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把昆明当故乡——抗战时期书著中的昆明印象

同把昆明当故乡

——抗战时期书著中的昆明印象

    故乡家国之情，是中华民族最浓烈的情感之一。晋朝时期，吴郡（治今江苏苏州）才子张翰，为官京城洛阳，秋风中想起家乡的菰菜、莼羹、鲈鱼脍，长叹一声：“人生贵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竟辞官而归乡，留下了一个最富有文化含义、思乡情感的典故——莼鲈之思。如果时当乱世，流离在外，这种故乡家国之情会更加浓烈，即使身处锦绣繁华之地，也难免像东汉王粲那样，发出“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慨叹。不过，抗战时期，当大批南北方的军政、科研、学校为战火所迫西迁，留居昆明后，这里的一切，既让无数人的故乡家国之思，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安慰，也在这里创造了无数历史新创举。

景致依稀北京城

    1937年11月1日，被抗战的烽火逼到长沙，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长沙危急。长沙临时大学奉教育部之命，西迁昆明。
　　1938年春，来自江苏镇江、就读清华大学生物系的姚荷生，随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的300名师生，徒步到达昆明。姚荷生“性好动，喜浪游”，就读京城期间，“京畿名胜，故宫名胜，均曾足历而目经”，并且“北登长城，望塞外之风烟；西游秦中，寻丰镐之遗型”。他一到昆明，不仅喜欢上了这个“气候温煦，花木繁丽”的边疆省城，而且发现走在这里的街道上，仿佛回到了京城北平。
　　昆明城作为地方经济政治中心的历史，应该说始于南诏效学唐王朝两京制，在以羊苴咩城（今大理）为首府的同时，于765年建拓东城（今昆明）为“东京”。不过，姚荷生所感受的昆明城，其格局则始于明朝洪武年间。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平定云南后，留镇云南的沐英主持，在昆明以全新格局建置省会城池。这次昆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建工程，据说由精通地理风水的堪舆家汪堪海负责。经过他一番审山龙，察地脉，别阴阳，定子午，就高下而奠基础，取形胜而立范围，历时8年，于蛇山之麓把省会建为龟形城池，呈龟蛇相交之势，以造福滇人。在工程行将结束时，特制一石，上书“五百年前后，云南胜江南”，深埋于地。此时，距离明成祖朱棣移都燕京，刷新北京城的历史，还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
　　到了清华学子姚荷生走在昆明城中的时候，500年已经过去。这位生长江南、游学于京城的青年，没有注意这座边城是否已经胜过江南，却刻意把昆明与京城北平作了一番对比。在刚到昆明，就“秋去叶榆，访南诏之遗迹，登鸡足，追霞客之游踪”，随后参加云南省府调查普思边地，最终写成的《水摆夷风土记》一书中，姚荷生以“离别了美丽的山城——昆明”为题，记下了他的欣喜感受：
　　“昆明——这美丽的山城，实在值得人留恋，尤其是久住过北平和怀念着北平的人们。她那巍峨奇丽的近日楼和楼前一条整齐而繁华的街道，简直是正阳门的缩影，她那双重城门的大西门和两道门之间的警察分驻所，还不够像西直门吗?有时到圆通公园去溜一个弯儿，看到那一泓清水和几座金碧辉煌的亭子，自然会想起北海公园来，虽然他们的大小迥不相侔，但这座公园确实含有北海的精神。……何况西门外，同样地有清秀挺拔的西山，烟波浩淼的昆明湖。”
　　这一番完全从形制上的比较，已经让姚荷生得出“整个的昆明城，就是北平的模型”的结论，再加之又发现，“就昆明的天气说，也多少和北平仿佛，虽然在昆明寒暑的变化没有北平那样剧烈。在冬春两季，都同样有清碧万里的天空，非常干燥的空气，时时刮着虎虎的大风，扬起了漫天的尘土，年轻的姑娘们，都披着一方鲜艳的轻纱，迎风姗姗地走着，这就是舒新城君描写过的故都的‘飞霞妆’。”因而，姚荷生也就由衷地发出“会觉得又回到你那眷恋的北国”的依依感叹。

胜似江南“春之都”

　　就在姚荷生发现昆明从城市布局到气候都绝似京城北京时，同时期到过昆明，为著名的《良友》画报撰写文章的一位作者，在惊叹昆明的街市风景具有北平气息的同时，又发现“在风景上说，昆明的四郊是和江南的春光有十二分类似”。
　　《良友》画报是广东人伍联德于1926年创刊于上海，文图并重，声名远播东南亚和欧美的综合杂志。在《良友》画报活跃于上海的时期，即1926年2月创刊到1945年10月停刊期间（1954年-1968年于香港出版“海外版”），共出172期，载彩图400余幅，照片32000余幅，对上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变迁以及文化艺术、戏剧电影、名胜古迹、风云人物等等，均有各种形式的记录展示。在1939年9月出版的第146期《良友》中，有一篇题为《“春之都”的昆明》，并配发6幅昆明景观照片的文章，讲述了作者元洁取道滇越铁路到达昆明后的美好感受。
　　元洁也像姚荷生一样，认为昆明有典型的北平特征：“来自北方的人们未必肯直截了当地承认昆明的市街风景是具有北平的气息，可是，南方人到过北方而再来昆明的，都坦白地说昆明确有些北平的典型；试看，各条马路全部是用整块长方石头砌成，两旁商铺无不画栋雕梁，在某些深巷僻弄中，黄色的墙，配合着朱红漆的大门，那些门框四周又镶以精细的砖刻，一种高贵气息充分表示了他们所含有的庄严性。”不过，元洁对昆明的最大感受，则在于昆明的山水园林，竟与江南有何等的相似。
　　在《“春之都”的昆明》这篇文章中，元洁告诉你，当身处战乱的人们“漂大海，跨万山，越丛林，而到了昆明，他将惊异只不过和逗留在杭州一般”。因为“杭州的特征是在深邃的柳堤错纵地交跨着水波不兴的西子湖面上，然而，在昆明城厢的西北隅的翠湖，当清晨直至深晚，那茂密的垂柳所笼罩着的堤岸上，会使游子们想起家园”。而从风景上说，“昆明的四郊是和江南的春光有十二分类似，在西门外有大观楼，我们不能分出它和嘉兴的烟雨楼，或是扬州的瘦西湖有何等的区别，著名的滇池，岂非是太湖的孪生姊妹?还有傍倚着滇池的西山，又将疑心是到了南京的燕子矾或是三台洞，总之，使在昆明的江浙人最感亲切的，是景物的恍忽的熟谙。”
   经过一番对比，元洁的结论是：“昆明正是具有杭州同样明媚的山水，却没有杭州的洋化和僧道气的一个城市”，“所以以任何立场来观察，目前，昆明是最有趣味的都市之一，商人可以在此经营谋利，大学生可以在此求学上进，诗人画家音乐家也可以各自欣赏着‘春之都’的昆明，而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昆明更象征了未来的新中国，因为冬天已经到来，春天就在不远了”。

重写历史新篇章

    在历史上，流离他乡的人在发现他乡绝似故乡时，有两种最为世人难忘的态度。其一是“新亭对泣”——晋朝被迫从洛阳迁都建康（今南京）后，流离南方的朝中重臣名士王导、周顗等人，经常相邀至秦淮河边的新亭宴饮，看着这里与当初在洛阳宴饮的地方几乎相同的风景，周顗等人只会相视流泪，惹得丞相王导气愤地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对泣？”其二便是“醉舞西湖”——南宋偏安杭州，“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
    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被战火逼到昆明的人们，发现到了昆明既像走进朔北的北京城，又如回到江南的杭州。但是，他们既不像偏安江南的东晋诸尊那样，一方面仍然宴饮不止，一方面又“新亭对泣”，更不像躲到钱塘江畔的南宋人那般，让西湖的暖风烟柳，消磨得“直把杭州作汴州”，而是在这为南北人共同赋予“故乡”之感的边城，书写了由一系列辉煌细节构成的历史新篇章，直至1944年5月，我国军队发动滇西大反攻，于1945年1月20日收复畹町，在抗日战争中第一次创造了把日本侵略者打出国境的壮举——
    由北京迁来的西南联大坚持办学，8000多学生中，许多人成为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科学家；
    由南京迁来的第二十二兵工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架国产军用望远镜；
    由湖南迁来的中央机器厂制造出我国第一台最大的2000千瓦发电机、第一台最大的500匹马力电动机、第一台30吨～40吨锅炉；
    ……
    这一切，是不是正应了汪堪海那句“五百年前后，云南胜江南”的预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