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波:代表作《春节考源》,昆仑三族(中华民族的前身)、社皇教(中华民族宗教)、朝祖产业的提出者,中国民俗学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四川民间文艺家协会、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中国民族学学会、上海筷箸文化促进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甘肃省齐家文化研究会等会员,“华学论坛”主编,微信号Tianbo13075468831。

社皇教的几大特点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6-07-20 02:48:48 / 个人分类:原创论文

社皇教的几大特点

/耕田书童

1.理念上

1)平等性

女娲神话讲,人类是女娲所生,万物是女娲所生;因此,社皇面前,人人平等,万物平等;并且,女娲之爱是最博大、最深沉、最慈悲的母爱,从未偏心过,不是针对某些人,而是针对全人类;她相信人性的善,给人改过的机会,所以她阻止人类的自相残杀。

女娲崇拜的复兴,是女神文明-圣母崇拜在全球复兴[1]的一个范例。女娲拥有创世主、造物主、万物之母、人类圣母、救世主、文化英雄、生育神、丰收神、婚恋之神等多重身份;所以,女娲崇拜及其派生的女娲神话、社皇教、春节,具有超越时空、超越族性、超越派别的普世价值,是人类的共享文化。

比如:①辽宁阜新《人的来历》:娲儿公主被下到凡间,用泥做泥人,吹口气,泥人活,她做人做遍了全世界,累死在中国。②陕西绥德《女娲造就人世》:最初,玉皇大帝把伏羲、神农、女娲封为天皇、地皇、人皇。女娲仿照伏羲、神农的模样以及自己的模样,捏男女,捏出黄泥人、白泥人、黑泥人,发令后成活,又用腰带在泥滩上乱抽,出现各色人种。③龙虎凤是最具世界性的图腾崇拜,女娲是身兼龙虎凤特征的图腾祖先。

④“春节,有‘一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蚕九谷十棉’之说。祖先给家禽家畜、五谷杂粮过年,其实还包含天人合一学说,表达的是尊敬天生地造的物种,是在尊敬天地自然,是在告诫后人:人,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人,不是天之骄子,只不过是万物里面的一种,脱离了家禽家畜、五谷杂粮,将无法生存。跟万物一同快乐地过年,才是真正的普天同庆。”(杨林青:“过年”,《四川农村日报》2007-3-10)⑤“中国人把正月初一到初十的十天,分别称为鸡日、犬日、猪日、羊日、马日、牛日、人日、谷日、天日和石头生日,则是把人与自然万物平等对待的表现。”(柯杨:“简论春节的内涵与价值”)

“宗教里面的不平等,是最深的不平等:最深层的不平等,发生在宗教意识层面;正是这种宗教意识层面的不平等,支撑了其它领域的不平等。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对人的平等贡献大的思想家很少,老子算一个,而孔子,则千方百计巩固人与人不平等的制度和思想。人与人的不平等,根子在宗教精神上;没有平等的宗教精神,就不可能有平等的经济、政治和法律。”(杨鹏:“中国信仰精神的源头”)

“女神代表的是和男性的父权制不同的一种生存理想。女神代表大自然,把大地比作‘mother’,把祖国叫作‘motherland’。在把土地看成母亲的传统信念中,假如人离开了母亲会怎么样?希腊神话中,巨人安泰天下无敌,但是一旦两只脚离开土地,就变得像小鸡一样软弱无力。人离不开自然,离不开你的母亲。所有的不平等、战争、杀戮,以及苦难的冤魂,终究可以归结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上来。人与人之间的紧张,也是由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所造就的。全人类都在父权制文明、直线进步的蒙蔽性话语中向前冲,唯恐跑得慢了。”(叶舒宪:“女神文明的反思”)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古希腊哲学有‘人为万物尺度’一说,是人类中心观的早期表达。基督教以全知全能的上帝为中介,上帝造好世界万物后最后造了人。于是人不仅凌驾在一切生物之上,而且也是仅次于上帝的自然主宰。《旧约》说:耶和华造人的目的就是让人去管理天空的飞鸟、陆地上的走兽和海中的游鱼。如果按照当今的生态伦理学观点发问:人凌驾于自然之上,是谁给的权利?答案是,犹太教-基督教的上帝。从犹太教创世神话,到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始终把人凌驾于一切物种和生命之上;自然作为人类开发的对象资源,在工业化的疯狂生产中遭到最严重的破坏。”(叶舒宪:“《哈利·波特》与后现代文化寻根”)

“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礼记》)“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者,天地之序也。树木以时代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可见,中华的“孝道”、“王道”,不仅“推己及人”,而且“推人及物”。

社皇教的特点之一,是惜缘,它是很人性化的宗教,给人与万物赋予了福缘。许多中华神话,奉行感恩式的生态伦理,不是“征服自然”而是“敬畏自然”,不是“战天斗地”而是“敬天拜地”,不是“人定胜天”而是“天定人命”,不是“目中无人-目中无物”而是“胞与为怀-民胞物与”,不是“与人为恶”而是“与人为善”,不是“神本主义”而是“人本主义”。社皇教,并非天人对立的破坏型宗教,而是天人合一的建设型宗教。

2)向善性

文化是人创造的,必然寄托着创造者的价值观。判断一种文化的优劣,当以社会效果为准,看它带来了多少善、多少恶。善文化,向善致和;恶文化,纵恶添乱。比科学更高的,是好歹;比政治更高的,是民心;比理论更高的,是实效;比名利更高的,是祖宗。善文化,分得清好歹,留得住民心,看得到实效,对得起祖宗。中华先哲所推崇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的“兼爱”境界。

“恶文化总是一味为强梁者说理!并不是有德、有道、有理者居于中正之位,而是居于中正之位的人,一定会被吹捧得煞有德、煞有道、煞有理!所谓‘为尊者讳,为强者辩’者也。”[2]“战争、革命、对抗、闹,反正你想弄死我,我也弄死你,但打过闹过,别忘了,你我都是人。”(陈丹青:“人万岁”)“劝人‘向善’是中华民间信仰的精髓。”(陶立璠:“民间信仰是节会文化的灵魂”)孔子主张的“华夷之辨”造成了民族的千年内耗,邓公开创的“改革开放”迎来了民族的伟大复兴,境界之高下,判若天壤。事实证明,明末清初部分基督教传教士散布的迷信论,带给中国的,首先是思想混乱,其次是自相残杀。

“所谓善良,无非就是拥有一颗大爱心、同情心不害人不吭人不骗人。有了善良的品性,就有真心爱父母爱他人。一个善良的人就象一盏明灯,既照亮了周遭的人,也温暖了自己,善良无须灌输和强迫,只会相互感染和传播。所以做人不一定要顶天立地,轰轰烈烈,但一定要善良真诚。所以,做人得要问问你想不想善良。”(ye叶子love的微博_微博http://www.weibo.com/u/2487625643

社皇教是善文化,它很实在,有什么问题,它都有解决办法。至少,它有心理功能,有一种智慧。它积累了数千万年的智慧,连顾忌也是一种智慧,叫你小心,不能因为顺风顺水、有权有钱就乱来,这就给人一个警诫:“头上三尺有神明。”认为,冥冥之中有东西在主宰和监督,人在做,天在看;因此,人在世上走,要有所敬畏。这种敬畏心,是最本能、最原始、最起码、最普遍、最直白、最质朴、最健康的宗教信仰。古话说:“天助自助之人”、“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国人遇到好事,总是会说谢天谢地、老天有眼;遇到巧合之事,会说真是天意。这说明,中国人的潜意识,认同“天”的存在。俗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观念,促使人做事时,三思而行,从长计议,要顾及后果;因此,注重行善积德,不仅希望现世得到好报,也指望来世有个好的轮回,同时福荫子孙。[3]“先人之过,后人承负。”(《太平经》)清乾隆二年“天坛进贡东岳散司白纸簿籍老会”所立之碑,说:“夫神,能福人,亦能祸人,赏善罚恶,天道不爽,正直之神,皆应如是。”

社皇教侧重于“人道”,把与人为善视为美德。老百姓的信仰显得质朴、单纯,不乏执著,在他们看来,信仰并不高深,并不需要系统的学习、科学的证明、强制的灌输,信仰是一种直白的情感,是发自善心的本能。人的善良天性,俗称天良。“丧尽天良”是民间对歹徒最严厉的指责。社皇教信仰的是天良,注重的是向善、行善、劝善、求善、奖善。儒家提倡的仁爱礼让,释家提倡的慈悲为怀,道家提倡的返璞归真,都是对天良的礼赞。有了良知、良心,才会不忘本,才是灵根未泯的正常人。

“我前几年读人类学,读到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我发现一个让我非常震撼的东西:达尔文环球考察,他在南太平洋那么多岛上做了考察。由于西方殖民者的介入,很多岛种族灭绝。达尔文详细描述了其中一个岛的种族灭绝,英国人上去之后,那个种族有7000多成员,可是若干年后一个都没有了。达尔文自己在书里也写了,由于经常发生摩擦,有一次英国人围剿,火枪火炮打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实在抵挡不住举白旗投降了,投降的时候还剩102人。这个种族灭绝的原因,他自己已经说出来了,但是他不这么解释。他说为什么种族灭绝呢?据英国牛津大学某某教授的某某著作说,英国介入以后当地居民饮食生活发生了如下变化,列一个表,以前吃什么,现在吃什么,然后说由于他们饮食结构的改变导致了身体情况的改变……导致他们不生孩子了,所以灭绝了。‘五四’时贤辛辛苦苦在我面前建构了西方文化的伟大崇高,达尔文一个人把它摧毁了,不需要第二个人。”(摩罗:“中国人没有独属于自己的国民劣根性吗?”)

美国宗教人类学家魏乐博在进行中国宗教的田野调查时曾说:‘一个深刻印象是,一神论与多神论是多么不同。在美国,一个摩门教的传教士会对他说:“你不要相信其他的宗教,那些都是骗人的东西”;长老会的传教士则会对他说:“其它的宗教,比如摩门教,是不对的,不要相信他们”。而中国的老百姓会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教人做好事的”。’”(张志刚:“民间信仰:最真实的中国宗教文化传统”)

先贤说:“现在,既然作为道德力量的基督教已失效,欧洲人面临的问题则是:从何处找到这种新的消灭军国主义的有效的道德力量?欧洲人将在中国——在中华文明中——找到这种新的道德力量。在中华文明中,这种能令军国主义成为多余之物的道德力量就是良民的信仰。中国的良民信仰在每一个孩子识字之初就教导他们:‘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中国的每一个孩子在上学时,手中拿着的第一本书上的第一句话。)在这种良民的信仰下,中国众多的百姓——也许人口不比整个欧洲大陆少——在没有牧师和警察或军人的管制下依然能保持实际的和平和秩序。在中国,只有最无知的阶层才需要牧师。这一良民的信仰,首要原则就是,相信人性本善,相信仁慈的力量。良民的信仰教导说,爱的法则就是爱你的父母。”[4]

孝道是社皇教的基础,把孝道“推己及人”、“推己及物”,则是礼制。有感恩心,则不忘本;不忘本,则有良心;有良心,便是良民。为人处事,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天地祖宗,这是中华百姓的道德底线。春节作为宗教节,必然承载着良民的信仰。

2.制度上

1)宗法性

祖先崇拜,是华人最大的宗教信仰,是社皇教的核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关键,是宗法制之魂;因此,社皇教是宗法性宗教,民谚说:“求神不如敬祖,拜佛不如祭祖。”尽管南朝哲学家范缜《神灭论》认为,“形存神存,形谢神灭”;但是,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以灵魂信仰为基础的祖先崇拜仍然是华人挥之不去的心结。

中华创世神话是社皇教的解释体系,祖先神话是中华各族神话的主要内容,常常可以上溯到天神(往往与祖神合一)那儿,神谱往往就是宗族的根谱。背得出神谱、家谱的人,在本部族内倍受尊重。比起祭天地、祭神佛,华人对祭祖更讲究、更虔诚,不仅要孝父母,而且要孝父母之父母、父母之祖以至于远祖。“祖考配享于神”,即敬祖如敬天,是中华传统,这个“祖”往往是宗族或民族的,个人不过是这棵“大树”上的枝枝叶叶。

中华古代,如果有被大众所供奉的“神”,那必是有非凡的功德泽被于民的人和物。泛言之,中华古人是把祖宗当作“神”来敬的。在中文里,把神称作神并不足以表示尊重,只有把神称作“祖”才是真正的抬举。因此,“神”往往被纳入华人的家族称谓。比如,天爷、关帝爷、财神爷、土地爷、妈妈、娘娘、奶奶、仙姑,等等。至今,广大的中国农村仍经常把“某某神”简称为“爷”。[5]“社,地主爷。”(《说文解字》)甘肃省秦安县陇城镇,相传正月十五是女娲爷的生日。广西客家人,把二月二称作社皇节,传说是地盘老爷的诞辰。

“李鸿章说道:‘牧师来华,时日不浅,却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人。中国人当中,有信佛的,有信道的,而真正穷究其教义者却如凤毛麟角。那些无知愚民,更谈不上什么信仰,无非是伸手要好处,佛祖保佑我如何,老天爷保佑我如何。香火最盛的,莫若财神,那便是赵公元帅保佑我发财了。牧师发展的那些教民,无非吃教而已,一旦无钱可散,便立即散伙。以本部堂所闻,在中国信奉基督教的,并没有几个真正的读书人。’李鸿章的这番话,深深地刺痛了林若翰的心。他终于明白了,伏羲、女蜗,三皇、五帝,都不是神,而是中国人的远古祖先。老子和孔子也不是神,而是中国人之中杰出的圣哲。他们的学说不是宗教,而是‘道’。‘道’便是学问,而学问只掌握在读书人手里。读书人孜孜以求的是‘道’,‘道’是他们认识世界的途径,是他们灵魂的栖息之所。外来的宗教要想在中国立足,就必须征服中国的读书人,而征服他们的途径又恰恰不是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而是‘道’。当中国失去了往日天朝帝国的地位,神州大地上西风劲吹之时,他们为了影响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急切地寻找着解惑释疑的‘道’。”(《补天裂》)

“日常流行的一些概念和说法是错误的,例如说中国人从来不信神,说中国人不讲宗教,那我得问问,你说的是那类中国人?许多老百姓是信神的,他们只不过习惯把死去的祖先当神了,祈求祖先神灵保佑,这很正常。”(杨鹏:“中国信仰精神的源头”)

在中华的传统社会,敬天祭祖等宗教活动,不需独立的教团组织,而是由国家、家族、家庭来完成。皇权作为宗法制的代表,享有对任何事务的最高权威。虽有职业的巫、觋,却没有独立的教团组织,无论商朝的巫、觋,还是周朝的宗、祝、卜、史,都受君权和族权的支配。即使在祭天、祭社等国家祀典中,他们只能扮演司仪和助手的角色,绝不能充当主祭,主祭是天子或诸侯。

2)礼制性

“言而履之,礼也。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礼记》)“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颠蹶陷溺。所失微而其为乱大者,礼也。”(《荀子》)“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说文解字》)“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礼记》)“圣人制礼以立人纪,节其骄淫,防其暴乱,所以使民迁善远罪而成美俗也。”(《高丽史》)

“王者功成作乐,理定制礼。”(《礼记》)“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圣人之大宝,惟位与功,是以功成作乐,治定制礼。”(《魏书》)“古之王者,理定制礼,功成作乐,所以昭事天地、统和人神。”(《旧五代史》)“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化定制礼,功成作乐。”(《通典》)理定制礼、治定制礼、化定制礼,啥意思?理,即事理。治,即统治。化,即教化。定,即确定、安定、稳定。即言,事理确定了、统治安定了、教化稳定了,就开始制礼。可见,制礼是对“人道”的总结。“哲学家首先应该是文化的医生。”(尼采语)因此,制礼的先哲是文化医生。

周礼作为“宗法性宗教”,把华人的祖先崇拜上升为成文法。神祖崇拜的至境是圣母崇拜,人祖崇拜的至境是圣父崇拜。周礼的主要的祭神圣地,是作为“国之神位”的“右社稷,左宗庙”,而社祭是全部制度赖以推行的神圣起点。朝廷礼制,祭祖仅次于祭天;民间礼俗,祭祖始终是最重要的。总结先秦宗法制的《三礼》(《周礼》、《礼记》、《仪礼》),重点论述了祭祀问题。社皇教经过东周“礼崩乐坏”的冲击,并未消失,因为它植根于宗法社会,只要宗法社会存在,它就有生命力。

春秋时期诞生的儒学,动摇着社皇教的灵魂——圣母崇拜。儒学虽然具有宗教性,而它毕竟侧重于学术,而非纯碎的宗教学,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却又对神话强作解释的神话观、“敬鬼神而远之”的宗教观、重“人祖”而轻“神祖”的祖先观,使儒家与神话、宗教、周礼拉开了距离。[6]孔子抛弃了周礼中的神祖崇拜(重文缘),而偏执于人祖崇拜(重血缘),主张“华夷之辨”。因此,儒教只是社皇教的余脉之一。

“孔子心中的‘天’,是至高的人格神。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孔子是信‘天’的;所以,说孔子不信神,是不懂孔子。他‘不语怪力乱神’,是指不语那些小神小怪,他崇拜上天,只信上天,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正因为认为‘天’赋予自己某种文化使命,所以他还真有点自信。”(杨鹏:“中国信仰精神的源头”)

孔子或其徒子徒孙虽未立下教会道门,但儒家经典的重点之一是讲“礼”,礼的重点之一是祭祀,而社祭是礼制的核心。儒家虽无独创的创世说,但它保留了社皇教对祖先、社稷、昊天上帝、天谴、天命之类的信仰。儒家,肯定天神的主宰作用,热衷于宗庙、郊社的祭祀活动,历代儒生参与了宗教礼制的修订,将丧祭之礼纳入礼学之中,等等。

清末,康有为把儒教称作孔教,建议定为“国教”,认为“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胡适《说儒》,认为儒家源于商朝的教士,即主持礼仪的赞礼,或者叫神职人员。1982年宗教学家任继愈,认为“儒教是宗教”。

“敬天法祖,是中国人最大的宗教、最牢的信仰;而天又不过是祖的升华和放大,所以认祖归宗就成了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圣贤崇拜,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源头。《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当代经学家周予同指出,儒家的仁孝学说脱胎于初民的生殖崇拜,‘祖’字源于‘且’(男性生殖器的文字符号)崇拜,是男始祖崇拜的产物。”(牟钟鉴:“从宗教学与哲学看中国神话”)

社文化是大传统,诸子百家是小传统;社文化是儒学的主源,儒学是社文化的产物。孝道是中华文明之魂,社皇教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因此,任何文化只有向孝道、社皇教靠拢,才能融入中华文明。孝道是里,祭礼是表,这便是中华文明的祭祖之礼。儒家由于突出了孝道和祭礼,才使它成为帝王时代的正统思想,而儒教则是君临中华两千多年的国教。

3.实践上

1)入世性

从来没有任何神创教在中华成为国教,而由灵创教、祖创教融合而成的社皇教则是中华帝王时代的国教;所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是社皇教的两大基础。社皇教是人本主义的入世宗教,把华人塑造为一个热爱人生、悲悯苍生的民族。先哲认为,天神是人间道德的化身。传说,女娲补天,材料用完了,就把自己的身体补了上去。

“中国人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是民意的代表,民是神意的基础。一句话,中国文化面对的是人间的事情,神只是用来保障人类公益的工具。上帝也会给人间降下灾祸,但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赏善罚恶,它是人间道德的化身。”(常金仓:“中国神话学的基本问题:神话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

“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华人是讲求实效的民族,对彼岸世界不太感兴趣,不是寄希望于来世或彼岸世界,死后灵魂升天堂,或成佛成仙,而以谋求人的现世幸福为归宿,不太追究鬼神世界的真实价值和个人的灵魂解脱,不太看重宗教的外在形式,而看重宗教的社会功能,主要是政治的和伦理的教化作用。虽然佛教的西方净土、道教的神仙世界曾引起老百姓的向往之心,但经过体验,西方净土渺无实证,神仙世界高不可攀,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境界。道教、佛教均有一套严格的仪轨,远不及祖先崇拜那样来得直接、简便、亲切,跟日常生活融为一体。

2)包容性

包容,即宽容、兼容。社皇教主张开掘人性的善,奖善惩恶,远离兽性。无论《圣经》还是历史,都证明基督教的博爱只针对它的信仰者;社皇教的博爱,针对的则是全人类。佛陀说,泛爱众生,此即菩萨。因此,伏羲女娲才会走进佛教神话,成为佛教的菩萨。于是,唐朝产生了儒释道三教向社皇教的合流,史称“三教合一”。

社皇教是个开放体系,以女娲或女娲式的神祇为主神,同时信奉长生天、腾格里、帝俊、西王母、有巢氏、燧人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蚩尤、颛顼、帝喾、尧、舜、娥皇、女英、禹、廪君、盘古、色神、月老、花婆、社公、中罶、门神、火神、灶神、井神、龙王、龙母、蚕神、花神、地母、山神、河神、二郎神、九子母、田祖、本主、妈祖[7]、冼夫人、玉帝、财神、北帝、白帝、孙悟空、姜子牙、成吉思汗、毛主席[8]、红军[9]、解放军[10]、观音[11]、圣诞老人[12],等等。无论是神还是人或者物,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只要是对民众有功德、对社稷有好处,都可能被奉祀,都可能列入中华神谱。

“在中华的传统礼制里,主要有两大祭祀传统在民族宗教里是融为一体的,一是感念大自然的恩赐而举行的祭祀,二是敬仰古圣先贤和宗族祖先而举行的祭祀。祭孔子、祭黄帝陵的纪念性质,与现代纪念仪式中所包含的祭祀性质相差无几。纪念某某民族英雄诞辰几百年或忌辰几百年的礼仪,实际上正是某某古代英雄诞辰几百年祭,或忌辰几百年祭的传统。1976年,国人在数以千万计的灵堂中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的礼仪中,深深蕴含着祭祀的意愿;十里长街百万民众送别周恩来总理灵车的礼仪中,和古代圣贤葬礼中途的送行路祭并无两样;近些年,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若干周年,包含着多少对阵亡将士英灵的祭奠。常常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现代告别仪式,正是对当代圣贤的祭奠。举行正式的公祭、甚至国祭,按照民俗心理学的测试,远比叫做纪念活动的名称更加贴近传统、贴近民心。”(乌丙安:“中国春节传统行事:祭典与庆典的严密组合”)

华人的主体是中华的土著,中华文明是古今一脉的;所以,中华神话的影响纵贯古今,中华传统文化处处弥漫着神话;所以,社皇教经历了从灵创教到祖创教的演变,具有泛灵、泛神的特点。所以,中华古代,多教并存,神灵繁多,华人习惯一概敬之。这些神灵,有人爱用儒、道、佛三教来区分,其实他们大多数属于社皇教,纯属道教、佛教的很少,它们的神祇在社皇教面前并没有赢得独立地位,反而是社皇教的改造对象。社皇教没有排他性,但讲求“灵验”,“现世感”很强。老百姓并不是单一地信儒、信道、信佛,看似什么都信,多一个护佑,多一份保险,总没坏处。人们已不再注意自己信仰的是哪方神灵,而只关心能否祈福、是否灵验。

泛灵教是人类的共享文化,其它宗教都跟它有或远或近的关系;所以,可以把它比作宇宙。这个宇宙由各种星系组成,比如:纵览古今,中华宗教具有太阳系式的同心环结构,由里到外,一心五环:核心是社皇教,如同太阳,让诸多行星围着它转;第一环是具有本土特色的各种原始宗教;第二环是内层的衍生物,包括苯教、萨满教、东巴教,等;第三环是内层的衍生物,包括儒教、道教,等;第四环是华化的佛教、伊斯兰教,等;第五环是来自太阳系之外的基督教,等等。

《圣经》“摩西十诫”,有“孝敬父母”的话。20世纪末,风行中国的英语教材《走遍美国》,围绕孝道讲故事。“奥巴马竞选时,说他刚去世的祖母的灵在天上看着他,这是祖先神。”(杨鹏:“中国信仰精神的源头”)可见,祖先崇拜是中西文化的共同点,“良民的信仰”是人类的潜意识,而社皇教的可贵,在于它把这种潜意识升华为一种向善行善、推己及人、“有教无类”的普世信仰。圣母崇拜,既是基督教、社皇教的兼容点,也是基督教实现华化的关键;所以,圣母崇拜在全球的复兴,有助于基督教的革新。

可见,在中华宗教领域,社皇教具有最大的兼容性。周星老师的论文“祖先崇拜与民俗宗教”,认为中国民族宗教对基督教宽容相待,即便经常面临“迷信”之类的指责而时有难以辩解的困扰,仍然如此,除非基督教的信仰者越过了他们内心的某些“红线”(例如,指责基督教信仰者不“忠”不“孝”)。

注释:

[1]“没有对文化寻根运动主要战场——女神复兴运动的认识,《阿凡达》的奥秘是无法看懂的。20世纪最重要的女神复兴运动的理论领袖是考古学家金芭塔丝。她的《活着的女神》表明,公元前七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年,在新石器时代的欧洲与小亚细亚地区,从南部意大利一直到小亚细亚海岸,从克里特北部到第聂伯河河畔,存在一个崇拜女神的‘古欧洲’。其普遍性之广泛,堪称为一种欧亚大陆上的女神宗教。”(叶舒宪:“新神话主义与文化寻根”)

[2]王宝琳:《周易现代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1页。

[3]比如:①汉族俗信,人死后,亡灵走向阴间的路上必须过一条河,河上有桥,叫奈河桥。生前作孽,不行善,死后阴魂过不去奈河,永坠其中受苦受罪而无可奈何。故曰奈河(奈何)。②河北赵县范庄龙牌会的龙祖殿外,西边棚布上的十殿系列的神像与其他人物系列的神像有很大不同,是关于因果报应的图画,其中有许多对血腥、暴力的阎王殿的展示。其意思,指:生前做好人,死后才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

[4]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3-7页。“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

[5]马中:《中国哲人的大思路》,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6-136页。

[6]“宗法性宗教把论证宗法伦理的责任让给了儒学之后,便退出文化的核心地位,很多时候掩藏在儒学的庞大身影背后。这是长期以来学术界从未将汉代以降的国家郊社、宗庙祭祀,士人、平民的家庙祭祖活动视为宗教的主要原因。”(《中国全史》)

[7]“传说,妈祖原来曾是宋代莆田一位女子,叫林默娘,她救苦救难,后来牺牲了,民众敬重她,认为她升了天。大陆移民渡过‘黑水湾’来到台湾,把自己信奉的妈祖带到台湾岛上。台湾的民众携妈祖神像不断回到大陆来朝拜妈祖宫庙。最早的时候,大甲的宫庙镇澜宫顶着台湾法律的高压到大陆来拜谒妈祖,香火就又延续上了。妈祖信俗似乎有更为严格的制度,比如分灵制度。有时,要请妈祖的神像或者在不方便的时候就带一点妈祖庙的香灰,这样在新的地方建庙,这就有香火的延续了。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到莆田去考察。这里除了妈祖升天的湄洲岛外,还有一个贤良港,它是林家府邸的旧址所在地,是林默娘的出生地。我在这里遇到了五六位台湾妇女,她们是带着妈祖像来这里过年的。这些神像供在祖祠的妈祖像前,得到加持,就获得了更加充盈的‘灵气’。再有就是回到祖祠、祖庙去朝觐。特别是从元宵节到三月二十三日之间,会选定日期,抬着妈祖神像进行绕境巡游。这种绕境巡游变成了一个非常令人神往的、非常壮观的民众大游行。”(刘魁立:“台湾的中华传统文化”)

[8]“河北省赵县范庄龙牌会供奉毛主席像,是从1996年开始的。把毛主席请上神坛,已不是孤例了。陕北甚至建起了‘三老殿’,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请上神殿,供的是民间塑的领袖神像。在农户家中,也有把毛主席的半身塑像供起来的,并时常拿些好吃的供养供养。”(叶涛:“走进‘龙牌会’”)

[9]贵州习水,有“红军坟”、“红军菩萨”的故事,把一位给老百姓治病的男性红军卫生员神化为女菩萨,深受崇拜。

[10]1949年以后,有些民间画家把手持钢枪的解放军战士的形象画成年画,代替过去的武门神。

[11]比如:①河南淮阳太昊陵的后院是蓍草园,园的两边在当代新修了两个亭子,一个祭财神,一个祭观音。每逢人祖庙会,上香者络绎不绝。②傩神本指祖神,但有的庙却以观音配祀。江西南丰县三溪乡石邮村,有傩神庙,庙门上刻“傩神庙”。殿内神台,傩神太子端坐其上,身后有红幔,平时放下,正月十六晚上搜傩掀起,里面有十二位傩神的小塑像,对应十一个面具角色。正中坐一小偶人,叫“傩崽”。最左边,是近年村人后加的一尊观音神像。

[12]如今,中国澳门腊月二十三仍要送灶神,叫谢灶。要给灶神用灶糖糊灶神之嘴,免得他到玉帝面前说坏话。有些人家的灶头贴有圣诞老人像,像的两边贴着“上天言好事;回宅降吉祥”的联儿。

(河南淮阳太昊陵的人祖会;网络图片,致谢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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