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立之年的学术反思

而立之年的学术反思（节选）

户晓辉

作为“文革之子”，我们这一代的幸运就在于赶上了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所带来的良好的学习风气与读书环境。回想我在古都西安的7年，正是中国乃至这一文化古城重新焕发青春活力的大好时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们像一群傲傲待哺的婴儿，在不停地吮吸用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遗产制成的乳汁。在农场成长了17年的我，面对如此眩目的知识宝山，更加感到自己精神营养的缺如，怎么办？我决定用“后天”补“先天”。于是，不舍昼夜，寻求一种加速度前进的方法，笨中讨巧，勤里有乐，读竖排的古书，也看原版的洋文，整个使自己成了知识上的杂食动物。但是，如果说7年大学围墙内的生活对我有一种“成年仪式”（进去时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出来时是一个准学者）的作用和意义，那么这种作用和意义更多地体现在：我通过这7年的磨练，学会了“方法”而不是“知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在这7年中得以塑造成形。按照通常的说法，一个人在大学里所学的知识，5年后将遗忘一半，10年后几乎要全部更新。所幸的是，我在大学里并不怎么看重“捕鱼”多少，而是更多地揣摩那种“织网术”和“捕鱼术”。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当我走出母校，只身闯入社会之时，仍然可以学会自己织网、自己捕“鱼”——用我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看这个世界中的人和物，看学术中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我生在边地，经过7年的修练之后又回到边地，在这个资料信息不多、同道交流甚少特别是缺少“高手”领路的地方搞学术，尤其不可没有独立运作的能力。应该承认，在比较封闭、缺乏对话的环境中做学问很容易造成闭门造车、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甚至炒剩饭、盲目自大的情况，而京沪等大城市的学者则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由于文化霸权势力的作用，大城市学者的声音很容易通过国家级刊物、出版社、报纸、电视台等传媒而传向四方，边远省份的学者则无此便利。一方面是各方面条件限制了他们的普通学术水准，圈住了他们的学术视野，从而使他们受到“另眼相看”；另一方面，即使他们有一些真知灼见，也难以传布开去，广为人知，一般来说也就不易在学术上获得相应的知名度。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在边远省份从事研究的学者都只好在无奈中渐渐沉下去，渐渐地变得悄无声息，消隐在悲天悯人、自怨自艾的一片哀叹之中。但是，我以为，有着诸多不利和不便的外部环境固然对一个人视野的宽窄、知识的深广度、学术知名度大小等有一定影响，但它并不能够成为自甘沉沦的理由。相反，越是身处“逆境”就越应该寻求一种超越，超越环境的束缚，超越自我的惰性，也越应该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处身一个多元化选择的社会，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耕好自己的地，种好自己的田。此时的学者，如果还愿意坚守自己的阵地，那就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正如爱默生所言：

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使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事实。学者从事迟缓、无名而又没有报偿的观察工作。这种人必须忍受公众的忽视，也不会有及时的名望。他必定有长时间的言语迟钝迹象，常常为了无用的东西舍弃该做之事。更糟糕的是，他必须接受贫穷和孤独——往往如此！他本可轻易而愉快地选择旧路，接受时尚、教育以及世人的宗教，可他宁肯背起十字架，历经苦难去寻求自己的出路（见赵一凡等译《爱默生集》第75页）。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最优秀的学者，但是每一位学者都应该使自己成为“真”学者，我感到在这样一个不乏假冒伪劣的时代，学术界也没能幸免，沽名钓誉者、偷梁换柱者、挂羊头卖狗肉者，诸如此类，不乏其人。我在去年此时发表的一篇随笔中曾指出，中国历来多假冒伪劣的堕落文人，而缺真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真文人，所谓“文人”或“学者”，并不是能读书会写字的人，而是“人文”，即以笔为旗高扬人文精神、以纸为器从事人文关怀的人。真正的文人学者是国家的喉舌、民族的良心、时代的眼睛，他是知识的先知先觉者，是精神迷宫的领路人。他站在时代的前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前人想见而未见，言他人欲说而未说，不断地注视着本民族和全人类的生存实际和精神内容，他从事的是一种具有广阔视野和专业精神的书写，他在人道的意义上保护民众、普渡众生，使更多的人免遭“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精神险境，让知识洞烛更多的蒙昧之门。一切孤芳自赏、井底看天、蝇营狗苟、自甘沉沦的言行都与真正的文人学者无涉。这种理想境地当然不易达到，但它要求学者，尤其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首先做到自律和自我拯救。所谓自律，就是在任何纷杂的社会环境中都不迷失自己，明确自己作为学者所具有的人格与职责；所谓自我拯救，就是在专业上力争不断超越自我，随时保持一种自我反省、自我怀疑和不断追问的能力，促进大脑知识库存的新陈代谢。我常常想，我辈新一代学人如果不在人格和专业品质上努力锻造自己、力争使自己即使成不了最优秀的至少也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学者，那么，我们还有多少必要作为一个学者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就感叹：“我侪当此艰难时势，所学不为同辈所解，不为社会所用，亦不合西学之潮；果欲为了谋生计，可在学问之外，另辟一谋生它途，或经商，或实业，而切不可以学问作谋生进身之道。如此，则害学术之根抵，弊莫胜焉。”在一个实用主义时代，学者的生存环境及物质利益还没有根本改善，我们也不必抱怨自己所学不为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所“用”，如果想发财谋生进身完全可以另选它途，而学者的百有一用大概就在于成就自己，使自己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而活在这个世界上，干自己该干之事，把这件事情干好，力争发光发热，而不只是冒烟。这个社会越来越看重的是一个人“有”（have）什么，而不是他“是”（is）什么，我看人则相反，主要看他“是”什么，对于一个学者，评价的关键首先并不是看他有没有知识或有多少知识，而是看他“是”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者。

当然，学者与学者之间的能力、才情和悟性等都是有差别的，但是导致这种差别的并不是客观环境的优劣。如果我是一个“人物”，我就会超越环境的限制与束缚，脱颖而出，或如山间泉水不择地而出，或如纯金在哪里都会发光。否则，即使把我放在一个优越的环境中，我又能有多少作为呢？所以，这几年，我正是把不怎么有利的环境当作一块“试金石”，看自己究竟是不是一块“真料”，仿佛将自己置于死地，看看自己有没有能耐起“死”回生。我相信，在任何知识阶段和学历阶段，“学如牛毛，成如麟角”这句话都是适用的，许多事实表明，在小学时彼此差别不大的学生，越往高学历阶段发展，学生之间的分殊和差别就越大，真正是一块“料”的，高学历教育可以使其如鱼得水、锦上添花，如其不然，纵深的教育只能改变其“有”，为其增加一些外在的光环，而不能改变其所“是”的本质。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因为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硕士”头衔就比那些没有这一头衔的人高明多少。我看一个学者，更主要的当然也不是看他有无教授、博士的头衔，而是看他有没有“真货”和实际水平，因为现在名实不符者并不在少数。我对自己采取的是梁启超（任公）所说的那种“战术”——“我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这在很多人看来也许有些“自虐”的味道，实际上，做人做学问都是一样，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这种刻苦自励的做法很像马克斯·韦伯笔下的“新教徒”，也酷似冥顽不灵者的愚行，在颇富后现代色彩的社会中，它显得少有以至成为一种“病态”。及时行乐的大旗下行走蠕动着的人们，谁还这样和自己较劲儿、和自己过不去呢？但是，我对学问的追求和热爱，并非出于对自己勉为其难，因为学问在我是一种内在的召唤和需要，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我生活和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一种方式。它类似一种信仰，至少也是一种准宗教。学问证明了我的存在，确证了我的价值，它给我一双发现的眼睛，它给我一份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乐趣。学问使我成为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遗产的接受者和阐释者，同时也使我成为其无数链条中的一环，我不愿意让这一环在我这里断掉或者因为某些主观因素而使之黯然失色。F.施莱格尔曾要求批评家必须有几个胃才能具有他所应该具有的反刍功能，我想，即使做不了思想家型的学者而只能做一个学问家型的学者，我们也应该具备两个胃，在人类知识分科越来越细、也越来越需要多学科协作来研究某个对象的时候，不妨做一个“杂食动物”。

（原载《新疆艺术》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