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网上流行一种说法叫“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可是,说起民主参与的话题,中国的民俗学者都去哪儿了呢?他们的不围观、不关注以及一致冷漠可能有各种各样无需猜测的理由。在他们看来,这些理由更重要,足以让他们在沉默中心安理得甚至怡然自得。
但我这里想问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作为民俗学学者,我为什么才出来?前些年我去哪儿了?当然我可以回答说,自己也没闲着,而是在做学问。虽然这种学问也关涉民主和自由,但似乎更多地是一些理论思考。只有当身边的环境日益恶化以至于难以让我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民主和自由才同时变成了迫切的现实问题,我也由此变成了一个“愤中”。我当然知道,牢骚于事无补、于己有害,但仔细想来,我凭什么发牢骚?我为社会做了什么?如果我什么都没做,凭什么发牢骚?面对朝令夕改而且“治”我没商量的工作环境,我除了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如果没说什么、没做什么,难道不是我活该逆来顺受和忍气吞声吗?至少这种局面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不说话、不作为造成的,这能都怪别人吗?如果我不说话、不作为而仅靠私下发牢骚,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严格说来连生闷气的资格都没有。
我经常感叹中国人总是把观点与人事搅在一起,把观点的赞同与否等同于人事的站队,也就是网上说的用屁股决定脑袋,因此难以展开正常的学术批评。这里只说我自己。即便我在理论上已经把二者分清楚了,但做起来仍然经常担心会得罪人。这说明我分得仍然不够开。我曾与友人说过,即便民主参与的主张是素不相识的张三李四提出来的,我也照样会支持,因为我支持的是正确的主张本身,这和谁提出来的没关系。如果有人愿意把凡事都理解为中国特色的阴谋论和拉帮结派,把人事和位子看得高于一切,那也只好悉听尊便。
民主虽然早就成了大家的口头禅,至少从德先生开始算起,我们已经喊了差不多一百年。但究竟什么是民主,我们往往不一定了解。因为不了解,所以才觉得无所谓或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当然,也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那就是“真善忍”,有人曾赞美中国人最能对自己“狠”,因为“忍”字不就是心上一把刀吗?至少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就是惰性十足。我们大多信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沉默是金”之类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我们习惯于等待和依赖而不是自己去努力争取。民主的制度化方式之一就是法治,可在中国传统中长大的我们却喜欢息讼和无讼,因为打官司既劳民伤财又伤邻里情面还费时耗力,那我们就在隐忍和委曲求全中一代代苟活呗。如果我们自愿如此生活,并且认为这样的生活理所当然、从来就应该如此因而可以安之若素甚至乐此不彼,别人又奈之何?但我还是想问:我们“从来如此,便对吗?”有些习惯做法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狂人日记》)
既然民主的确有些麻烦和费事而且有代价或者会得罪人,为什么我们还要民主呢?如果我说因为民主可以让我们活出个人样,那可能会被许多人的唾沫星子淹死——你凭什么说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样?我只能说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和尊严,没有自由和尊严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如果只有吃喝拉撒睡而没有自由发声的权利和尊严,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那能叫真正的人?
正如吕微贴出的《素质论、国民性理论与对民主的误解》(作者:羽戈)一文已经指出,有不少人根据社会乱象认为中国根本不适合民主。其实,正如有人以中国的村民自治存在不少贿选来说明中国不适合民主一样,也有人可以用柴静2007年的访谈节目《麻柳的民主》来表明,连中国最基层的老百姓在压根儿不懂西方民主的情况下照样有基本的民主诉求和理性协商能力。但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这二者都是以偏概全,而在于:民主的理念根本不是来自对现实的经验总结和归纳,而是源于自由意志的超现实设定。
美国著名教士和思想家哈里·爱默生·福斯迪克已经说得很清楚:民主的基础是确信普通人具有不普通的能力。换言之,民主是当你还不一定完全具备理性能力的时候就假设你有这种能力。也就是说,民主实践先验地设定每个人都具有理性判断、思考和行动的意志能力,就是给每个人提供这样的机会,也就是让每个人都有理性判断、思考和行动的权利和责任。如果哪个人还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这种能力,那么,他或她就有义务学会这种能力,或者有责任使自己发挥这种能力,包括有理有据、和平理性地公开表达意见的能力,让自己的理性意志能力不受蒙蔽和欺骗而做出独立的选择和理性的判断。因此,我说民主实践最终会让每个人受益。
进而言之,民主的关键还不在能力而在于有没有公开表达理性言说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意志。也就是说,重要的是有没有求民主、参与民主的耐心、决心和信心。这正是龙应台所谓“在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这条路上,其实那个不断要求更新、不断自我改造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民主实践的关键是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理性言说。没有民主参与的态度、意识和意志,我们就难以上路。在这方面,龙应台的如下说法的确有醍醐灌顶之效:
(1)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退让,你忍耐,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大破烂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团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说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品……
(2)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的话,明天――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3)回想台湾自八〇年代走过的路,我觉得不是民主错了,而是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对于民主的认知理解太浪漫太简单,有一种期待错置。我们都把民主当成一个现成的果实,以为摘下来就能尝到甜美,没想到是酸的。我们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认识到民主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摔跤再站起来的过程。
(4)政治里有许多是属于沟通、平衡的艺术,是不得不去做的。你必须完成那些协调、算计,才能争取到一点做事的空间。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能成仕,因为要穿过满地荆棘,在地雷阵中跳芭蕾舞,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耐心和甘心吧。
(5)我们过去都把民主这个东西简化了,认为只要把一个威权政府拔掉,民主的果实就能摘到手上,但其实民主是个不断发展、需要持续演习的过程……民主其实就在于实践,实践在于细节,细节使你无所遁逃。我们需要走过这个艰难过程。
虽然远非每个人都能完全做到(至少我自己有时就耐心不足),但无论我们做到什么程度,事情的“原理”就在于:沉默就是同谋,尽管沉默也是每个人的权利。至少我就经常为自己的沉默和平庸之恶而感到惴惴不安。一个冷漠的社会源自每一个冷漠的人。正如二战前德国的宗教领袖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eller,1892—1984)牧师的一首短诗所写:
Als die Nazis
die Kommunisten hol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Kommunist.
Als sie die
Sozialdemokraten einsperr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Sozialdemokrat.
Als sie die
Gewerkschafter holten,
habe ich nicht
protestiert;
ich war ja kein
Gewerkschafter.
Als
sie die Juden hol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Jude.
Als sie mich
holten,
gab es keinen
mehr, der protestieren konnte.
当纳粹带走共产主义者时,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当他们关押社会民主党员时,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党员;
当他们带走工会会员时,我没有抗议
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当他们带走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当他们把我带走时,再也没人能够为我抗议。
尼莫拉曾为战后德国社会道德重建立下了不朽功勋。当年,他因反对纳粹的犹太政策以及对德国教会的控制,被希特勒下令送进集中营,最后在各方正义力量的协助下逃过了纳粹的迫害。尽管如此,尼莫拉在晚年仍然用这首短诗表达对自己道德污点的忏悔。这首短诗有不同的英译文,其中一种译文被铭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
尼莫拉的话也许正应了鲁迅所谓“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记念刘和珍君》)。但与《狂人日记》中的话更有异曲同工之处:
不能想了。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写于2014年教师节
9月20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