怠慢了“表演的责任”，俺们也有责任

“去年今日此门中，映日荷花别样红。人面不知何处去，雾霾依旧笑春风”——前天俺看了“吕老”谈表演理论的新帖，在深度雾霾中又见网友改了崔护古诗的末句，便把整诗引用出来，因为想起窟鬼先生去年此时提醒俺注意国内对表演理论的接受偏差，此番又批评俺们“轻视了国际同仁对这些哲学界提供的‘元理论’进行消化后转化的‘一般理论’（比如表演理论）”，真要再次感谢窟鬼先生！尽管俺已是遗老，但活到老学到老，还想在批评声提醒声声声入耳的幸福中继续“成长”。

 其实，这两年，“吕、户二老”已开始关注表演理论。“吕老”去年完成的《“表演的责任”与民俗学的“实践研究”——鲍曼《表演的否认》的实践民俗学目的—方法论》，正是关于表演理论的名副其实的力作！只是他仅贴出了结论部分，很不过瘾。昨日云开霾散，俺又披读全文，可谓振聋发聩！窃以为，此文讨论的是鲍曼的精彩个案，而“吕老”不厌其烦、丝丝入扣而且出神入化的讨论本身又是一个精彩的研究个案，可谓典型文坛的典型个案！俺马上联想到他在上个帖子里说的一番话：

通过与杰文的讨论，我们实际上又取得了一点共识，即“民俗学者的腔调”，至少应该包括元理论（公识，尽管我们对何为“公识”还有不同的看法）、一般理论（共识），和理论在经验研究中的应用。于是，在一个元理论、一般理论和经验性应用的系统性联结中，中国民俗学的每一位从业者，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既发挥了自己的能量、又能够与其他人良性配合的恰当位置。

“吕老”此文恰恰同时包含了“元理论”、“一般理论”和“理论在经验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并且深入细致地讨论了它们之间的“系统性联结”，岂不恰好符合本次会议的议题“民俗学的中国实践：理论与方法的系统性”吗？因此，俺建议把这篇鸿文作为本次会议讨论的“标靶”。其内容的丰富性、论证的系统性和（对民俗学而言）方法的新颖性以及对实践民俗学方向的前瞻性都会让大家有话可说，也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中国民俗学的每一位从业者，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既发挥了自己的能量、又能够与其他人良性配合的恰当位置”）。

俺本来想写几句评语，后来发现此文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论列。

在此，俺只想简答“吕老”提出的一个问题：“在表演理论被引进中国民俗学界之后，为什么‘语境’概念的理论运用备受关注，而‘职责/责任’理念的实践应用却遭受冷落？其间，中国民俗学家自觉或不自觉的观念与方法选择，值得进一步讨论……”实际上，国外早就有学者指出，鲍曼把“责任”当作界定“表演”的一个关键术语（参见Jane H. Hill and Judith T. Irvine (ed.),Responsibility and evidence in oral discourse, Introduction, p.1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窃以为，多数国内学者在接受表演理论时选择“语境”而非“责任”并非偶然，因为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已经习惯于把民间文学的文本和语境看作鱼水关系。因此，当俺们接受表演理论并且重新从文本转向语境时，很容易继续把“语境”理解为外在表演场所或讲述环境，仍然把文本和语境视为若即若离、彼此外在的两张皮，把民间文学的田野调查变成寻求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吕老”已经点出了问题的要害：俺们只注意“语境”概念的理论应用，而忽视了“责任”概念的实践用法。这反映的是俺们的大问题和方向性问题，值得大家认真讨论和对待。

在窟鬼先生和“吕老”的提醒下，俺在即将出版的拙书中也高度评价了鲍曼的卓越洞见，批评了国内学者对表演理论的误解，展开讨论了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的公共伦理责任，这种责任不仅包括表演者的责任和观众品评的责任，还包括表演者和观众共同对传统的责任以及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相互尊重、彼此以“你”相待的责任。正因如此，责任才是表演的本质。也就是说，俺没有像“吕老”那样借用康德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而是直接进入了民间文学的实践研究，直接从实践理性的角度研究人的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表演行为及其责任伦理。有了责任和权利，才有自由。

因此，怠慢甚至误解了“表演的责任”，不仅“吕、户二老”，而且国内关注表演理论的学者，都有责任。“责任”概念在实践上的“先验性”本来并不复杂，每个人只要想想就会明白，它是一个应然的实践概念，它最基本的意思是说，只要你做出行为就“应该”为此行为负责，不论你是否愿意承担责任、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等等。可是，这个实践概念被鲍曼用到表演中已经实属不易，这种实践的用法要被中国学者“看到”却更需“远渡重洋、跋山涉水”。为了让俺们看见以往视而不见的“表演的责任”，“吕老”不厌其详甚至不惮其烦地为俺们论证出必然的道理，让俺们也见识了元理论的高度和“论”文的“论”法！几年前爱东谬奖俺站得高，其实真正站得高的是那鲁智深！相信看过此篇鸿文的看官会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