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96年，青铜去青海，在三江源拾得一枚五色石，鞍马劳顿中揣在怀里几天，带着体温送到我手上。那是我的初恋，信物竟来自青海。青铜说，在黄河源头，他有个许诺；他的诺言逶迤到黄河入海口，我们的家乡。虽然恋情终究未果，那颗石头，确有青海的质感，触到我的肌肤。由此我想象青海。那应该是个云雾缭绕的异乡，苍莽辽远，青海湖凝碧，油菜花盛开。印象大概来自郑钧的《温暖》：我爬过沙漠去看青海，金色的油菜花正开。。。
青海卫视的宣传语曰“大美青海”。初，我颇不以为然，以为妄称。美则美矣，如何称之为大？今年八月，因参加西王母与昆仑文化研讨会的缘故，第一次到得青海。带着之前的想象和腹诽，与青海的山河草木喇嘛牦牛撞了个满怀。颇有些Culture shock.
19日飞机着陆前，看到地上一座灯火斑斓、金碧辉煌的大城，那是西宁。我对同行的张从军老师说，为什么东京、济南的夜景没有这般震撼。张老师的回答也有禅味，“是你的心不同啊。”我一惊之下，想，我到底抱着什么心态，来到西宁？浑浑噩噩间到宾馆，即有会务组献上哈达，太长，我第一次遭遇，又头脑混沌而反应迟钝，差点绊倒。与张勃师姐同住，欣喜；又去拜见师尊。当晚向叶老师借与会学者坦纳的中译本《历史人类学导论》与刘魁立先生的一本1950年代关于民间文学讨论的小书，均许诺第二晚归还。当晚纳足便睡，一夜无话。
20日的考察在迷蒙细雨中。青海地处高原，400毫米等雨线从青海的最东端穿过，故年平均降雨量约300-500毫米。像这种绵绵细雨的天气并不多见。听当地人说，近几年气候有些微调，沙尘暴渐少，雨量渐增，因此湿度增加，西宁也更气候宜人。我最喜欢雨天，也喜欢在汽车上向未知的远处奔驰，更喜欢细雨天摇摇晃晃地在车上看书。累了便迷糊一会儿，醒了接着看，一天下来，两本书居然都翻完了。也因为这一天心思大多在读完这两本书，故而对风景印象寥寥。在贵德，见黄河清清；在地质公园，砾岩的山体上竟离离地开了些黄花，黛绿或褚石色丹霞地貌都令人讶异。有张照片我特意贴上，巴莫老师背后的山脊云雾蒸腾，竟形成一个气团凝聚的晕圈，像是佛陀身后的光晕。拉脊山口海拔已到3800多米，玛尼堆遍布，我只觉得奇寒彻骨，拍得三两张照片，便逃回车内，继续回到我的书的温柔乡里。
同行的张从军老师才思敏捷，做起诗来倚马可待，日产十数首。偶有得意之作，便发给我。我虽然没有诗才，但也不忍冷场，偶尔和上一首，也以打油诗的姿态发点思古之幽情。可惜大多已随手删除，只记得张老师写道：八月青海麦正黄，。。。满目河山风景好，乐将他乡做故乡。我误用仄韵，剑走偏锋写六言诗：远山黛绿含烟，秋水横波生寒。高原晓来风雨，揉碎故园心眼。周郢老师看罢批评道，有长短句的跳脱，却也有长短句的轻飘。我深觉赧然。16岁前后填词太致力于炼字，又追求文气流动，风流妩媚。而诗更追求叶韵合辙、清新稳健，我以词入诗，格律全然不理，自然无处着力，为下下品。在看完丹霞地质公园，张老师诗作一首咏叹天公造物，我和道：雨后拨云见天光，黛山红岩尽苍茫。行云施雨造化奇，天公眷顾贵德乡。
21日上午会议开幕。官方仪式略。朝戈金主持，主题报告有三：陈连山关于昆仑、钟宗贤关于王母，以及赵宗福关于青海与王母昆仑。刘魁立先生总结。（我有另文做会议综述，稍后奉上）
下午瑞士苏黎世大学的历史人类学家JakobTanner做学术报告，德国马普研究所的吴秀杰老师做翻译。报告很精彩，主要谈及二战后德语世界里学院派的人类学、历史学与民俗学之间的融通、边界与分歧。当然其中会有对话、合作、交换以及跨学科的交叉，也有张力和斗争，总之是一场学科之间的遭遇战。他谈到几个重要的学者。如Berf ·E·Hoselitz,以及1952年学术刊物《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创刊。而1960年代，则有关注工业社会微观史的风潮。而此时，社会与科学的关注点渐渐趋同。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三个学科相互影响之下逐渐转变，朝向新的研究思路，如朝向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之路。Tanner教授从学科角度的思考给我很多启发。他谈到迪尔泰对人学（史学、法学、文学批评、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出发，为学科寻求恰当的理论和方法基础；而布尔迪厄则从科学场的角度，试图探讨学科之分及其社会影响和政治利益。（我是布尔迪厄的粉丝，以拥有布尔迪厄全部中译本为荣，听人谈及偶像，自然兴高采烈）大概一个学科自主性越高，应对外力力量（如政治权力）的压力越是游刃有余；倘若不能强于内，则容易为外来舆论或权力所导引而成为传声筒，或者为某种舆论或者力量做注脚式的研究。学科之所以亟待建立健全科学的内部标准与方法，大概想与利益集团保持一定距离。他同时谈到另外两个学者：致力于希腊历史研究的学者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与在1930年代关注社会现实的Hans Ulrich Welhler(1931)。在政治史等学术研究中，是片面地宣传普鲁士或追随纳粹德国，还是保有学科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张力而尽可能多的自主权？当然，在极端权力面前，学科的自主权更加不易。对于一个学科来说，倘若内在的准则和规范足够强大，那么，即使在非常时期，其观念、人员都会有一定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其学术场域的构成能够成为“变压器”，其“折射能力”和移易能力都使得学科的学术自主性不会受到更多损坏。
1970年代，意大利的微观史渐成潮流。Carlo Ginzburg所著《奶酪与蛆虫》为其代表作。（我在电子书斋传过英文本，"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是影响过我研究思路的书之一！)而很多学者入手点便是，个人的活动（空间、惯习）与社会规范的不和谐处。这位Ginzburg,算得上是受到社会人类学启蒙的历史学家了。
在德国，因为人类学往往与纳粹时代的体质人类学联系在一起，坏了名头，故而“历史人类学”一词也为学者所拒绝。在德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赤脚历史学家。（在坦纳的《历史人类学导论》中有详述，北大出版社，2008）也就是当地人研究地方文化和地方社会史；并且开拓口头史的研究，如民间如何经历纳粹时代；其中民俗学、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被充分利用。日常生活史其实不仅志在描述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也对动了对权力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剥削形式的关注。学者Hans Medick有反对结构主义的倾向，他将Agency(“人”的主体地位？）、象征形式、社会实践、文化意涵等通盘考虑，强调历史主体的行为能力。接下来Tanner谈到另外几个学者，如哲学人类学的马克斯·舍勒（西毒胥志强的偶像，他对于“人生存本质”的多元思考，我基本上不怎么懂）、Helmuth Plessner(身体语言的诠释学）、Arnold Gehlen等。历史人类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有张力的。而学科成熟的一个标志即是1993年《历史人类学》杂志出版。
结语部分比较简短。历史人类学是在跨学科和交叉领域中发展起来的，可谓路漫漫。其中1980年代有很多突破。借助于日常生活史、性别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出位；在发展过程中，与社会政治运动、团体刻意拉开距离的同时，又有合作；在认知心理学、经济学以及大脑科学研究的推动下，从自然科学来解释人的行为，成为历史人类学的新突破。
在互动时间里，巴莫老师从学科立场提问。作为学科的建设者和立法者之一，她在思考学科安身立命的问题，我远难企及。我关心的是，坦纳所言的历史人类学，跟我所受的华南学派历史人类学之间的关联。我先大体介绍华南学派，然后问他的问题是，德语世界的“历史人类学”跟年鉴学派的关系。他谈到了马克·布洛赫、费弗尔，布罗代尔和勒华拉杜里，也就是谈到了第一期和第二期年鉴学派对他所谈到的历史人类学的影响。在德语世界里，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才是正宗。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真的跟德国这个不一样，德国的历史人类学之新，大概在于这本书最后两章所谈到的，也就是心理学、传播学（传媒学）、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交叉。而偏偏也没有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其实坦纳是个大器晚成的学者，从容而且渊博，并且对学科、知识边界以及政治哲学都有很多思考。他回答我的问题时，说了一句很震撼我的话：不要过分估计年鉴学派。My god,倘若当真如此，“泰山其颓，吾安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