昌交前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而程钧昌本人却已逝世。以后这个选集又由别的一些书店翻印过。张松如同志曾来信指出里面有许多错字和其他缺点。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后,因为要出丛书,又多次催促我校订重印。我却苦于无暇及此,仍迟迟未着手。直到最近,才花了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把这本书校阅了一遍,作了一些字句上的校勘和注释上的增改,各辑先后也略加变动,并为这个重印本写了一篇代序。虽说也临时看了一些过去没有看过的民歌材料,代序中的主要论点却都是在延安时研究的结果,就是说仍然是相当简陋的。至于字句上的校勘和注释上的增改,除了根据张松如同志的意见和我所保存的一份草稿而外,又曾请在陕西生长的柳青同志、李微含同志就原书校看过一遍,并最后向马列学院的陕北同志高朗山、李之钦、王朗超、王琼作过口头调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贾芝同志为这本书的教正重印也花了一些时间,有些疑难的地方,曾代为调查。附录的曲调则是马可同志代校的。

  我记下的这些事情,一是因为许多同志为这本书费去了不可追悔的光阴,我应该在程钧昌过去所拟的“凡例”之外作一些补充说明;再则是有感于要认真做一件事情之不容易。以前有人讲过认真从事翻译工作之难,说“一名之立,旬月踯躅”。回忆我们过去对于陕北民歌的词句的写定,每篇的去取,编辑的体例以及注释的工作,也是经过反复的考虑或再三的调查的。但这次校阅,仍发现有许多不妥之处。我们几个参加编选的人都非生长在陕北,这增加了工作中的困难。我解决这种困难的办法主要是依靠多次的向陕北同志作调查。我认为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和利用民间文学的题材来写作是两回事情,不能混同的。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应该努力保存它的本来面目,绝不可根据我们的主观臆测来妄加修改。虽然口头文学并不是很固定的,各地流传常有些改变,但那种口头修改总是仍然保持民间文学的面貌和特点,而我们根据主观臆测或甚至狭隘观点来任意改动,却一定会有损于它们的本来面目,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是很不利的。因为现在有的同志有些分不清整理和改作的区别,我就在这里说明以下我的看法和作法。这次的重印本虽说又经过了再三的调查和斟酌,缺点是一定还有的。这就只有期待着热心的读者的指正了。

  第一次印时,本书曾署“鲁迅文艺学院编”。由于延安鲁艺早不存在,这次重印,征得前延安鲁艺负责人周扬同志同意,改由我和张松如同志两人著名。

                                                                                                                        何其芳 1950年9月26日夜

  何其芳此文,选自何其芳、张松如选辑《陕北民歌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民间文学丛书”),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8月新1版。

  9月30日 《文艺报》发表顾工评《望夫云》文章

  1950年9月3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8期发表顾工评公刘长诗《望夫云》的文章《一首吸收了民歌乳汁的长诗》。

  10月 《民间文学丛书》开局

  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持的《民间文学丛书》的第一种《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1951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出版。此书以萧三1947年收集的关于毛泽东主席、共产党、人民解放军、解放区的歌谣为基础,贾芝等选编人员又增选了1947年以后的歌谣,遴选综合成书。

  10月 朱德普在《西南文艺》发表《阿诗(丝)玛》片段

  朱德普整理的《美丽的阿丝玛——云南圭山撒尼族传说叙事诗》发表于《西南文艺》1950年第10期。标明“整理”,但没有说明和附录,显系以纯粹的文学读物面世。

  11月1日 《人民文学》发表何其芳《论民歌》和严辰《试谈民歌的表现手法》

  《人民文学》(月刊)第3卷第1期(1950年11月)发表何其芳的长篇论文《论民歌》和严辰的论文《试谈民歌的表现手法》。何其芳曾任延安鲁迅文艺学院文学系主任,主持了陕北民歌的搜集和编选,《论民歌》一文是作者研究民间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被作者选为他和张松如所编《陕北民歌选》(1952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版)的代序。严辰(厂民)也是延安来的诗人,搜集并编选出版了《信天游选》,解放初期写作和发表了一系列民歌研究文章,《试谈民歌的表现手法》是其一。

  11月 《南北方民谣选》等在上海问世

  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从事民间文学搜集研究工作、1947年组织“中国民歌社”并编写出版《怎样搜集民歌》的丁英(丁景唐)和林冬白编选的《南北方民谣选》(第一、二集),于1950年11月,由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在上海出版发行。(材料来源:丁景唐《犹恋风流纸墨香•附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编《报刊中民间文学论文目录索引》[1949—1956])朱绛编《新山歌》由(上海)北新书局于1950年出版。

  11月25日 杨放整理《阿诗(丝)玛》发表

  杨放整理的《圭山撒尼族的叙事诗〈阿丝玛〉》发表于《新华月报》1950年第3卷第1期(1950年11月25日出版,北京)。整理者在诗前写道:“‘阿丝玛’(原名可怜的阿丝玛)是活在撒尼人民口头上的一篇劳动人民的史诗,它闪耀着人民的光辉四射的智慧,是一棵还埋藏在人民地层里的五彩斑斓的大宝石。而这仅仅是露出地面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可以预想到那整体的辉煌和壮丽了。我们应该把它整个地挖掘出来,洗去芜秽和泥沙,让它的光辉照亮我们新民族诗歌的殿堂。我们拙劣的译笔,损坏了它,希望能有卓越的诗人来完成这一艰巨的工程,遮去我们的败笔。” 整理者在诗末附录了《阿诗玛》主题歌,并附言:“《阿诗玛》的全部诗都是用下面这个曲调来歌唱的,这曲调和《阿诗玛》本来不应该分割开来,而现在,我们只能把它附在这里,作为一点有关这叙事诗的材料提供给朋友们,这可能是有用处的。因为一经译成汉文后,它就丧失了原来的格律和音乐性了,这样一来,只好让音乐和诗分了家。”整理者这段话,表现了严格的科学意识。此本应为《阿诗玛》第一个搜集整理本。此整理本发表半个多世纪后,到21世纪初,收入赵德光主编《阿诗玛文献汇编》第1-8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1月。

  12月1日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出版

  袁珂著《中国古代神话》于1950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作者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把我国古代神话进行梳理和连缀,使之系统化,即不失科学性,又兼顾可读性。这本规模不大的书,适应了读者对中国神话求知的需要,到1955年底已印行了六版,印数多达4万多册。几年后,书评界对这本书有所争议,并自1956年起在《光明日报》和《文艺报》等报刊上陆续出现了几篇批判和商榷的文章。作者于1956年进行了改写,篇幅加大了四倍,并因商务与中华两出版机构的分工调整,新版自1957年7月起改由中华书局继续出版。随着中国学界思潮的变迁,这部书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之神话研究领域里的基础性著作,也被翻译成多种外国语言文字。

(此史料选录自拙稿《中国民间文学60年年谱》)


TAG: 民间文学 六十年史料

 

评分:0

我来说两句

显示全部

:loveliness: :handshake :victory: :funk: :time: :kiss: :call: :hug: :lol :'( :Q :L ;P :$ :P :o :@ :D :( :)

Open Tool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