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烈辉,广东汕尾人。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中国民俗学会会员,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省疍民文化研究会理事,诗词作品入选《当代中华诗词库》;论文《关于修志的“因”和“创”之探讨》荣获广东省人民政府地志办2016年省地志理论研讨优秀论文三等奖;《南海雄风---汕尾疍民历史文化研究》获首届暨南大学“潮学优秀成果奖”(在全球潮汕学术领域)二等奖,首届汕尾市文艺奖金奖;民俗专著《广东汕尾民俗漫谈》荣获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第七届潮学奖”三等奖,曾多次应邀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

深圳市深汕区鲘门出土的青铜器考析

上一篇 / 下一篇  2024-01-06 17:18:48 / 个人分类:岭南历史民俗

深汕区鲘门出土的青铜器考析

                                     翁烈辉

深汕区鲘门曾出土过三件青铜器,青铜器当中,短剑、矛、錍各一件,其中,青铜錍在南疆东岸的出土,可谓是一件文化和考古的大事件。

19848月,海丰鲘门镇后澳海,有多位建有灰窑厂的群众在海边挖贝壳时,不小心挖出了十多具尸骨,尸骨有的是无头的,令人触目惊心。此事惊动了当地的公安,经过公安部门的尸检,证实为古人类的尸骨,于是,公安部门马上移交给文物部门十多具古人的尸骨上分别插着三件青铜器,其中短剑、矛、錍各一件青铜錍在汕尾的出土,这在广东还是首次发现。

青铜兵器出土点位于现深汕区后门镇东面二公里的后海边,属第二级台地上,该遗址东南距海约30多米,南面山,东北面500米是广公路,后面是第三级台地。群众该地挖贝壳时,一米多深的贝壳层中,挖掘到了数具尸骨,后来又陆续发现了十多具尸骨,其中,在三具没有头骨的尸骸肋骨处,分别插着一件青器。海丰县博物馆馆长郑正魁和工作人员闻讯赶到后,尸骨已被群众收拾移位,他们只好到现将三件铜兵器收集回海丰博物馆保存。三件铜兵器其中有:短剑一件,中间凸起刃部稍向内收,扁平实心正面有一圆穿。残长19.5厘米,4.5厘米。矛一件,短身,中间座有脊至部、后部成弧形,正面有一圆穿,銎近棱形。长13.5厘米、叶宽4.1厘米一件,体薄长、宽身两面前端凸起两条,中间一椭圆孔,两棱向后渐收缩成一条较宽的,残长8.2厘米、宽3厘米郑正魁认为:这在广东还是首次发现。经研究,以上三件青铜兵器属于春秋时代。

鲘门出土三件青铜器这些可是文化考古的大事情,但是,鲘门镇周围并没有出现过制造青铜器的古作坊,出现过制造青铜器古作坊的遗址,是在今汕尾市城区东涌镇宝楼村的龙岗埔上,考古学家麦兆良(麦兆汉)在这里,发现和拾获到青铜斧、青铜铃等范模,证实龙岗埔为制造青铜器的古作坊。这次鲘门镇后澳海发现的三件青铜兵器,亦有可能是古海丰当地铸造的。这三件青铜兵器出土时分别插在三具没有头骨的尸骸的肋骨处,另外十多具尸骸都有头骨,这可能是春秋时代南方部落之间在战争中、战胜者对战败者的首领“割头请功”的缘故。这是发生在本县境内(海丰县)春秋时期的战争事件的实物证据。南疆东岸上,铜石并用时期和青铜文时期,在汕尾市城区龙岗埔上有所发现。

汕尾宝楼青铜文化遗址(现在汕尾市城区东涌镇宝楼村后面的一个山坡上)的龙岗埔上,1938年,麦兆汉神父曾在这里采集到铸造青铜斧、青铜铃、青铜发簪的石范、绳纹陶片和双F纹陶器,证实在史前至青铜时代,汕尾宝楼文化遗址的龙岗埔曾是一处热闹的青铜器铸造作坊。因为宝楼龙岗埔文化遗址上,只出土青铜斧、青铜铃、青铜发簪的石范和小件青铜器,没有留下短剑、矛、錍的石范和发现短剑、矛、錍相关的青铜器,我们无法得知,这里铸造的青铜錍、青铜矛等,里面是实心还是空心,笔者曾专程到海丰博物馆认真的查看,发现在深汕区鲘门后澳海出土青铜錍,矛竟然是空心的,这和同时期中原文化的青铜錍青铜矛是有区别的,中原文化的青铜錍,青铜矛里属实心的,且有小横杆(叫做“铤”)“錍”古同”,《扬子·方言》箭镞广长而薄镰谓之錍。一种较宽较薄较长的箭头,(读作pī),镞的一种。从考古学器物类型中,事实证明铜石并用时代,草原游牧民族可能到过古老的汕尾大地,秦时这些游牧民族称匈奴,由商,周以来的鬼方熏粥猃狁、戎、狄等族经长期斗争和融合,在公元前3世纪形成于今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迁徙,战国时期活动于秦、燕、赵三国以北地区。这古老的南蒙古利亚人来过南疆东岸?浸染海洋文明,然后彼此同化?可惜鲘门的群众把挖出的十多具古人的尸骨,草草掩埋,这使现在的考古学家们,难以寻找到它们,不然的话,通过对尸骨的研究和鉴定,汕尾部分古疍民和古居民的人种之谜,以及其生息繁衍的秘密,必然有一大发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鲘门出土的三件青铜器主人是谁?我认为,有可能是这里的土著--古疍部落,也就是良渚文化中的“麒麟瓯国”瓯人。周以前,华夏各族互不相让,各展雄长,长期的战争和短期的和平难道后来百越族中有了草原民族的加入?使各族人民有了文化上的交融,于是,人种之间的相互交配,不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吗?这也是历史的规律!另外,百越族中有草原民族的加入,又一种佐证是钟敬文先生谓疍民祖先为元朝初祖,是一条苍色狼和白色的鹿相配而开始元朝初祖,当然来于美丽的草原,草原沃野,苍狼为这种族群的种族图腾崇拜,白鹿亦为草原部落的种族图腾崇拜,无边的草原,两种部落和种族结合在一起,远路而来,奔赴古老的粤东大地,来加入南疆东岸的古百越部落的行列吗?这种传说,可以作为南疆东岸古疍民的传说古史吗?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说:“任何民族的古代史都不免杂有传说在内,这原不足为怪,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正如一个人的历史一样,一个人年纪大了,若单凭自己的片段回忆,或零星的用物,去记述他幼年的生活,那自然是难的真确的。我们的古史也像这样,在东周以前,简直是渺茫极少,我们只知道有那几个朝代和若干个人名地名,但都是零零碎碎,连贯不起来。从前固然也很有人提到这些,但不是粘附着许多神话,使我们不敢相信,就是支离破碎,使我们没法相信。更有些人则是有意去妄造古史,那就弄得更混乱了。”可以说,包括司马迁的《史记》也有传说的古史成分,钟老的引述,从现在出现的各种古史,和各种考古发现中,都可以得到相关的印证。钟老又说疍民为苗民之后,高辛氏的一条畜犬,救主有功,得尚公主所滋育。这种传说,和“上山为畲,入海为疍”的畲族文化有关,今观疍民各种资料,为鲸鲵之族者,古疍民断发文身,自号蛟龙之子;疍民的来源,我认为,周以前,华夏各族互不相让,各展雄长,满天星斗,各争灿烂

苍狼和白鹿的传说,看来也不是无稽之谈,在考古学中,民俗故事和资料的运用也是一门科学,通过文物的民俗学检验,可相互印证历史性的东西,汕尾古疍民,通过民俗传说和文物的相互比较,我们对其各种源流的有机溯源,就有了相关的依据。如果汕尾青铜文化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且更早的话,那么,中国青铜文化的起点,可能就在南方,而并非在中国的北方。现汕尾市城区东涌镇宝楼村的龙岗埔周围,出产红铜、锡和铅等矿产,上述金属材料是构成青铜的合金,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发明,宝楼山龙岗埔上发现青铜器铸造作坊,这在南中国的考古史上,实在是一次伟大的发现,而青铜錍鲘门镇后澳海的出土,这在广东不但是首次发现,还说明这里蕴含着不凡的青铜文化资源,很不简单。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发明,人们开始用青铜制作箭头。相比于其他兵器,箭由于是远射武器而不易回收,因此箭头需量大,照常理来说青铜箭头应当是目前存世量很多的兵器,可是,在实际上青铜錍存世量极为少数。因此,人们对于箭头的研究远不够深入。一是青铜錍几乎没有可供研究的铭文,也极少会被用来陪葬;二是青铜錍大部分情况下就散落在一些古战场里;三是具体的青铜錍很难判断具体的朝代。但是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在青铜錍得以体现,即便这小小青铜镞上也渗透着这种气质曲线型的设计既从实战出发,又兼顾了美感。从中原文化来说,一个完美的成熟时期的青铜,除了箭头部分以外,后面一般还应该有一截又细又长细杆(叫做“铤”),铤是插入箭杆中固定箭头之用,但鲘门镇后澳海出土青铜錍品相与同时代中原文化的青铜錍不同,它没有“铤”中间一椭圆孔,就是箭头后面有空心,这同草原文化的青铜文化极为相似,这可是青铜文化的大事情。那么,鲘门出土的三件青铜器主人是谁?是百越族?是苍色狼和白色的鹿相配而开始元朝初祖?也有可能是结合良渚文化和草原文化中的“麒麟瓯国”百越人?青铜錍极致似平凡的小小方寸之物,但你却处处不得不佩服古人的匠心独运,但你却处处不得不追问思考

青铜文化与所谓“国之大事,在戎”有着千丝万语的联系,汕尾龙岗埔青铜文化遗址,是铜石并用时代的一种延续,因此,即在距今4000年前至西周时代(约2700左右),即中原文化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延续至西周时,这时期,汕尾龙岗埔的青铜文化已冉冉升起,它们的主人,仍旧是一群古疍民,从风水学的角度看,宝楼村龙岗埔的古人类,选择背坡面水的空地,所处河谷,背靠羊牯岭,面对可涨可退宝楼村当地俗称“倒流”村的江海水,因“埔”古越语意为船只停泊处,海水涨时,这里是海水苍苍,海水退时,这里是江水茫茫,要不是这里1963修建了宝楼水库,长富港的海水现可能也会涨到龙岗埔周围。宝楼山丰富的红铜、锡、铅等金属资源,为龙岗埔青铜文明的形成前决条件。有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古疍民聚集此地,避风种养,渔时下海捕捞,猎时在龙岗埔周围的森林里,捕猎野兽,“耕三渔七”的渔猎部落也就逐渐人丁兴旺起来,从汕尾宝楼山龙岗埔出现青铜斧石范和青铜铃等生活用品,我们可以窥见,这个古疍民部落,不但能铸造武器,应用于战争和生活,而且在闲暇里,他们有享受生活的情趣。里出土的青铜斧、青铜铃、青铜发簪的石范,说明龙岗埔一带是一支较大的古疍部落,斧为战争而准备,铃、发簪为生活必需品,斧为战争之戎,国之大事!我相信在龙岗埔的地下,必然保存有生活之祀等“国之大事”的青铜器!

深汕区鲘门出土的三件青铜兵器,可以说是关于人种之谜和考古之据的文化大事。

 

注释:

①②③郑正魁主编《海丰县文物志》,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第1版27页。

翁烈辉著《广东汕尾民俗漫谈》,万邦国际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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