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湜 毛泽东的两种哲学及其意蕴 ———从理论旨趣与实践旨趣双重视角的考察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6-02-01 11:47:02 / 个人分类:实践观

毛泽东一身而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因而其理论活动便不可避免的会具有理论旨趣与实践旨趣双重性质,同时,对于一种哲学来说,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这双重功能,由于理论与实践关联的复杂性,很可能会在二者之间会出现不一致性。因此之故,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性在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的毛泽东那里,有着特别典型的体现。就当时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一方面,这种决定论的理论体系由于其具有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上的彻底性,能够有效的用于掌握群众,从而不可弃绝之,但另一方面,又由于这种决论的理论不仅从逻辑上使得改变世界的行动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还由于其抽象性、僵硬性而往往导致实践或行动的失败,因而又必须予以严厉批判。但既然这两方面都为成功的政治实践之所所必须,则尽管两个方面难于兼容,但却必须使之并存。这似乎便是毛泽东具有两种哲学之缘由。推而广之,对于任何兼具理论家与实践家的人来说,如果他既要正确地行动,同时又要掌握群众去行动,则其若要成功,必定需要两种哲学,一种用于掌握群众,另一种则用于正确地行动。这样,这种两种哲学的视野便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去分析任何政治实践中的不同理论倾向及其间的张力问题。进而,对于一个行动着的理论家或者说对于一个需要理论指导和凝聚人心的政治集团来说,分别适应于正确行动和掌握群众的两种哲学的并存也表明,要想掌握群众,或许用一种理论上彻底的外来哲学理论便可,但要想成功地行动,或者说发展一种能够成功的行动的哲学,却必得借助于传统思维方式方有可能奏效。


为把握和解决上述难题,我们必须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特别是必须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中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关系问题,以及与之对应的理论世界与实践世界的关系问题。不同于人们通常的阐释,马克思的哲学将改变世界视为自身的首要任务,而将解释世界视为对改变世界的活动之反思或符号化。但作为这一反思或符号化结果的解释世界之理论活动,又不能简单地还原为改变世界之实践活动,于是,不同于动物世界,人的生活世界便二重化为了实践世界和理论世界之二重存在。现在,我们不仅通过直接的生活实践构成了我们直接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或实践
世界,而且还在此基础上通过我们的理论活动特别是科学活动构建了一个理论的客观世界。一方面,这个科学征,那就是其严密的规律性,即理论世界是一个为因果规律体系所支配的世界。因果律基于工具性劳动对于理论活动的先验性,使得科学对象的理论世界必然要以因果律为前提,即必然要将理论世界构造成为因果决定论的世界,否则科学的理论活动就失去其意义。但另一方面,科学的理论世界的出现,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蓬勃发展,却没有也不可能将原初的实践世界或生活世界消除掉或完全取而代之。尽管近代以来的人们在观念中一般地以科学的理论世界取代了自身所源出的生活世界,但生活世界仍然独立地存在于理论世界之外,只是在近代形而上学的蒙蔽下,人们才无法看到这一点。而现代实践哲学则向人们揭示出了形而上学的这一秘密。从实践哲学的立场看,现实的生活世界是不可能被科学的理论世界所吸收的,相反地,科学的理论世界却是立基于生活世界之上的,没有生活世界,理论世界是无以立足的。既然科学本质上是对于生活世界中之一类特殊的活动———工具性劳动的一种抽象,那么,它就不可能将具体的生活世界全然吸收进自身,而只能是一种基于工具的一义性的单一视角的透视。这样,理论世界的抽象性、确定性与生活世界或实践的理论世界虽然是奠基于实践世界之上的,但却有着根本上不同于实践世界的世界的具体性、丰富性便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
    既然进入理论世界便必然地要求以因果关系构造对象,即将世界构造为必然的关系,那么,这个领域便只能是必然性的领域、决定论的领域,从而就并未给人的能动作用留下空间。或者说,在这个领域中根本就不可能给人的能动作用留下位置,人的能动性早就以笛卡尔的方式被排除在这个客观世界之外了。这是理论活动的本性使然,即便是舍弃机械决定论,降级为统计决定论,亦是决定,也不可能给人的能动活动留下余地。。故这里我们不得不得出的结论是,既然理论
世界是一个决定论的世界,并未给人的能动活动留有余地,那么,在理论世界中谈论世界,谈论历史过程,便只能将之构造为决定论的,并不能给人的可自由发挥的能动性留下余地,否则便不是一种适当的理论。历史领域当然与自然领域有根本性的不同,例如由于对象的极端复杂性,无法运用数学工具进行精确的描述,但这种不同却并不妨碍对历史的理论研究或理论构造。而且在此领域如此的谈论具有必然性,不以决定论的方式谈论历史过程,倒似乎文不对题、有问题。这种理论构造,便是一种自柏拉图以来就受到极大推崇的理论智慧。
    但进入实践领域或实践世界则与进入理论领域大不相同,在这里,要想有效地从事实践,就不能奢谈普遍性、必然性,而只能针对特殊的实践情景而具体地构想实践方案,且要根据实践情景的变化而修订实践方案。当然,这不是说普遍必然性的理论与具体特殊的实践无关,而是说,理论要想有成效地进入实践,便不能以一种直接的构造性方式去指导实践,即把具体的实践抽象为理论构造,而只能以一种康德所说的范导性方式去间接地、调节性地关联于实践。如果以自然科学理论与工业技术实践为例来看此关系的话,在工业设计中,从自然科学定律到工程技术规范
的转化过程对于理解这一问题便是富有启示的。科学这种非构成性的调节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便是一种辩证法,即实践辩证法或实践智慧。
    但问题不仅仅如此。如果理论只是解释世界,那么,对于改变世界的实践来说,这种纯粹的理论构造除了能够满足一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好奇心即一种理智愉悦之外,还能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无疑,如前所述,理论具有指导实践之功能。但如果真正在实践中起作用的实践智慧必定是关于特殊的东西,而抽象的普遍性理论必须被特殊化之后才能在其中发挥一点作用的话,那么,它至多也只能具有一种工具性的意义。但是,理论智慧却不仅仅为那些抱有纯粹的好奇心的人所看重。如果说自然科学理论由于其巨大的工具性功效而为人们所重视的话,那么,那些并未见得有何实际的工具性效用的哲学理论却为何亦为人们所推崇呢? 那些纯思辨的理论之所以能获得重视,甚至有时会获得可称之为崇高的地位,恐怕亦在实际生活中自有其他者难以企及的独特功效。这难以企及之处便是理论在纯粹满足好奇心与充当工具性用途之外的一种对于实践家来说更为重大的功效,即作为旗帜聚拢人心之功效。那么,理论何以会有这种功效呢? 这在于理论所具有的客观普遍性之特征,或者至少是在于其客观普遍性之外观。亚里士多德曾言,理论智慧由于以永恒必然的东西为对象,从而比之以可变的事物为对象的实践智慧,使人借助于掌握这种永恒必然性而能够分享宇宙之神性。分享神性云云,未必可当真看待,但理论的这种无所动心的客观普遍性特征却暗含着某种规范性意义,那就是暗示既然世界是如此这般地运行的,则人们应当循此而行。诚然,人们未必会循此而行,且循此而行的结果未必成功,更可能是不成功,但理论所蕴含的这种规范性意义,一旦当一种理论为人们所接受,进入实践,便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性力量。理论所激发起来的人民大众的物质性力量无论是可能导向预期的建设性后果,还是可能导向非预期的破坏性后果,这种力量的巨大性都是无疑问的———这便是理论的动员群众、掌握群众的旗帜效用。正因为理论有此巨大作用,实践家们尽管不免看重实践智慧,而对理论智慧之满足理智愉悦之功效嗤之以鼻,但真正有眼光的实践家特别是政治实践家却绝不会轻视理论的这种旗帜作用。而理论的这种旗帜效用之大小,则正如马克思在谈到理论掌握群众以变成物质力量时所说的: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 而所谓彻底,所谓抓住事物的根本,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看,便是发现事物之本原存在,以之为基础而建构起一种决定论的体系,从而说明世界。当然,并非任何决定论体系都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但至少那些从某一基点出发的决定论体系看上去是抓住了事物之根本的,从而显得是有说服力的。因此,尽管决定论的体系否定了世界的可改变性,从而也就否定了实践或行动的可能性,但由于其彻底性而能够用于掌握群众,因而亦为政治实践家所重视。
    这样,一种哲学理论便可能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单纯满足理智愉悦的解释世界效用、实践中的工具性效用和掌握群众的旗帜效用。单纯满足理智愉悦的效用可能不为行动者所看重,但能够发挥工具性效用和掌握群众效用的理论体系的两个方面却是不可缺少的。这里的问题是,若理论只是构成实践智慧之一种工具性成分,而实践智慧又是一种以可变的事物为对象的东西,是一种非决定论的东西,理论智慧在其中便只是一种从属性的成分,即从属于实践智慧的东西,而非决定性的因素。而能够掌握群众的真正彻底的理论,既然以永恒必然的存在为对象,则其在本质
上必定是以决定论为最终目标的。如此一来,理论之工具性效用与掌握群众这两个方面,实质上便是可归结为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的关系问题的。而两种智慧如我们所指出的,一方面同为实践或行动所必需,另一方面又彼此矛盾,难于共存。这便是任何一种实践特别是政治行动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的问题。就中国而言,当人们将马克思主义付诸实施之时,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亦即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关系问题。一个政治实践家能否妥当地处理这一关系问题,决定了他所领导的政治行动的成败。



    既要推进决定论体系又要排斥决定论体系,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 显然,这两种要求在逻辑上的不相容,已表明这一问题是无法以一种理论的方式予以解决的。因此,一种可能的解决方式便似乎只能是非理论智慧的实践智慧了。
    对于这一内在张力的消解,当然也是理论家的任务。但是,鉴于这一问题从理论上似乎是难于解决的,且理论家对此问题的感受并不如投身于实践之中的实践家那么切身,那么,理论家未将此问题当作其核心问题加以解决,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但实践家却不同,他若不能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便不可能成功地从事实践。因此,对于首先是作为一个政治实践家的毛泽东来说,这一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他必须全力以赴地对付的根本性问题了。
毛泽东又何以能够如此呢? 这恐怕与毛泽东一身而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有莫大关联。实践哲学的核心要义是解释世界,从根本上说从属于改变世界,即理论从根本上说根源
于实践、从属于实践。这一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实践哲学的核心要义并非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思辨性命题,而首先是一种实际上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生活方式。这就要求人们在实际上而不仅仅是在理论观点上将理论从属于实践。但这一点对于一个单纯的理论家来说,是很难做到的,而对于一个实践家来说,则不难做到,因为实践家的目标只是实践的成功,而毋庸太多的顾及理论的一贯性。当然,单纯的实践家往往只在自己实践中的将理论的功效作为一种因素加以考虑,并不去将这种考虑上升为理论。而毛泽东由于兼具理论家与实践家之双重品格,他就不仅在实际上
坚持这一处理方式,而且要在理论上将之表达出来。但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一方面为了实践的成功而克服或批判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理论哲学倾向,并构建一种实践哲学; 而另一方面,同样为了实践效果却又不能不继续以某种方式保留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
为说明毛泽东创建了一种不同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实践哲学,我们须做一些考察。毫无疑问,毛泽东是认真研究过苏联的哲学教科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苏联哲学教科书提供给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解的材料。但是,毛泽东对苏联教科书的研读却并非无批判地接受,而是基于自己的理解,特别是基于自身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 “前见”作了批判性的重构。就此而言,苏联哲学教科书对于毛泽东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起的作用只是阶段性的: 一方面,他借助于这些教科书而逐步熟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另一方面,他又逐渐不满意于这种带有明显理论哲学倾向的教科书体系,并以自己的方式对之进行了超越和改造。
    


我们不难看到,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是“强调这种 ‘自觉能动性’,并把它看作 ‘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族类本性,强调运动、活动、
劳动、实践、直接经验,从而强调产生和支配行动的实践意志,强调 ‘精神变物质’、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等等,似乎是毛从早年到晚岁一以贯之的基本哲学观念”; 另一个方面则是 “强调对经验规律的客观性的认识,强调 ‘调查
究’,强调从 ‘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 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即 ‘实事 求是’”。⑤ 而正 是 “这 种 经 验 论 的 唯 物 论,亦 即经验理性’,保证了 ‘自觉的能动性’不流于乱闯盲干,使得革命战争和革命的政治斗争能不断取得胜利”⑥。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引出这样
一个观念: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个由自觉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两个方面构的关于人与其活动环境的存在论结构。那么,毛泽东思想中这样一个存在论结构是什么性质的呢? 李泽厚认为,在 “自觉能动性”与 “经验理性”之间,毛泽东把前者即自觉能动性作为本质、目的、世界观,把后者即经验论、客观性的认识方面,作为手段、方法、认识论,两者仍有主从的不同⑦。如果是这样的话,毛泽东似乎便是一个主张客观规律性从属于自觉能动性的唯心主义者了。但李泽厚这一说法显然存在着含混与不确切之处。如果单纯人的活动这一直接性层面上来看,而不考虑更深层的存在论问题,李泽厚的这一看法或可成立。但如果是从存在论上看,则似乎不能这么说。如果从毛泽东早年的思想来看,他的 “我即宇宙”、 “宇宙一大我”等说法,似乎表明,此时毛泽东思想中的我”与 “宇宙”的关系,只有执着于 “小我”之时,才是对立的,而如果达到 “宇宙一大我”的境界,则 “我”与 “宇宙”之间便不存在相隔之处,而是融为一体。这样的话,则这种二元对立之中并不存在何者为主何者从属的问题。诚然,“我即宇宙”是一种带着某种神秘性的说法,因而在其信奉马克思主义,转到唯物主义立场上之后,似乎便不再能立足了。但也许不尽然。或者,我们也可以从一种类似于布赫 “希望哲学”关于物质世界自身具有能动性的视角再将我”与 “宇宙”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视之最终为统一性的存在。否则,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我们如何设想人的能动性的根据呢? 这样的话,或许可认为,最终的统一性是一种可以思辨地设想的境界,而在实际生活实践领域,我们所能设定的则只能是自觉的能动性与客观的规律性的对待与通过能动活动加以改变而后实现的相对的统一。
当然,毛泽东思想中的这种复杂观念,并未在其专门的哲学著作明确的表述出来,而只是在其理论生活中 “表现”出来。即便是其作为实践智慧之体现的实践哲学思想,也是如葛兰西所言,只是在其政治论著当中有所表现。而在其专
门的哲学著作中,为了严守理论逻辑上的一义性,却只能表述一种单一视角的东西。理论的单一视角自然只是一种抽象,无法表达双重视角的视界来。当然,正如前面所指出过的那样,毛泽东在非严格理论论述的场合,如在对于苏联哲学
教科书的批注中,也有通过对于教科书某些观点的批评而表露出自己观点的例子。但不管怎样,只是在其政治军事著作中,毛泽东的核心哲学观念才得到了明确的表达。
然而,毛泽东的这一存在论结构虽然能够在实践上为合理地解决决定论与能动论的张力提供一种存在论和方法论前提,但是,这一解决却只是实践上的,而非理论上的。依据这一存在论前提,人们便可将人的能动性与实践环境的客观规律性视作可并存的二重结构或双重视角,而不必去构想种种辩证模式去消除这一二元对立。当
然,正如我们在别处所考查过的,这一二元对立在理论上的解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能的,即便深刻如卢卡奇,甚至黑格尔,也无法通过辩证进展来解决这一难题。他们劳心费神所构造起来的庞大体系,并未解决问题,最终还是陷入了一
种隐性的历史决定论之中,从而也就使得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成为不可理解的。毛泽东的这种哲学虽然能够十分有效地运用于现实生活实践,能够作为实践智慧而解决实际问题,但是却不能构成一个理论智慧所追求的基于单一理论原点的理论体系。而成功的政治实践不仅要求恰如其分的有效的正确行动,而且要求动员足够数量的群众来有效的行动,且不仅仅是少数人的正确行动。这样一来,既然就掌握群众的解释世界的理论所要求的理论的彻底性而言,仅仅能够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智慧是不能充分满足的,那么,一种决定论的理论体系尽管不能有效指导实践,但却能够在某种意义上满足掌握群众之需求,从而也就具有了存在之必要。
    从以上考察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之所以既严厉批判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理论哲学体系,但又并未将之彻底弃绝,且在一定时期还亲自讲授,正缘于这种决定论的理论哲学体系所具有功能的双重性。一方面,这种决定论的理论体系由于其具有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上的彻底性,能够有效的用于掌握群众,从而不可弃绝之; 但另一方面,又由于这种决定论的理论不仅从逻辑上使得改变世界的行动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还由于其抽象性、僵硬性而往往导致实践或行动的失败,因而又必须予以严厉批判。但既然这两方面都为成功的政治实践之所所必须,则尽管两个方面方
凿圆枘,难于兼容,但却必须使之并存。这似乎便是毛泽东具有两种哲学之缘由。
尽管在毛泽东那里存在着两种哲学,但从以上考察亦可见出,在他那里,这两种哲学的地位决不是半斤八两,而是极为不同的。

TAG: 教科书 马克思 毛泽东 决定论 实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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