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

这是我读的第一本李安宅先生的书，此书是他最早的社会学著作，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读这本书前，我在思考：什么是中国话语体系中的“俗”，中国人是怎样定义“礼俗”社会的，“礼”与“俗”有何关系？于是想从这本书里找到答案的线索。

李先生在写这本书时，可谓是年轻气盛，他避开了传统儒家经典的考释和求证，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来审视《仪礼》和《礼记》中的材料，这其实是一种对经典的解魅工作。他把《仪礼》看作是记载古时仪式的书籍，把《礼记》看作是杂记仪式和理论的书籍，并提出自己对于中国社会中的“礼”的独特看法。他认为“中国的‘礼’字，好像包括‘民风’（folkway）、‘民仪’（mores）、‘制度’（institution）、‘仪式’和‘政令’等等，所以在社会学的范畴里，‘礼’是没能相当名称的：大而等于‘文化’，小而不过是区区的‘礼节’。”[1]，在大的方面，他认为“中国的‘礼’既包括日常所需要的物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超自然等关系的节文），又包括制度与态度……‘礼’就是人类学上的‘文化’，包括物质与精神方面”[2]，因此，此书中对于《礼记》和《仪礼》材料的分类，也就像文化人类学中对人类文化的分类，包括物质文化、乐、知识、宗教仪式、社会组织、政治等方面。

在礼的作为制度的层面，他根据萨姆纳《民风》里的理论，认为圣人制礼这种观念并不正确，人群应付生活条件的努力被大伙自然无意识地采用变成群众现象和民风，民风得到群众的自觉变成民仪，民仪加上具体的结构和框架变成制度。制度是否有效全靠是否合乎既成的民风。合则有效，不合则是一纸空文。他认为中国社会过程就是制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破裂和平衡，平衡与破裂。把它认之为“演化”的，是“辩证法”，认之为循环的则是中国传统的历史观。这一洞见颇有些后现代的意味。而李先生的中国社会观念颇像林耀华先生在《金枝》中提出的人际关系的均衡理论，有意思的是，两位学者都提到了“均衡”这个概念，我觉得这或许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中和”、“和谐”观念是分不开的。李先生在书末也提到了这种平衡观念，他说：“儒家理想，以‘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并以‘天地为本’（《礼运》）的精神，得到人与自然界的平衡；以伦理的人伦之正，得到社会内部的平衡；再以正心诚意的工夫，得到人心内部的平衡，颇能成功一个整个的思想系统，这么多年前的中国社会思想竟有合乎现代社会学思想的许多部件，总是我们承受这等社会遗业的人所应该感谢的”[3]

在绪论里，他花了大工夫来论述制度性层面的“礼”，这种安排是有时代的政治意味的。从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在竭力嘲讽、反对当时的“国粹保存家”和礼教鼓吹者，同时对于当时制度层面革命也颇多讽刺。我想这本书对于两本儒家经典的解魅也是基于这些原因。

在谈完礼的范围后，李先生开始论述礼的理论。这一部分的材料多来自《礼记》，他总结出礼的本质起自人情，以节仪为外在表现形式。礼的功用在于使人异于禽兽、“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达天道、顺人情”、成功成为政治家的势力、知人、防败等。在礼的理论方面，他认为宏观层面，礼要求中庸，同时礼又兼顾感情和理智两个方面，明知其非而姑且为之，这是诗的态度。在微观层面，礼有以下几个理论：1、礼不下庶人2、君子行礼，不求变俗。3、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4、礼是日常行为所必需5、礼尚往来6、礼要诚，而且要有分际7、讲礼当在遑于讲理的时候8、礼不勉强使人欢悦，说话是辞达而已。9、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李安宅先生在总结的这些关于礼的宏观和微观理论时，又不时跳出来，嘲讽下当时国内军阀用礼粉饰太平的状况，这些理论也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的。可以说，它们具有很浓厚的儒家学说色彩。那么，礼与俗究竟是儒家话语体系中的概念，还是独立于儒家学说外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的表述？用《礼记》中的礼的理论来解释礼是什么和礼的基本理论，是否是戴上一副有色眼镜看世界？

除了绪论和礼的理论阐述外，就是本书的第三部分，礼的分类。作者根据二书中的材料，将礼分为语言、物质文化、乐、知识、宗教与仪式、社会组织、政治等几个层面论述。鉴于这几个方面主要是材料，故而不做详述。但李先生对于材料阅读、把握的功力值得钦佩。这些材料和材料的解释里有不少聪明有趣的东西，摘录如下。

1、 关于男女

“总括来说，中国社会只有两种正式而确定的组织，那就是国与家，——即国也不过是家的扩大，家的主是父，国的主是君。忠孝是人的大节，大节有亏，其他都是不值得一提的。女人活动范围，只有家而无国，丈夫就是她的君。所以女在家为处女，男不做官为处士；女受男聘为相，男受君聘为相。”[4]

2、“同则亲，异则敬”

《乐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

《郊特牲》：“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

儒家对于婚嫁的观念，根本思想是传种这生物学的目的。只要夫妇住在一起，执行家庭所有的社会职务就好。不过两人能够合作，若不靠爱情，必要有另一样设备，这就是敬。维持敬的手段，就是有别。[5]中国人心目中夫妇的模范，梁鸿和孟光，就是相敬的典范。举案齐眉的行为，显示了两人地位差别，于是是有礼的表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中国女人的含蓄。文人讴歌的“半推半就”的神韵，就是一种在礼和非礼之间挣扎的复杂心态。

3、世故

“凡自己应该做的事，不能做，则辞以疾：“[6]君使士射，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负薪之忧’（曲礼下）、‘士使之射，不能，则辞以疾，悬弧之义也’（《郊特牲》）这一点恐怕是中国社会上脱掉责任的灵丹妙药，看看大人先生们的病假之多，总可明白了。”“辞以疾”或许可以当作这么多年来中国人临事而惧的一种做事方式，甚至是一种民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