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湜改变世界的哲学何以可能(下) ———一个基于行动者与旁观者双重视角的构想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6-02-01 17:49:05 / 个人分类:实践观

基于行动 者 与 旁 观 者 双 重 理 论 视 角,对 马 克 思 主 义哲学处理决定论 与 能 动 论 关 系 的 问 题,可 探 寻 一 种 更 为 合 理 的处理方式。基于这 一 双 重 视 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可被理解为旁观者与行动者 的 关 系,即 决 定 论 是 旁 观 者 的 理 论 世 界 中 的 存在状态,而能动论则是行动者的实践世界中的存在状态。由 于决定论与能动论分别存在于旁观者的理论世界与行动者的实践世界这两个不同 的 世 界 之 中,因 而 关 于 世 界 的 决 定 论 描 述 与 能动论描述能够 并 存 而 不 自 相 矛 盾。由 此,可勾画出一种总括性的“本体论承诺”:基于旁观者立场对 于 有 限 的 确 定 性 的 承 诺,我们不能设想世界 的 绝 对 偶 然 论;而 由 行 动 者 立 场 对 于 不 确 定 性的承诺,我们亦不能设想世界的绝对的决定论。由 于 这 两 个 方 面 的 承 诺 都 是 有 限 的、非 绝对的,因而两个方面就能够共存在一起而构成一种关于宇宙的“开 放 性”设 定。基 于 这 样 一
种本体论,改变世界就是可能的。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二条中,马克思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②此处论及了思维或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强调思维对实践的依赖性,但并未进一
步阐述其依赖方式。
而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马克思则作了一种说明:
  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但是,人们绝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由于这一过程的。。。



我们看到,阿尔都塞尽管不否认实践对于理论思维的优先作用,但他更强调通过理论实践从现实对象生产出来的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的不同。这样一来,由于阿尔都塞执著于对直接将理论思维归结为实践活动之作用的“实践主义”的批判,因而其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说明就显得颇为含混。与之相对照,葛兰西则提出了一个重要洞见,那就是关于规律性和必然性的东西,是通过对现实历史活动的抽象分离而构成的,是一种“抽象图式”。这就从某种意义上揭示了理论思维是如何从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机理。尽管如此,由于葛兰西未能说明何以这种作为理论的抽象图式就能够达到一种阿尔都塞所强调的与实践的本质性不同,因而就还不能尽如人意。



如果我们综合马克思的有关提示,以及葛兰西、阿尔都塞、阿伦特、柄谷行人等的洞见来考虑这一问题,那么,所谓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就可以被理解为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关系。但所谓旁观,并非是对于外在自然之类永恒之存在的静观,而是对于行动者之行动事件的旁观。这行动者并非一定是其他人,而可以是旁观者自身,前提是,当其行动之时,不能同时是旁观者,而当其旁观之时,不能同时是行动者。人的这种双重身份的非同时性实现,犹如逃跑中兔子的“跑”和“望”。猎过兔子的人会有一种经验,即兔子跑一段时间后,会跳起来向四周张望一下再跑,但在张望时其身体的空间位置大致上只是在同一位置做旋转运动而不能同时向前做水平运动。因此,对于自我旁观者来说,旁观便只能是“事后”的反观或反思。如果是上升到哲学层面的反观或反思,那就只能是站在历史终点上的旁观了。这当是黑格尔的哲学只能是“后思”或“密纳发的猫头鹰黄昏时候才起飞”之意。如果我们不是直观地将人群
分成同时在场的旁观者和行动者,而是以毕达哥拉斯寓言的精神实质来看,则在人类历史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旁观者,人人都是行动者;同时,从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反思其行动的意义来看,人人也都是旁观者。当然,如同行动者的作用各不相同,其改变世界的效果也各不相同一样,旁观者也是不同的,有的旁观者目光如炬,能通览天下之大势,有的却目光短浅,只能看见极为切近的事物。但不管怎么说,人人都同时兼具行动者与旁观者之双重身份,这是没有疑问的。如此一来,就历史性行动而言,对于历史行动的“旁观”便不可能像竞技会上那样是一些人旁观另一些人的行动,而是人人“旁观”自己的行动。既然是“旁观”自己的行动,且不能同时在行动时自我“旁观”,那就只能是在行动结束之后来反观或反思。因此,历史中的旁观者之“旁观”便只能是一种“事后”的反思。

从基于行动者眼光的实践哲学来看,行动者的实践世界或生活世界,是第一性的实在,而旁观者的理论世界不过是对这一现实世界的抽象化而已,是一个派生出来的世界,是第二性的存在。

这就是说,科学所理解的自然,并非直接直观的世界,而是对这一原始基础的观念化,是其“观念的构造物”,但近代哲学却误解了科学的这一实质,将这一“观念的构造物”视为唯一真实的自然。于是,“自伽利略起,观念化的自然就开始偷偷地替代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了”⑥ ,“即一种方法论上的观念化功能暗中替代了那种直接的作为在一切观念化那里被当作前提的现实性而被给予的东西”⑦



但如果科学能够被还原于生活世界或此在在世的领会,则其何以具有那种与生活世界不同的引人注目的客观必然性,哪怕只是有限的客观必然性,就难以理解了。站在人的有限性立场上,这一第二性的旁观者的理论世界的存在,虽然可以归结为行动者的生活世界或实践世界,但却不能如此直接还原到实践世界中去。所谓“归结”,只是单向地说理论世界起源于、脱胎于、生长于生活世界;而所谓“还原”,则更进一步试图建构起一种直接关系。就此而言,这种归结方式是过于直接了,它只是说明了科学的起源,而不能说明科学何以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何以会具有如此巨大的改变世界的力量。



这种“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预言和控制”,显然正是工具性劳动方式在观念中的一种自然延伸,一种“观念中的构造物”。正是基于工具性劳动中所特有的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控制的因果关系,人们才进而构建了科学的理论世界中的因果关系。“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
原因。”④换言之,基于工具性劳动的因果关系,构成了科学活动之对象世界的必然条件,亦即先验条件或先验原理。这样,科学虽然源于生活,但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生活,这正如丝绸源于蚕,但却无法把丝绸还原为蚕一样。

这样,所谓决定论,乃是旁观者的理论世界或科学世界中的存在状态,而所谓能动论,则是行动者的实践世界或生活世界中的存在状态。而这两个世界的存在,乃是人作为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双重身份所致,是从“事后”与“事前”两种不同视角看问题的结果。以旁观者“事后”的眼光看事情与以行动者“事前”的眼光看事情,其结果是根本不同的。正是由于决定论与能动论分别存在于旁观者的理论世界与行动者的实践世界之中,因而关于世界的决定论描述与能动论描述才能够并存而不自相矛盾。而这种不同不可以或不应该简单地加以化解,实际上也不可能简单地化解掉。原因在于,旁观者的理论世界与行动者的实践世界各有其不能不存在的理由,如若简单地归结为一,那就抹煞了其中之一的存在理由。前一种抹煞立基于人之神性,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神,一种理性的神,以为人至少在思想的领域中能像神那样行事,那样具有“神目观”,通观绝对的全体。后一种抹煞则与之正好相反,否认人有任何神性,认为人只能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之中,所谓神性云云,都不过是一种霸权话语策略而已。但人的这种半神半兽性却是一个无法缩减的本质性存在,人之为人,正在
于他“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而任何缩减都会使人不再为人。黑格尔主义之误正在于试图通过思辨的辩证进展,将这种偶然性统统归结为必然性之表现,从而将活生生的历史完全地变成了“尸体”,变成了黑格尔所说的“阴影的王国”。而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之误则在于,试图否认任何阴影的存在,否认阴影的作用,而将任何客观性、必然性都归结为话语之运作、霸权之接合作用。既然人的这种双重本质性特征无法归结为一,那么一种合理的方式便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一事实性存在,并进而弄清楚两个方面是如何共存的,其间是否有关联,若有,又是如何关联的。


这一质疑又可分为两个问题:决定论的理论于实践有何意义,或其有何实践用途,以及这种决定论性的理论如何能够介入非决定的实践而不自相矛盾。这里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基于前面的分析,决定论性的理论的实践用途至少可从四个方面去看。
其一,决定论的理论之工具性用途。一种有效的理论,必定是把握住了某种实质性因果关系的理论,因而,借助这种把握,人们在实践中能抓住问题之关键,并能借助这种理论而达成诸行动者认识的一致,从而更有效地从事实践。这种经由理论构造蓝图的中介而行动的好处,正如葛兰西所说:“人们可以在特定实践的基础上去建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符合相一致,所以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全部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一致、更为有效,从
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力。”
其二,决定论的理论设定与论证社会理想之用
途。人类生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根本之处,在于人
类不仅生活在一个事实的世界中,而且同时也生活
在一个意义的世界中,他的生活总是必须被赋予某
种意义。若其生活不再有意义,人宁可选择放弃生
命。站在实践哲学的立场上看,人类生活的意义只
能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升华,这种升华的方式便是通
过对生活的“反观”而为生活确定一种目标,从而将
现实生活与此目标相关联并赋予其意义。一般而
言,人的目的的形成,总是反思性的,而与动物凭本
能行动有根本的不同。既然是反思,那就是处在一
种脱离直接行动的旁观者位置上,从而就是从一种
“事后”的眼光来看事情。目的设定当然是在“事前”
的,但设定目的的眼光却只能是“事后”的,否则目的
设定就是不可能的。“事后”的眼光所见的事情自然
只能是完成状态的。既然是完成状态,就是不会再
发生变化的,从而是既定的或决定了的。于是,对于
目的的论证便自然也是决定论方式的,即目的并不
被视为只是主观的向往,而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过
程的终点。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决定论与历史目的
论便不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而只不过是同一件事
情的正反两面,或者说,历史目的论不过是颠倒过来
的历史决定论而已。如果把价值的标准规定为行动
之目的,从而将一切有助于目的之实现的事物和行
为视为有价值的,那么,在这样一种旁观者眼光中,其三,决定论的理论破坏对立信念或理想之用
途。此作用可视为上一作用之推论。决定论的理论
既然具有正面论证社会理想之作用,那么,它也必然
就会同时具有通过批判破坏对立信念和社会理想的
作用。例如,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言说,便是对于超
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的否定,从而是对于资本主
义永世长存的论证和对于社会主义理想之信念的破
坏。因此,社会主义理论家便不能不对之进行反批
判以坚定信念。
其四,决定论的理论坚定信念之用途。一种关
于历史发展的决定论性的理论,尽管常常成为人们
无所作为而等待历史必然性到来之理由,但在某些
特定的情况下又可能起到坚定信念之作用,即历史
必然性被用来作为坚持原初信念之依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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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本体论 决定论 旁观者 宇宙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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