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布莱金——音乐学的第三种观察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6-05-01 15:38:40 / 个人分类:仪式

音乐生物学的研究,这是以前音乐学还没有提出过的概念,是除了音乐的“历时察”和“共时观察”以外的、他称之为的音乐学的第三种观察,即音乐的“生物学观察”。这也是布莱金在音乐人类学研究音乐创造生物学方面的一个重要成就。
布莱金在对撒哈拉非洲地区和东南亚的音乐研究中发现,在一些强调全民音乐才能的文化体系的群体中,所有正常人大都精通歌唱、跳舞及器乐演奏。因此,他认为,音乐才
能可以通过基因遗传,其方式和语言学习的生物潜能和遗传方式相同。也就是说,音乐才能是所有正常人所持有的能力,是他们生物法则的一部分。
许多撒哈拉的非洲社会还都接受音乐能力有神圣来源的看法。布莱金通过对非洲北部德兰士瓦省的文达人传统音乐体系的调查研究表明,他们认为音乐的杰出才能通常是
部分有赖于一个逝去的祖先神灵的帮助(这个人并不一定是一个杰出的音乐家),部分有赖于一个人致力发展音乐才能的努力和决心,而这种音乐才能乃是所有人都具有的。
约翰·布莱金正是通过这些调查研究,使他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即人们对声音的自然法则的理解能力以及对不断增加的声音的复杂性的掌握能力方面的天赋,对音乐声音的界定及测量都具有文化特征。在文化体系强调全民音乐才能的群体中,所有正常人都能唱歌、跳舞以及器乐演奏。这种事实,只能以“音乐才能可通过基因遗传”来说明。其方式和人类学习语言的生物潜能的遗传方式相同。而布莱金这一音乐学的第三种观察——“生物学观察”,也正充分说明了有些民族部落和群体中的人为什么完全可以在不识谱或没有接受任何正规的音乐训练之前,就能掌握音乐体系的某些法则,并且能在幼年时期就创作出全新的音乐。
也正如布莱金在他的《人的音乐性》一书的前言中曾谈到的:“如果我对音乐的生物起源和社会起源的设想是正确的或是部分正确的,那么这一设想将会影响到对音乐能力和音乐教育模式的评估。如上所述,它将产生音乐教育和普遍社会作用的某些新的概念。”
他讨论到:“在不同社会中的音乐和舞蹈的形式和功能所表现出的证据显示,在人的生物性进化和文化发展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关系”。
这说明,一首儿童歌曲中的基本节拍和节奏片断通常总是通过孩子们歌唱时的身体动作、歌与舞结合在一起表现出来的。
如布莱金指出的:“文达音乐不是建立在旋律之上,而是建立在整个身体有节奏的律动之上的,歌唱只是其中的一个延伸。”

在对文达音乐和音乐习得过程的讨论中,布莱金一再提请人们注意“身体的完全介入”以及“音乐与舞蹈一致不断的联系”,它们作为一种手段能够强化音乐表演以及音乐所包含的结构的概念和技巧。因此,布莱金将舞蹈和音乐一起看作是测试关于思考、表达、身体自我以及自我和他人关系的一种手段。对他来说,音乐感觉上的、身体上的体验,既是一个目标,也是达到目标的一个手段。音乐中能够被深切体
会、全封闭的体验(它是表演者需要努力的最终目标)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且是由大脑和身体参与的精心排练的表演的结果。当表演者参与进包含有音乐、舞蹈的音乐类型的表演中时,那么他们就可以得到和学会如何思考和行动、如何感受以及如何与别人相联系的最佳方式[8]
在人类学的视野下,舞蹈与音乐一样:“舞蹈即文化”。舞蹈作为一种人体文化现象和艺术形式,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个社会的结构和文化,表达一个民族或群体的思想、政治愿望。布莱金也像其他的人类学家一样,看到了舞蹈的创作所具有的非语言的、象征性的、符号性的特征。
布莱金认为:一个民族的背景和文化,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对其舞蹈的象征、符号的解释:除了由于个体个性诠释所预期的差异,还存在被一个社会群体的大多数成员所接受的惯例或理解模式,这个群体可以是一个阶级、社区、专业、教堂或民族。这些对自身民族舞蹈符号或象征意义的带有规律性的诠释可以被称为对舞蹈动作和意义的“民族的感应”。也就是说,舞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不同民族的成员对舞蹈的欣赏、热爱往往有各自民族的不同的体会和感觉;民族习俗和感知习惯,直接影响并决定了他们的不同的感受。
(三)约翰·布莱金对英国舞蹈人类学研究及当今音乐教育的推动
首先,约翰·布莱金对有关舞蹈人类学的研究不仅具有学科的领先地位和创见性质,并且对于对英国舞蹈人类学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人类学者中仍存在着欣赏舞蹈不需要多少深厚的知识,只需要有对它的兴趣即足已的肤浅认识。因此,当时在英国以人类学的视角来系统研究舞蹈的理论观念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11]。
由于布莱金对建立民族舞蹈学的兴趣,他应邀为英国国家学术奖委员会舞蹈委员会工作。他与舞蹈家和舞蹈学者合作了几个写作项目,并且经常发表关于舞蹈作为文化表现的演讲。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布莱金制作了六个30分钟的名为“舞蹈”的系列录像带,他希望通过这些录像带展示舞蹈形式在跨文化多样性中的相似性(从在贝尔法斯特的爱尔兰舞蹈比赛,到南部非洲的马林巴(marimba)舞蹈,伦敦的迪
斯科舞蹈)④。这些,都成为后人研究舞蹈人类学的宝贵资料。
虽然目前舞蹈人类学还是一门正在兴起的处于创建阶段的学科,我们还很难说出布莱金有关舞蹈人类学研究的思想观念在今后会产生多么重大影响,但是很清楚的是,它们对英国舞蹈人类学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使它与其它国家相比有着一定的前沿性和独特的风格。应该说,这是与布莱金开创性的探讨与研究分不开的。
其次,约翰·布莱金对舞蹈人类学的研究以及音乐与舞蹈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音乐的生物学研究等相关理论的建立,也进一步证明了以动作和肢体反应作为音乐理解的主要成分特征的教育学理论与方法的正确性与可行性,从而为当今的音乐教育迎来了改革和创新的全新局面
长期以来,我们的音乐教育基本上运用的都是西方的一种“物理学模式”。例如,基本乐理体系的教学,从音高、音长、音色、强弱到音程、和弦、和声、对位,五线谱表所呈现的各种定量范式,均以时间、长度和质量的物理学的基本单位来表示。这种音乐教学方法,将音乐作为客观的物理现象来看待,客体乐音与主体人心,二者分离。而人类学家的观念,则认为音乐与人体的感觉乃是一个有机整体,音乐是被看作“人心之动”而发出的声音,身体行为在音乐中广泛存在,“灵”与“肉”是不可分割的。特别是约翰·布莱金所提出的“音乐生物学”的理论,更有力地影响和推动了音乐教育的革新,给音乐教育带来了更加开放的理念。试看,从上世纪后半叶相继出现的达尔克罗兹音乐教学体系、奥尔夫音乐教学体系、卡拉博·利恩音乐教学法、柯达伊音乐教学法,到本世纪涌现的生态式艺术教育、复合式艺术教育、生物学范式音乐教育等等,这些新的音乐教育体系和方法,无一不打破了传统音乐教育的那种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的模式,而注重和强调了身体语言的运用在音乐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与优势。它们将音乐视为一种活态事件,使学生参与其中,通过身体、动作、内心体验,来充分体验音乐,从而更好地实现对音乐的感受、理解与表现,达到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更高目标


TAG: 生物学 音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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