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张永华】刘锡诚先生民间文艺观研究【2】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9-09-16 13:39:01 / 个人分类:民间文学

刘锡诚民间文艺学观研究(2)

张永华


(二)作为概念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

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有它自己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有其发展的历史规律。及时回首总结学科发展历史,有助于积累优良学术传统,发扬学术成绩,同时,还有利于发现和摒除缺点与不足,及时吸收教训,避免走学术弯路。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也是民间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刘锡诚系统总结中国20世纪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也是加强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实践。刘锡诚首先提出并实证了“20世纪民间文艺学”这一学术概念,为编写整个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史提供了基本前提。刘锡诚还梳理了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思潮和学术流派,并科学划分了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阶段,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再次填补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空白。

我国学术界传统上习惯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起点定位“五四”时期,具体指“19182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的成立,当时刘复、沈尹默、周作人等在校刊《北大日刊》上刊登近代歌谣[footnoteRef:50]”。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认识的不断提升,学术界呼吁重写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逐步得到认可,受此启发,刘锡诚先生设想了“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概念,并通过实证的方法证实,“蒋观云于1903年发表在《新民丛报•谈丛》第36号上的论文《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最早的论文[footnoteRef:51]”,因此,刘锡诚认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史的发端应从“五四”时期推至1903年,这一观点也为他提出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概念的成立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也为其系统总结中国20世纪民间文艺学学术史奠定了基础。

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在其某一历史的发展时期,必定会形成一定的思潮和流派。20世纪的中国国情纷繁复杂,亘古未有,在民间文艺学中必定反映出不同的思潮和流派。刘锡诚总结中国20世纪民间文艺学学术史,就是从各种思潮和流派的消长及原因来进行分析研究的,为我们展现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各个阶段研究的基本特点。在梳理和认定整个20世纪的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学派或流派时,刘锡诚遵循了四个方面的原则: “一,学派或流派是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产物,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必然催生学派或流派的出现;二,不论是否自觉,大凡学派或流派必然拥有一个基本学者队伍,这个队伍阵容一般是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的;三,大凡称得上学派或流派的学者群体,大体会有他们共同的纲领或共同的学术理念;四,大凡称得上学派或流派,肯定有其代表性著作”[footnoteRef:52]

根据这些原则,刘锡诚坚持,从上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民间文艺学中存在着两种思潮:“一种是以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观为引导和宗旨的文学研究和价值评判体系;一种是以西方人类学派的价值观和学术理念为引导和评价体系的民俗研究”[footnoteRef:53]。两种思潮不是前后出现和前后发展的,而是几乎同时存在与整个百年中国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中,且互相影响,互相抵抗而又互相促进。以这两种思潮为基础,刘锡诚认为在前50年存在了至少7中流派,分别为:“一是断断续续持续时间最久的民俗学派;二是以乡土研究为特点的歌谣研究会;三是以沈雁冰、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派;四是以顾颉刚、杨宽、童书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神话学;五是以凌纯声、芮逸夫、吴泽霖等为代表的社会—民族学派;六是以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派;七是以何其芳、周文、吕骥、柯仲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等流派”[footnoteRef:54]。刘锡诚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治环境的影响下,“延安学派”在“十七年”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新时期”开始时,“民俗学派”逐渐流行,却再也未能重振起来。

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刘锡诚引录了大量的珍贵的民间文学资料,很多材料不易被查到,还有一些是首次公开出版,为今后中国民间文艺学史研究,甚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财富。该书中这些珍贵的民间文学史料主要来源于以下方面:“一是从私人藏书中翻阅所得,而这些史料已无或者很少有机会公开出版;二是在学术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期刊上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倡议书;三是在港台等地发表行过的、目前大陆尚未刊出过的一些史料等,这些史料如果不借此机会,恐怕很难再有机会公开出版,更不能为后来者所见”[footnoteRef:55],刘锡诚先生不厌其烦,耐心梳理,一一转录于此,一方面,可见刘锡诚先生对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执着精神,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刘锡诚先生对后学者加强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寄予的厚望和良苦用心。

刘锡诚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一经出版,便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和轰动,研究者们纷纷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高有鹏说:“从清理学术史的意义上讲,这是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福音。这部作品给人最深的感受有两点,一是史料的详实完备;二是史识的卓见”[footnoteRef:56];叶涛说:“虽为一家之言,但其学术价值至今无人超越”[footnoteRef:57],吕微认为该作填补了一项学术上的空白。

叶涛曾曾经评论,刘锡诚编写《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属于当代人评述当代事”[footnoteRef:58],刘锡诚先生的学术历程,正是我国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历程,他是新时期民间文学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正是因为这种与时代契合的特殊经历,也给刘锡诚先生梳理这一阶段的学术史提供了历史机遇,他以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身份参与其中,有跳出其外,他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所以他能够掌握第一手丰富的材料,他自己也是一部文学史的珍贵素材。同时,加上刘锡诚先生从事新闻编辑和文学评论的经历,刘先生梳理总结学术发展史就是顺理成章了。刘先生为民间文艺学的发展贡献了一生的精力,他本人也可谓一部我国民间文艺学发展史。

(三)民间文学学科整体建设

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问题,是几代民间文艺学人高度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民间文艺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人钟敬文先生曾结合国内外学科发展趋势,对我国民间文艺学的学科整体建构做过设想,钟敬文认为,中国民间文艺学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从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民间文艺学是理论民间文艺学、历史民间文艺学和应用民间文艺学三部分构成。三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成为一个学科的整体”[footnoteRef:59]

刘锡诚非常重视民间文艺学的学科问题,在长期的研究和探索中,在民间文学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方面,刘锡诚认为不能仅仅从民间文学内部研究,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作家文学甚至与文化发展、社会环境、地理自然条件等多方面的关系,提出用整体研究的方法研究民间文学。刘锡诚还明确指出,中国民间文艺学理论和方法论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存在差异是客观实际,更能凸显民间文艺学的中国特色。在19855月召开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上,刘锡诚就我国民间文学理论的建设问题做了发言,表现了刘锡诚建设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坚定决心,会上刘锡诚讲到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需要从整体着手制定长远规划,他说“它将是我国民间文学事业各项工作经验的综合、升华和概括”[footnoteRef:60]。在会上,刘锡诚就如何构建中国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一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正确认识中国民间文学的实际情况就,即中华民族56个民族的绚丽多彩的民间文学共同组成中国民间文学。二是提出总结“五四”以来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经验教训;三是倡导开展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四是要组织力量系统地整理、钩沉、编纂、研究中国古典民间文学文论;五是积极卡主对外国民间文学论著的翻译出版和评价工作;六是开展民间文艺学资料编纂和出版;七是倡导更多的人进行民间文学专题研究”[footnoteRef:61]。从刘锡诚先生以上七条发展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出刘锡诚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全面细致的治学态度。今天我们反观刘锡诚先生当年的建议,感叹他对我国民间文艺学发展定位之准确,方向之明确,措施之正确。

刘锡诚认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当代使命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而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就是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民间文学看成一定时代产生并流传的、适应一定时代的民间口头文学。刘锡诚认为首先应该保障民间文学的学科地位,其次要在资料积累、传统继承、学理研究和方法择善等方面进行提升,另外还要调查采录当代“活态”的民间文学,整理研究古代民间文学中的宝贵资料等。

四、民间文学的当代价值论

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之中,对民间文学的认识始终不够全面,民间文学在传统文学史中也难以保证应有的地位。现代以来,我国民间文学的认识水平有所改善,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依然存在较多问题,将民间文学视为封建迷信,甚至拿“精华和糟粕”论民间文学的现象时有发生。刘锡诚说,即使在一些文学理论的著作中,“也只是讨论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使用价值和教育价值等,其实是说民间文学为其他科学研究提供研究资料[footnoteRef:62]”。这种认识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民间文学的价值,是对民间文学认识不充分、不全面、不科学的表现。对此,刘锡诚说:“通过深入的研究讨论,正确恰当地认识或阐释民间文学的价值,成为当前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件重要而紧迫的事情。因为阐释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民间文学的文化地位和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地位的确立”[footnoteRef:63]

刘锡诚认为民间文学的价值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一是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集中载体;二是民间文学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是民族的“根”文化和“根”文学;三是民间文学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footnoteRef:64],因此,正确认识和对待民间文学,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民间文艺学的使命,也是展现民间文学价值的必然要求。

(一)民间文学是民族精神的载体

民间文学是广大底层劳动人民的艺术创作,直接反映了底层劳动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表达了底层劳动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渴望。刘锡诚说:“无论在大自然面前,抑或在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方面,还是在抵御外辱的反侵略、反奴役战争方面,自强不息是一个民族的最宝贵的民族精神,一个秉持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民族是永远不会言败的”[footnoteRef:65]。因此采集和研究民间文学,对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意义深远。刘锡诚还总结说:“一个忘掉了或失掉了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学的民族,实在是可悲的”[footnoteRef:66]。对此,刘锡诚曾通过引用恩格斯在论爱尔兰民间歌谣的一篇文章来说明这一观点。恩格斯认为,在那个历史时期,爱尔兰民族虽然被其他民族所奴役,但爱尔兰充满深沉忧郁的民歌给了爱尔兰人民以力量,体现了爱尔兰民族敢于抗争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这就是民歌的力量,是民间文学的力量。恩格斯说爱尔兰民歌是“他们给自己被奴役然而未被征服的人民留下的最优秀的遗产”[footnoteRef:67]

在我国民间文化中,民间文学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勤劳智慧、勇敢担当、亲邻友善、尊老爱幼、同情弱者等价值观。如“三皇五帝”的传说,虽是关于远古和上古时代帝王人物的传说,但人物的象征意义影响深远,其中关于尧舜禹的传说有“禅让制”和大禹治水,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反映了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和勇于奉献的精神;《愚公移山》的故事反映了中华民族敢为人先、坚韧不拔、持之以恒和生生不息的精神,激励了一代代中华儿女为民族事不懈奋斗;在20世纪百年期间,我们先后发现了一些珍贵的民间叙事长诗和神话史诗,如我国的三大史诗: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这些口头流传下来的史诗不仅记录了民族迁徙或抗争的悲壮历史,更是积累了这些民族艰苦卓绝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近代史上,尤其是在八年抗战时期,失去家园的同胞所创作的包含血泪和抗争的歌谣,表现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屈和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这些神话传说和史诗歌谣共同积累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爱尔兰民族的歌谣一样,说明了民间文学承载了民族精神。

民间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会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不断变化,另一方面有存在一些列相对稳定性的因素,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善恶美丑的是非观和道德观等,逐渐形成民族心理,反映在民间文学的内容上,形成了民间文学的固定的情节要素,成为民间文学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和不同民族中传承传播的文化主题,如颂扬民族始祖和创世英雄的丰功伟绩,赞扬劳动群众的朴实善良,宣扬勤劳致富和勤俭持家的幸福观等,成为民间文学经世不衰的话题,民间文学的这种相对稳定性,也使民间文学在传承和弘扬我国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传播和我国经济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收到了前未所有的挑战,民间文学作为较为活跃的文化因素,在积极传承和传播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民间文学的认同性

在历史上,因民间文学在本质上主要是广大底层劳动者的口头语言表达,是不掌握书面语言的农民的艺术表达,反映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判断。他们被认为是愚昧的、落后的,有些人把它简单地定性为是封建文化的遗产,不是现代的文化,更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是旧时代的东西,因此,他们判定民间文学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更不能把它当成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应当被摒弃。这种观点机械地贬低了民间文学的地位,影响了民间文学的正常发展。新时期以后,刘锡诚依然忧虑学术界对民间文学文化属性的质疑,他曾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时代,民间文学的文化属性问题、民间文学的内容是否有继承性的问题,仍然或隐或现地存在一些自命为意识形态专家和领导者的头脑中”[footnoteRef:68]。刘锡诚还批评有些专家学者把民间文学定性为为封建迷信,动辄用“精华与糟粕”的观点来随意判定民间文学。

刘锡诚反对将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对立起来,民间文学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和文化遗产,是确认各民族文化特性的重要手段,民间文学承载和传播的一些价值观具有认同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都会得到传播和提倡,如中国民间文学中反映的忠孝节义、诚实厚道、同情弱者等等依然是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刘锡诚认为,“这些具有超越时代的特点、具有普遍的意义的常被称为道德化的价值观,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footnoteRef:69],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民间文学既是历史的文化遗产,又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邢莉曾评论说,“刘锡诚对学术界将民间文学划归‘小传统’,将其视为与现代文化相对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footnoteRef:70],刘锡诚认为“大传统”和“小传统”[footnoteRef:71]的二元结构文化分析理念有失偏颇,民间文学作为世代被创作、传承和积累的文化传统不应被边缘化,而应该被承认是国学的一部分,并给予一定的文化地位和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历史以来,我国各民族传承至今的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大多反映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勤劳智慧、勇敢担当、亲邻友善、尊老爱幼、同情弱者等价值观。这些道德认同在当今时代依然被认同和提倡,反映这些价值观的民间文学之所以还在广泛传播和传承,恰恰证明了符合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当今时代文化中大力倡导的基本内容。这也是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存在的合理性,即这些民间文学所承载的价值观的广泛认可性。因此,刘锡诚认为,“凡是流传到今天的,到现在还被广大底层老百姓普遍接受的,还在口头上传承的民间文学,就是当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footnoteRef:72]。在此基础上,刘锡诚提出了民间文学是现代学的观点,他认为现在还在广泛传播和传承的民间文学,不是遗产,而是时代文化的一部分。根据这一观点,在当今时代,承认民间文学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属于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才能正确研究和发展民间文学,才能顺利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三)非遗时代民间文学的使命

刘锡诚认为,当前民间文学研究已经进入“非遗时代”或者“后非遗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渐成为民间文学的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这一时代民间文学要更加注重对存在当下的“活态”的民间文学进行采集和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公开使用“是在200310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我国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是2004828日全国人大常委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footnoteRef:73]。在引入之前,我国使用的是“民间文化”或“民族民间文化”这一术语,“主要用来指各种神话、史诗、音乐、舞蹈、戏曲、曲艺、皮影、剪纸、雕刻、刺绣、印染等艺术和技艺,此外还包括各种礼仪、节日、体育活动等”[footnoteRef:74],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词后,对该词的概念进行了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footnoteRef:75]。刘锡诚首先从内涵上对我国学术界惯用的“民间文化”与引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对比研究,他认为二者在内涵上不能完全等同,民族民间文化注重强调创作主体的人民性和传承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无法突出民间文化的这一特性。

另外,刘锡诚还批评了我国学术中惯用的“民间文化”在文化视角中过于狭窄,“传统中我们过于强调民间文化的意识形态特征,过于强调民间文化的艺术性、审美性和娱乐性”[footnoteRef:76],而忽略了由社会获得的和社会遗传的行为模式构成的民间文化因素,认为只有音乐、舞蹈、曲艺等的表现形式才是民间文化,遗漏了社会实践、礼仪戏剧、美术、、节庆活动,民众关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等,这恰恰是我们在非遗保护不得不面对的事物。刘锡诚的这一观点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选择指引了方向。

刘锡诚还指出了目前我国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他说,目前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行动,其理论准备严重不足”[footnoteRef:77],主要是由于受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目前我们还不能做到全面科学地认识一些民间文化现象,简单地、机械地认识和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还经常发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在,甚至学术讨论中,比如将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定性为封建残余,甚至简单地定性为封建迷信现象,这些都不利于我们客观地全面地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之根,它本身就包含着存在的合理性,我们不能够简单机械地去认识和评价非物质遗产。

中华传统民间文化是中华文化之基,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生生不息、凝聚不散和不断前进的最重要的根脉。中华传统民间文化又是在中华民族不断前进中创造、吸收、扬弃、积累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步伐飞速前进,广大农村中世世代代传承的包括“非物质遗产”在内的民间传统文化、乡土文化,遭遇了巨大的冲击,在许多地方和领域出现了严重的衰微趋势甚至濒临灭绝的趋势。“当前,忽视民族文化根源的行为大有存在,如何应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强烈诉求,成为我们亟须思考的问题。文化发展需要多元,我们必须正视民族传统与民族利益存在的现实合理性”[footnoteRef:78]

刘锡诚指出,在“非遗时代”我们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保护主要是靠“政府主导”,在近十年的实践中,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有些问题也必须及时反思,如我们缺乏运用科学的方法调查和采录的活态的21世纪前十年民间文学的记录资料,这十年恰恰是社会转型和发展速度最快的十年,期间的民间文学也必然会出现较大的变化,我们却没有及时跟踪记录。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过度市场化、商业化和产业化现象,看似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动和发展,但实际却带来了许多问题。刘锡诚倡议,在“后非遗时代”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也许要从现在的政府主导型转变为学者主导型,加强学者介入的程度”[footnoteRef:79]。刘锡诚及时冷静地从学术层面反观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理论建设》等一系列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发展方向,提升了“非遗”保护的学术层次。近年来,刘锡诚先生积极投身于中国民间艺术研究会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身体力行地指导和推动一些民间文化遗产抢救项目的实施。

结 语

刘锡诚的学术之路曲折丰富,其民间文艺思想全面深刻且影响深远。刘锡诚的民间文艺之路又似乎是先天注定,他出身农家,与民间文学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正如他本人所描述的:“对土地的依恋和乡愁的记忆在我的身上显示出浓浓的乡土情怀和传统文化基因”[footnoteRef:80]

刘锡诚坚持了民间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表达了广大底层劳动人民的世界观和道德观,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底层劳动人民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如果将民间文学看做是社会生活本身,则忽视了民间文学的意识形态特征。同时,刘锡诚认为民间文学不能和作家文学等同,他继承了胡适的“双重的文学”观,认为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是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两种文学表达方式。因为坚守了民间文学作为文学的本质特征,刘锡诚认为民间文学应该被划归到人文学科中,而不是划属到社会学科,他呼吁应保障民间文学的学科地位,并积极向有关部门建言,得到了学术界的呼应和支持。在民间文学研究方法上,刘锡诚提倡整体研究和实证的方法,强调把民间文学作品放到它的原生环境中进行整体研究,在具体研究中,刘锡诚非常注重实证精神,尤其是在民间文艺学发展史的研究方面,刘锡诚用实证方法说明“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作为概念”的合理性,也为其开展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学术史写作奠定了基础,他对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史的梳理、总结,不仅为我国民间文艺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民间文学史料,更是填补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空白。刘锡诚认为民间文学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民间文学承载着民族精神,具有认同价值,在当代民间文学依然发挥着弘扬民族精神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当前民间文学研究已进入“非遗时代”,民间文学要抓住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机遇,要加强对存在当下的“活态”的民间文学进行采集和研究。

我们认为民间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更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与意识形态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相关,应加强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首先要优化学科设置,将民间文学划归文学学科体系;其次要加强民间文学教材编辑和出版;第三要加强民间文学相关课题研究;最后要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民间文学资料采集、保护和共享工作。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百年民间文学发展历程已尘封为史,刘锡诚先生对民间文艺学发展孜孜以求的执着精神,将永远激励后辈学人不断前进。


TAG: 刘锡诚 民间文艺观 学科建设

一笑堂 引用 删除 宁锐   /   2019-09-18 03:50:53
刘锡诚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民间文艺家、文学评论家,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师从北京大学曹靖华先生。在曹靖华教授的引导下,刘锡诚选择了民间文学研究之路。
刘锡诚一直默默坚守民间文学研究阵地,一生致力于民间文艺学、文学评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艺术人类学、原始艺术等诸多领域的研究,且几乎每个领域都有骄人的成果。
刘锡诚锐意开拓,严谨治学,为人宽厚、德高望重、奖掖后学,视野宽广,堪为学界榜样。至今,他虽然已经是83岁高龄了的耄耋老人了,却依然奇迹般地奋斗在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前线上,作为民间文学学科当之无愧的领导者和引路人,激励和鼓舞着后学人奋发图强。
刘锡诚的学术之路曲折丰富,其民间文艺思想全面深刻且影响深远。刘锡诚先生对民间文艺学发展孜孜以求的执着精神,将永远激励后辈学人不断前进。(张永华《刘锡诚民间文艺学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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