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众批评的缺席说起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4-05-22 09:37:01

差不多20年前发表的一篇旧文,虽然有些观点已经变了,但似乎仍有一些并没有过时的看法:

从大众批评的缺席说起

户晓辉

 

 

早在一年多时间之前,就想动笔谈一谈时下中国大众批评的缺席问题。有两个原因直接阻止了我拿起笔:一、问题虽然出在批评领域,但症结似乎并不仅仅在于批评本身;二、我不愿写那种只有利于泄愤释怨的“骂文”。为了避免情感冲动的热流影响理智判断的冷静,我有意将这一问题束之高阁,暂不追究。当然,并不是我现在已完全想清楚了,但我清楚地感到体内有一股拿笔欲望,我无法违抗。所以将自己所思所想,直录如下:

近来我对批评的关注是从《废都》的问世开始的。它的问世仿佛一个寓言,可以说是世纪末文学的历史性尴尬局面的一个缩影,也是对批评队伍的实力所做的一次全面检阅和考验。《废都》已上市半月有余的时候,我仍然只是在手中将它掂量了几次又放下,我不相信或至少带着怀疑的态度对待大众传媒对它的包装和宣传。后来还是抱着买一本看看无妨的态度买下一本,只看了一遍。除了后来写了一篇千字小文《裸体的<废都>》对它的性描写作了理论抽象以外,我未对它的优劣得失发表任何评价,因为我觉得它不是那种看过就扔或看过一遍甚至一半就可以对它品头论足的书。当时我只有一个感觉:《废都》是一个牺牲品,它被传媒害了,它不应该畅销乃至有几百万正版和不计其数的盗版,它不应该被那么多人阅读。传媒所“炒”的和大众争相需要的并不是文本自身,而是另一些东西。《废都》的出场似乎重演了文学见宠于民众的旧梦,我不知道这对贾平凹来说是喜还是忧,是福还是祸?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继“陕军东征”以后所出现的“小说热”,在精美的包装和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笼罩之下,大批“纪实文学”、“传记小说”、“言情小说”先后登台亮相,销量看好,其中我只翻过一种《天猎》,没资格评长论短。但我对这种“轰动效应”是警惕的。我赞同李洁非的观点,毫不掩饰地讨好读者的动机在“新写实小说”作品的字里行间一望即知,有些在价值取向和叙述形态上费尽心思,媚态可掬,希望借此唤回那些告别文学的人们故地重游,事实上却毫无收获。[]


 作家的异想天开和执迷不悟倒可以先不去管它,批评家误入圈套似乎就显得不好原谅了。《废都》“走红”之后,批评界众声喧哗,附和传媒说法的有之,站在纯粹政治立场说话者有之,说好的好死说坏的坏死者有之,能够避开传媒和众声而独立、冷静地判断者,有,但不多。本来,对某部作品出现众说不一的评论是正常不过的,但我想起F·施莱格尔的一句话:“批评家也是读者,他应有反刍功能,必须有几个胃”。理想的批评家首先是一个训练有素者,他不一定总是作品的理想评判人,但只要可能,他应该成为理想的读者,对作品的内容做出正确的解释,从而成为不仅自己认识,还使别人认识作品的人,这是他作为批评家的基本条件。可惜,“有几个胃”的批评家太少了,批评缺席的典型格局再一次显露出来,有的贫血,有的批评根基生长在别处,即使出场,所代表的仍然不是真正的批评,所以这里所说的缺席(absence),通俗一点儿说就是该上场的很少上场,不该或没资格上场的却上场了。这其中隐含的“消息”很多,也许有能力的批评家在眼花缭乱之余还有些措手不及,也许有些受传媒之惑而浮躁起来急于加入众口一词的和声,这时候,那些沉住气、不急于发言的人尽管缺席,但至少是慎重的。明确地肯定艺术家的创新精神并且能够分辨作品的优劣和艺术成就的大小,是我们鉴别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的标准。阿诺德·豪泽尔把批评分为两类,即日常批评与学术性批评:

 

见诸报端的日常批评与学术性批评——不管它们属于什么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其不同主要在于,前者旨在引起公众对可能被忽视的艺术生活各种过程的注意,后者企图使文艺批评成为一种独立的、具有自身内在价值的文学样式。尽管批评的分工不同,两者都不是完全的纯客观报道或完全的主观意愿的表现。两种批评都是对保持社会现状感兴趣的势力的副产品。报纸上的批评者对他们为之服务的体制的依赖更为明显,学术批评家的依赖性则更隐蔽些。两者相比较,报纸上的批评给人的印象更深,影响也更大。[②]


 

 

这忽然让我想起我从罗兰·巴尔特《神话学》英译本中译出的一篇短文的标题《盲视的批评与无言的批评》(见《新疆艺术》1991年第4期),这用来形容批评的缺席是再恰当不过了。无论见诸报端的日常批评还是躲在象牙塔里的学术性批评,都应该本着知识者的良知来操作,为自己负责,为大众负责。在根本意义上,批评总是应该面向大众的,但我们眼下见到的常常是另一幅图画:学术批评在圈子内部钻牛角尖,羞于或不屑于面向大众,玩术语和概念游戏,几至玩“物”丧志的地步;日常批评或大众化批评几乎是一片空白,表现出明显的弱智和发育不良。学院派追求的是科学化、学术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批评,但其用语不是大众化的,对于大众来说,它是“无言的批评”,而关注大众文化的兴奋点、热点、难点和疑点的大众批评又很少出自训练有素的专门家之手,无法把握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全部动作,很多都是一些肤浅的“盲视的批评”,无法吸引、引导和提高大众。我以为,批评总是文化产品和大众消费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对艺术作品和文化现象做专门的、纵深的研究,那是专家学者和教授们的事情。批评家虽然不必如李敖那样胸怀“文学救世”的雄心,但至少应该具有龙应台式的“野心”:

 

我写书评其实抱着一个很狂妄的野心:希望推动台湾的批评风气,开始一个锋利而不失公平、严肃却不失活波的书评,而且希望突破文坛的小圈圈,把书评打入社会大众的观念里去。

 

我写书评的目的是希望文学批评能在台湾生根,也就是说,严肃负责的书评要在每一个买书人的心念中有一个地位,也就是说,要使每一个读者在买一本小说之前,有“先看书评”的观念,从而养成习惯。也就是说,书评要和小说本身一样的普遍、一样的畅销[]


 

这里说的“书评”大致相当于文学批评。龙先生(为了表达对她的敬意)受过严格的正规训练,她所刮起的“龙卷风”也的确使她的初衷如愿以偿。在大陆,很难找出一位深受大众喜爱和关注且对大众影响有如此之深之广如龙先生的批评家,究其因,是不能耶?不屑耶?还是不能又不为耶?一篇评论文章写得再精彩,结果仅仅在文人圈内传阅而不能冲出圈外,广布民间,它的作用终究有限得很。这是一个悖论格局:一方面民众的多数没有看评论的习惯,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有限,不能成为评论的理想消费者,另一方面从事文艺评论的人又不愿意屈尊俯就,而宁愿曲“高”和寡,这就使得低者愈低、高者愈“高”。根据艺术社会学家的权威研究,现代工业社会的程式化生活和大城市生活的机械化以及对共同生活方式不知不觉的适应,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个性的逐渐丧失和精神武装的逐级解除。从宏观上说,艺术受众的圈子每扩大一层,他们的鉴赏水平就下降一级,艺术消费公众人数的增多引起作品质量的下降,必然导致作品越来越肤浅、媚俗,越来越容易理解,反过来,这样的作品只能造就越来越缺乏批评和判断眼光的艺术消费者。生产与消费总是互动的、互为因果的,需要导致生产,而生产不仅导致产品,也产生需要。阿诺德·豪泽尔写道:城市大众对艺术的需要,跟他们的其他文化需要一样,仅仅是使他们的那台机器运转的、对一种物质饥饿的满足。艺术本身不过是一种燃料而已——一种可怕的权宜之计”。[]廉价的多愁善感、虚伪的田园诗和轻桃刺激的画面或情感充斥了城市大众所消费的各种通俗艺术形式之中。但正是在这里,作为作品和消费者中介的批评家的重要性就显露出来了:艺术作品的质量越高,受者的教育程度越低,中介者的作用也就越重要。批评家对大众的影响力首先表现在他通过自己正确的判断影响大众的判断,提高他们的鉴赏品位和能力,通过影响消费者的选择来影响作品的生产,事实上,批评家对作家创作的反馈影响并不如我们习惯上想象的那么大,但对读者或观众的影响却不容低估。批评应该关注现实中人的处境,现实无可回避,大众更无可回避。李洁非先生(顺便指出,他是我推崇的几位批评家之一)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学的当务之急,乃是必须从自我沉迷、自我玩赏的貌似清高实为油滑的人格、文风中摆脱出来,同时对各种独善其身的、私人主义的、吟旧学古的、插科打浑的、语言崇拜的等等精神上的萎靡不振情态进行检讨和反思。回到现实、回到社会、回到人道主义,应该是我们未来文学的三大基础”。[]批评界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天下批评一大吹,已不能算批评,而“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感发式和评点式的批评过多过滥,同样是批评的误置。对审美情感和直觉才情的过度依赖是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批评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如能以理论思维的严密和逻辑体系的构架作为支撑和补充,方可收取长补短之效。但批评的缺席和误置似乎不仅仅是批评的技巧和能力问题,更是批评家的角色和职责问题。在更广的意义上,这也是文人的社会角色和职责的问题。我不喜欢用“知识分子”和“文人”这类已经用滥、用泛了的词汇,许多人打着这两个旗号干的远不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或“文人”(a man of letters)的事情。中国社会转型以后,知识分子已经边缘化了,所以有人主张知识分子远离政治,躲进学院,保持其独立性和批判性,也有人主张知识分子必须先取得(政治的)角色方可实施其雄才大略。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应该仅限于那些从事人文科学(humanities)研究的人或人文科学的参与者。不惜牺牲本性以削足适履钻进官营的知识分子历来不乏其人,但我总有疑问:一旦他们坐在某个位置上,充当的更多地是政治角色还是知识分子的角色?多数时候的所言所行恐怕与文人或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本义相去甚远了吧!清代诗人吴伟业(梅村)在明亡时曾隐居不仕,后来在顺治十年(1653年)入京任国子监祭酒,一年后借口母病辞官归乡,曾颇有感慨地说:误尽平生是一官”。文人做官,言不由衷的时候多,得不偿失的时候多,鲜有善终者多,一部从古到今的中国文学史就是明证。1994年,国内一批中青年学人大谈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的复兴,而王蒙、扎西多等提出质疑:从前我们的文人到底有多少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有过的东西才谈得上失而复得,没有的东西谈“复兴”就近于痴人说梦了。恕我浅薄,我是不怎么喜欢空谈和玄谈的。实际上,“躲进小楼成一统”和“一日看遍长安花”(为官)都是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缺乏的表现形式。人文价值的生产者和批评者的话题不应该远离世俗的话题,而该担负起人文精神启蒙的重任,乐于并善于从人文层次讨论世俗的问题,龙应台是一个较成功的先例。只有社会对人文价值关注了,大众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尊重了,知识分子或文人才可能更好地扮演和完成他的社会角色。“边缘化”应该是立场问题,即保持批判的自主和独立,而不是与世俗民众隔绝的态度问题。真正具有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的批评家应该有一点“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但牺牲的不过是一点儿清高,一点儿孤芳自赏,一点儿“阳春白雪”,甚至还有一点儿故弄玄虚,得到的是大众的认可、人文精神的普及和文化价值的张扬。

这又何乐而不为?我真诚地盼望“龙卷风”在大陆刮起来,让“无言的批评”站出来面向大众发言,让有真知灼见的批评出场取代“盲视的批评”,让阅读批评成为大众的一种习惯和需要。

 

(原载《文艺评论》1995年第3期)



[]李洁非:《历史性的尴尬——一个世纪末的文学》,《文汇报》199211116版。

[]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第162页,学林出版社,1987

[]《龙应台随想录:美丽的权利》,第149页,第237页,花城出版社,1989

[]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第230页,学林出版社,1987

[]李洁非:《文学能为社会做什么?》,《文汇报》199310177版。


TAG: 批评的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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