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书笔记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9-19 13:04:48 / 个人分类:读书心得

第一部分:本书框架与内容: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围绕两个问题而展开。

1、 什么是东方化和西方化?

2、 世界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基于梁漱溟多年的探求和思考。他曾说过:“我一生受两大问题的支配:一是中国问题,再一个是人生问题。”[1]。本书提出的两个问题归根到底便是他常思考的中国问题。正如梁漱溟所说:“这个问题自是世界的问题,欧美人、日本人、中国人都当研究解决的。而直逼得刀临头顶,火灼肌肤,呼吸之间就要身丧命倾的,却独在中国人。因为现在不是两文化对垒的激战,实实在在是东方化存亡的问题。”[2]概而言之,此书的初衷正是为遭遇“两千年未有之大变”的中国文化寻找未来的出路。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东方化,什么是西方化

 

1、西方化

在探讨什么是西方化时,梁漱溟先驳斥了学界历来对西方化的四种观点:即西方文明是力量之文明、征服自然之文明、崇尚科学和自由的文明以及主“动”的文明。梁漱溟认为,征服自然忽略了西方文明的精神特质,着重于物质方面;崇尚科学和自由的说法又忽略了其物质文明的特质,对于科学和自由两种精神产生的根源没有更明澈清晰的回答;主“动”的文明一说,失之笼统与浅显。在对这四种观点进行批判之后,他提出了自己研究文化的方法。他认为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和不满足罢了。”[3]要探索一种文化的根本或源泉,就要去看文化的根原的意欲。梁漱溟的这一文化理论受到佛学的影响,可以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书立论的基础也在于佛教哲学。此话很长,后文还将继续探讨。在梁漱溟提出自己的文化观后,他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论点:“如何是西方化?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或说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彩的文化”。他分四步来论证这一观点。

(1)        第一步,从西方文化的各种表现抽离出他的共同特色。他指出,西方文明是征服自然的,它成就与科学之上的,而东方则为艺术式的成就。西方的学问求专门化,规范化,而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学术不分,多为着应用而发。西方的思想观念是科学,而中国的大思想观念多为玄学。除了学术生活之外,西方在社会生活方面,与中国明显的不同在于他们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这种特点就是“民主”。而中国则讲究尊卑大小和私德。

(2)       第二步从科学、民主这些特色寻得西方文化的源泉。要探索西方文化的源泉,需要从文化的根底上来阐明。梁漱溟之前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文化是一种生活的样子。文化的根源在于生活。那么生活是什么?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从佛家角度出发的。他说:“我只是本着一点佛家的思想裁量一切,这观察文化的方法,也别无所本,完全是出于佛家。”[4]他借用了佛学中唯识派的理论,认为生活就是“相续”。表层生活是意欲对于殆成定局之宇宙的努力,用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活动连续而发一问一答的“事”。生活就是“事的相续”。殆成定局的宇宙是“已成的我”,由我们前此的成功而形成的。而现在的意欲是“现在的我”,由意欲出发去改变“已成的我”而有所得,就叫做“奋斗”。人类的生活有着三种路向,第一是意欲向前要求,第二是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第三是向后要求。西方化的生活便走着第一条路,它是意欲向前要求的。梁漱溟在这里也提出,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3)        第三步从这一源泉验证西方文化的来历是否如此。他考察了希腊、希伯来文明以至后来的基督教,认为它们的人生态度都是向前追求的。

(4)           第四步来验证西方文化里的各种事物、现象是否如此。他认为,西方文化中的征服自然是对自然向前奋斗,科学方法是要求打破现状,民主精神是对种种威权势力的反抗。这些都是意欲向前要求的表现。

2、东方化

梁漱溟把东方的文化分为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他特别指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是完全两种文化模式。他说:“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也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些轮船、火车、飞行艇和、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终有一天赶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多久,也不会走到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5]。他认为,中国文化缺少西方文化的特征,以安分、知足、寡欲、摄生为其主要思想,不论如何都可以满足安受,这是所谓人类生活的第二条路向。他说印度文化于精神生活特别是宗教方面极为发达,它不像西方人那么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摆脱生活的,既非向前,也非持中,而是向后,是第三条路向。

3、  东西文化的思想根源

在探讨完何为表层的东方化和西方化后,梁漱溟把论述中心转移到形成东西方文化的思想根源方面。主要探讨了东西方的宗教和哲学。他把哲学部分分为形而上之部、知识之部和人生之部。

首先他研究的是哲学中的知识之部,因为他认为思想就是知识的进一步。他运用了唯识学的分析方法——唯识知识论来作为分析知识的工具,引入了唯识学的三个名词:现量、比量和非量。现量是感觉,比量是理智,非量是直觉。它们是构成知识的三种工具。他认为,西方宗教和形而上学起初在思想界很有势力,后来却几至路绝,都是由于西洋哲学中知识论部分非常兴盛。西洋对于自然、静体这些外向的研究特别发达,就是因为它走第一条路的缘故。西方的这些是运用现量和比量的。

其次他分析了形而上学之部。在分析印度哲学时,主要研究佛教的形而上学方法。他认为佛教的形而上学是从现量到现量。梁漱溟用了大量笔墨来谈中国的哲学。中国的形而上学源自周易,中心思想是调和。它最根本地方在于无表示,这种无意旨的不表示不是人所能意识和感觉的。

第三,在人生哲学方面,他分析了从中国形而上学中产生出来的孔子的人生哲学。其一,孔子对于人生是赞美的,要顺着自然道理“生生不息”。其二,孔子对一切不认定,总凭任他的直觉。而此敏感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的“仁”。其三,孔子具有不计较利害的态度,这源于儒家的生活情志安定,生活之重心在内。其四,孔子倡导的生活是绝对乐的生活。这种乐是没有私欲的结果。第五,他认为孔子的宗教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孝悌的提倡,一是礼乐的实施。他的宗教目的不但使人富于情感,尤特别使人情感调和得中。所以孔子的人生哲学可以概括为两条路向的特点:“(一)似可说是由乎内的,一任直觉的,直对前境的,自然流行而求中的,只是一往的;(二)似可说是兼顾外的,兼用理智的,离开前境的,有所拣择而求中的,一往一返的。”[6]而比较西洋的人生哲学,梁漱溟认为,西洋尚理智,主功利,主理性。

通过对于西方、中国和印度三方面的哲学比较,梁漱溟认为,这三方文化深层次的不同在于: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他认为这是三方文化的真解,比前面的阐述更进一步。

 

第二个问题:世界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阐述,梁漱溟首先提出一个论点:中国文化要复兴,未来世界人的生活要成功,就要以理智调理直觉。

他主要从三个方面的变迁来预示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三个方面分别是事实、见解、态度。

1、  事实的变迁

这里的事实指经济现象,事实变化后文化不得不变。西方经济发展迅速,机械的使用,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贫富差距,是丧失人的本意的,所以有社会主义的发生,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转变的萌芽。经济的变革导致人类文化有根本变革,因为生存问题随着物质的极端丰富而逐渐解决之后,人类文化将从对物质的问题转化到对人的问题的时代。物质不足必求之于外,而精神不宁则求之于己。就好比从向前争取时代转入享受时代,其文化路向势必从向前追求转入第二条路向。

2、  见解的变迁

这里的见解变迁指的是心理学的变迁。西洋历来认为人的生活尽是有意识的,把知识作为道德,提倡工于算计的人生。而后,他们逐渐注意到人类之“社会的本能”,以前的生活偏重于理性,而后开辟的文化则不能不植根于社会本能。

3、  态度的变迁

态度的变迁指的是哲学的变迁。梁漱溟认为人类文化有三步骤,而人类两眼视线所集而致其研究者也有三层次:“先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次则着眼研究者在内在生命,其所用的是直觉;再其次则着眼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其所用的是现量;初指古代的西洋及近世之复兴,次指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再次指古代的印度及其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7] 目前西方哲学界的风气是东方色彩。东方人讲哲学是想求得一个生命,西方人只想求得知识,但此刻则无不走入求生命一路了。而此刻正是从近世转入最近未来的一过渡时代。

根据这三方面的变迁,可知未来文化正向着重视直觉而发展。梁漱溟又分别从文化的三个方面: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来推说未来社会的文化。他认为,物质生活方面将走向中国式的尚天才,尚创作之路;社会生活方面则是去除计较之心,走向中国式的协作共营,走尚情谊尚礼让不计较的路。以后世界是以礼乐来换过法律的;精神生活方面认为人类将走一条路,这条路“同宗教一般的具奠定人生勖慰情志的大力,却无藉乎超越观念,而成功一种不含出世倾向的宗教;同哲学一般的解决疑难,却不禁为知的一边事,而成功一种不单是予人以新观念并实予人以新生命的哲学”[8]。这条路便是孔子的路。

对于未来文化的变迁,梁漱溟认为我们应持这样的态度:

“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接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9]

他认为,东方文化本身没有不好不对,所有的不及人家之点,就是成熟太早,不合时宜。他提出的态度,总的来说,便是孔子所谓“刚”。“刚就是里面力气很充实的一种活动”。就是“全超脱了个人的为我,物质的歆慕,处处的算账,有所为而为,直从里面发出来活气…… 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才真有力量,才继续有活气,不会沮丧,不生厌苦,并且他从他自己的活动上得了他的乐趣。”[10]。这就是梁漱溟所说的第二路人生。

持有这样的态度,梁漱溟认为现在的青年要想解决中国问题,人生问题,便是要像宋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使他们奠定一种孔颜的人生态度,只有态度的复兴才能实现真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才可以吸取民主和科学两思潮下的所有学术、思潮而有所成果,否则,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

 

第二部分:读书心得

 

参考书目:

 

1、《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美]艾恺著,王宗日立,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

2、《朝话:人生的省悟》 梁漱溟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东西文化哲学》中,梁漱溟提出了走第二条路,即儒家道路的主张,于是有许多人认为梁漱溟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在比照阅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最后的儒家》和《朝话》之后,我对于梁漱溟的思想有了一点认识。

梁漱溟年轻时经历过一场强烈内心斗争,企图自杀、退隐避世、自弃和感到罪恶。这时他接触了佛教,通过唯识宗的形而上学体认到了“真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以说,这段学佛历程奠定了梁漱溟一生的信仰。“最后的儒家”这本书论述了梁以儒家的圣贤济世心态挽救中国文化的努力,但是作者没有看到,梁正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出世是佛,入世便作圣。在现代混乱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在政治的风口浪尖里完全没有自己,眼中只有文化的命运。这种自我认知也正是面对毛泽东的严厉攻击始终坚守的源泉。正如梁在山东邹平早晨讲话的一部集子《朝话》中说:

“怎样是勇气?不为外面威力所慑,视任何强大势力若无物,担荷任何艰巨工作而无怯。……智也,勇也,都不外其生命之伟大高强处,原是一回事而非二。”[11]这种勇气是在智慧地看透生命的真相之后发挥出来的。梁认为:“……所谓出入儒释,都是经过厌离生活,然后重又归来尽力于当下之生活。即以我言,亦恰如此。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极接近于实利主义,后转入于佛家,最后方归于儒家。厌离之情殊为深刻,由是转过来才能尽力生活,否则便会落于逐求,落于暇的尽力。故非心里极干净,无纤毫贪求之念,不能尽力生活。而真的尽力生活,又每在经过厌离之后。”[12]梁在第一次会见《最后的儒家》作者艾恺时就声明自己是一个佛徒。所以艾恺在其书最后的1986年跋中对其题目又做了补充,说是补充,毋宁说是一个西方人面对梁漱溟的声明时矛盾的心理。他似乎不能理解为什么极力实践儒家思想梁会是一个佛教徒。他于是推测:“我相信梁漱溟无疑在某一层意识上确实一直维持着他的佛教信仰,就像他以前那些历史上的宋明理学家们一样。他把儒学和佛学分了等级,因此在需要儒学的时候,佛教在永恒的等级上仍然是有效的。”[13]我认为艾恺的这种解释是他对东方文化出现了理解困难。梁漱溟说自己是佛徒,他身上有种大乘佛教的普世精神,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智慧观照认定了怎样挽救文化危亡的办法,然后入乡村,提倡乡村建设,以中国传统的讲学方式把知识传授给农民,试图在五伦之外再加上团体(师生关系)这一伦,并且在邹平废除了各级政府,代之以学校为中心的管理体制。可以说,梁漱溟的实践不仅反映着博学、笃志、慎思、明辨、力行的儒家精神,更重要的是他站在更高层次,即认定佛学是人类文明的最终趋向的高度,用拯救中国文化的最佳方式儒学来安排自己的行动。这正是佛陀说便宜法的精神。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就明确谈到:甚至在他向世间宣布他转向儒家的时候,他还强调佛教只是对处于人类进化现阶段的中国人会有害处。而儒学则可能会拯救中国人,也会拯救全人类。他说:“我并不以人类生活有什么好,而一定要中国人去作;我并不以为人类文化有什么价值,而一定要中国人把它成就出来。我只是看着中国这样子的世界,而替中国人设想如此。我很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却是我没有法子教他如此得救,除非我反对大家此刻的倡导。因为你此刻拿这个去倡导,他绝不领受。人类总是向前奔的。你扯他也扯不回来,非让他自己把生活的路走完,碰到第三问题的硬钉子上,他不死心的。并且他如果此刻领受,也一定十九是不很好的领受——动机不很好……我们非把人类送过这第二路生活的一关,不能使他从佛教而得救,不能使佛教得见其真,这是我的本意。”[14]

 


[1] 见梁漱溟《我对人类心理人生前后转变不同》,1965年12月写

[2]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导言,第227页。以下未标明书目的引用都是来源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3] 第32页。

[4] 第55页。

[5] 第72页。

[6] 第149页

[7] 第180页

[8] 第200页

[9] 第204页

[10] 第214页

[11] 《朝话》第41~42页

[12] 《朝话》第64页

[13] 《最后的儒家》第242页。

[14] 《东西文化哲学》第211页。


TAG: 笔记 读书 文化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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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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