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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学者应志于自由之学问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4-03-23 08:10:09

——读《自由之路——梁志学文选》

户晓辉

2013年，梁志学（存秀）教授开始步入耄耋之年。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家和研究家，他走过了一条坎坷而幸运的道路。坎坷是因为他所经历的前半个世纪是中国历经磨难的时期，学术和人生同遭坎坷，无人能免；但梁先生又是幸运的，因为“德国古典哲学可以看作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深刻的思想运动，是人类思想史上一座最辉煌的丰碑”[①]，一个能够在这个领域登堂入室的学者，能够眺望人类智慧丰富而深刻的壮丽篇章，有机会与思想的巨人对话或神交，用人类优秀的哲学成果陶冶自己的人格并且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这是何等的幸事！因此，“如果一个人能在他人引导下进入德国古典哲学，那是他的幸运”。（第613页）当我捧读《自由之路——梁志学文选》时，梁先生走过的这条坎坷而幸运的道路就如在目前。他反复说，“我是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溯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第592页），“我的哲学道路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上溯到德国古典哲学”（第663页）。这不仅是历史溯源意义上的上升，而且是精神逻辑上的提升，即超越国内对马克思的独断论理解，返回自由的理性王国，在这一点上，“德国哲学的核心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第605页）。不过，在本书中，有关费希特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文字占了多半篇幅，有关唯物辩证法的文章仅有两篇，由此可见，在梁先生的学问生涯中，前者是名副其实的重头戏。他的“自由之路”是精神上的自我解放之路，也是一条克服重重困难在思想上的自我修炼之路。梁先生自称是死过三回的人，他历经磨难所获得的是精神的重生和意志的凯旋。

一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功用，就在于帮助我们觉识到精神的自由并且首先获得人格的独立和解放，而这一点对人在精神上的成年来说至为重要又极其艰难。尽管有人说，研究伦理学的人无需是伦理典范，研究道德的人也不必是道德楷模，正如文不一定如其人一样。但我仍然认为，研究、翻译德国古典哲学，对学者为学、为人的起点和境界也要求颇高，否则，或者可能不得其门而入，或者只能成为哲学的技工或匠人，把哲学变成一种特殊的技术活。尽管当一位哲学的技工或匠人或者把某个哲学行当弄得烂熟于心已经委实不易，但是，在我看来，这并非做哲学的最高境界甚至不是哲学的正途。试想：哲学若不能影响甚至改变做哲学者的人格，它何以改变他人和世界？哲学作为一种最高形式的教养如果仅仅演变成一个技术工种，它还有什么资格被称为人类理性的最高智慧？所谓Philosophie（Philo + sophie，即哲学）的爱智，爱的不是一般的智慧或小聪明，而是爱神圣智慧或最高智慧。正如费希特所说，“哲学家不仅需要有真理感，而且需要爱真理”[②]，也就是“对理智事物的爱好”[③]。至少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学者应该成为费希特意义上的学者——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者，也不是一般研究哲学的学者，而是真正的哲学家，即掌握实践知识的人，而“实践知识是一种由自身得到规定的知识，因而是一种单纯的理念”，“这种纯粹的、由自己规定自己的和先验的知识，也是唯一真正的知识”[④]。这是一种自由的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自由的认识活动，它在认识自由的同时也通达自由，它的过程和结果都是自由的。因而，研读德国古典哲学也是一个经过漫长的自我修炼和自我教化而通达自由的过程。长期与德国古典哲学打交道的人在耳濡目染中必然会受到这种强烈的理性精神和自由理念的熏陶和感召，必然会因为窥见了人类较高形态的理性认识形式而获得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必然会为人类自由的尊严和神圣而感到自豪，并且力求自觉地维护人格的自由和学术的尊严。“人们将选择哪一种哲学，这就要看他是哪一种人，因为哲学体系不是人们可以随意放下或拿起的一种死板的工具，而是由掌握这种体系的人的灵魂赋予生命的。一个天性软弱的人，或者一个被精神奴役、玄学侈谈与虚荣自负弄得意志衰退和性格扭曲的人，将永远达不到唯心论[⑤]的高度”；当然，反过来说，你选择哪种哲学，也就会成为哪一种人。“人们要成为哲学家……就必须生而具有培养成哲学家的禀赋，而且必须自己把自己培养成哲学家，而不能靠任何人为的技巧达到此种目的”。[⑥]换言之，那些迷恋各种世俗的诱惑乃至在学术界想当“淮南王”的人（参见第578页），不配做真正的学术，更不配做真正的哲学研究。所以，真学者是有信仰的，“真正的、从事科学工作的感召力量，或者是开始于宗教，或者是通向宗教”[⑦]，因为他们信仰自由，因而是自由精神的追随者。他们生活在理性王国之中或者至少是目光朝向自由的理性王国，他们受到真理之光的感召，世俗的一切诱惑和折磨都将被他们的理性超越，都将退居次要地位甚至变得无足轻重，他们追求的是非世俗的“彼岸”真理，“正因为如此，学者有理由成为最谦虚的人，因为摆在他面前的目标往往是遥远的，因为他应该达到一个很崇高的理想境界，而这个境界他通常仅仅是经过一条漫长的道路逐渐接近的”[⑧]。这种境界也是自由的境界，是一个不仅需要心向往之而且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甚至巨大代价才能庶几近之的境界。因而，学者追求真理也是在追求自由，因为在我看来，自由是首要的真理。这种自由不是随心所欲或者为所欲为，而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价值观，是人的意志能够不受外界干扰、完全按照普遍准则自我立法和行动的能力。因此，真正的学者就应志于自由之学问。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译者和研究者，梁先生正是一位以费希特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且信仰自由、追求真理的学者。梁先生对沈有鼎先生的纯粹性有两点评价：“其一，为真理而真理，决不抱什么私人的目的”，“其二，他做学问，只探析所说的东西的真假，而不考虑说者的地位的尊卑”（第639—640页）。其实，梁先生又何尝不是如此？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也应该始终抱取这种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而不是附和任何世俗力量掩盖真理的谎言”（第664页）。这在现实生活中尤其难以做到，因此也愈发难能可贵。梁先生生活中时常发出爽朗的开怀大笑，笑声中透着开朗、豁达、纯真和自信，我想这正是自由的真理为他赋予的人格力量和底气。梁先生爱憎分明，“爱说真话、敢说真话”（第610页），这种秉性使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人格、保持着对自由的顽强追求，他给自己写过的墓志铭是：“想说的不让说，让说的不想说”（第596页）。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做哲学，需要的不仅是聪明，而且是勇气和智慧的结合。有不少人压根就没有“真话”，也不懂什么叫“真话”，即使让他讲，他也讲不出真话。所以，有真话需要智慧，而讲真话则需要勇气，因为讲真话常常以损害自己的利益、有时可能以失去身家性命为代价。如果失去讲真话的勇气，也就难以追求真理或者为真理而真理。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一定是真“话”。

梁先生不仅讲真话，而且办真事。他把对自由的信仰和追求体现在自己的求真务实的言行和学术活动之中。他的翻译和研究带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献身精神，“不单纯把这件事情当作他们的职位赋予他们的职责，而是当作他们满足自己内心中最急切的愿望的需要”[⑨]。梁先生曾多次提起德国慕尼黑大学的赖因哈德·劳特（1919—2007）教授在编辑《费希特全集》时的吃苦耐劳态度和纯学术的献身精神[⑩]，而且这种学术上的踏实苦干和不慕虚荣的做法无论表现在谁的身上，总能得到梁先生的啧啧称赞。实际上，梁先生赏识的是一种不为外界的干扰而自主地追求学术自由的境界。从梁先生在本书中对他的前辈学者贺麟、金岳霖、沈有鼎、杜任之等人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真学者都有相似的品格和做派，都有对自由的不懈追求，都自有一个传帮带的传统，外界的任何干扰可能阻断它一时，但阻隔不了一世。自由的学术精神正是这样得到了代代相传和不断延续。

二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梁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翻译家，不仅因为他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并且对翻译有独到的理解和深刻的体会，而且恰恰因为他把翻译看作一门追求自由的事业，也就是说，他对翻译的重视还有深刻的哲学依据，他把翻译当作追求自由的一种方式。翻译在梁先生那里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或技巧，而是哲学本身，更确切地说是他把哲学作为修于内而形（行）于外的一个重要途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理解原来的意思，是一个理论理性的问题，而将它转化到另一个客观载体上去，把它表达出来，则是一个实践理性的问题。翻译的整个过程是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转换的过程”（第588页）。哲学翻译是研究哲学的人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转换或者将二者结合起来的一种方式，这当然也是一个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过程。正因如此，梁先生的研究与翻译是分不开的，说他的研究不能不说他的翻译，说他的翻译也不能不说他的研究，也正因如此，“翻译不过关，就没有资格研究外国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是研究的必由之路”（杜任之的观点，见第643—644页）。也正因如此，我想对梁先生的翻译多说几句。

梁先生在书中指出，老一辈翻译家“既是研究型的翻译家，也是翻译型的研究家”（第588页），他的老师贺麟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一身二任的学者。贺先生曾把自己的翻译小组“比喻为一个公司，说这个公司运作的原则有二：一是翻译与研究相结合，一是直译与意译相统一。贺先生年龄最大，但工作最勤奋。他始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给我这样的年轻人树立了一个令人感佩的典范”（第577—578页）。其实，在主持《费希特选集》翻译课题组和《黑格尔全集》翻译课题组的工作时，出身于贺门的梁先生也完全按照同样的原则在继续运作和经营这个“公司”。2007年，我有幸参加他主持的《黑格尔全集》翻译课题组。尽管梁先生已经是经验丰富的翻译家，可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仍然一丝不苟，不放过任何一个问题和难点，而且每每在译完之后，除了自己反复校改，还要经常组织其他译者一起讨论，相互校改。梁先生还不定期地给我们开设翻译讨论课。他感叹说，翻译“这件工作很艰巨，也很折磨人，往往需要译者度过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有些外语水平很高的学者不愿意搞翻译，也许原因就在这里”（第588页），正所谓人不磨墨墨磨人。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毅力、态度和习惯也是水平和能力的一部分，翻译和研究一样，不仅需要耐心，更需要谦虚和敬畏之心。翻译的毅力和耐心来自对意志自主性的磨练。这个被梁先生从哲学上概括为“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转换的过程”，的确也是一个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过程。真正的翻译大家都能够把这种戴着镣铐的舞蹈修炼并转化为一种从心所欲不愈矩的自由行动。许多人不愿在这方面磨练自己或者功夫不到家，也就只能半途而废或者无功而返。

梁先生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影响了汉语世界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解读风格”（第665页，“编者说明”），而且影响了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研究风貌。他开掘了用清晰流畅而又不乏节奏美感的汉语来传达并言说德国古典哲学的潜力，他在深入研究和体会的基础上对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哲学一些重要术语的传神翻译[11]在国内得到广泛接受和采纳，他的译本成为中国读者理解和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不可多得的可靠译本，为德国古典哲学在汉语世界的影响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梁先生对自由的信仰和追求不仅表现在翻译上，也表现在他对人对己的态度上。例如，本书的有些内容、尤其是《谢林哲学思想演变简评》一文难免带有时代局限的烙印，但梁先生丝毫没有为自己护短或者遮丑，而是实事求是并且毫不掩饰地保留自己的优缺点。由此可以看出，真正的学者绝不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于求真的目的之上，所谓时代的局限也并不能从根本上限制学者意志的自由。因为人的境况多半或者终究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在当今时代，我们尤其怨不得别人，更不能把自己的“不思进取”或者心有旁骛推诿给外部环境的各种诱惑。

梁先生的文选再次让我相信，回归内心、守住自己是为学的必备条件，真正的学者就应志于自由之学问。哲学就是哲学，无所谓古今中外，也无所谓前现代、后现代。在一定意义上来看，能否与真正的哲学传统对接或“对上眼”（相遇而不是擦肩而过）并不取决于我们处身于什么样的时代和思潮，而在于我们是怎样的人并且付出了怎样的意志努力（咬住青山不放松）。我们即使做不到最好，但可以做得更好。后现代的衮衮诸公可能会认为这种与事较真、与己较劲的做法早已迂腐而过时，但我仍然坚信梁先生的告诫：“如果一个民族连学者都腐败了，这个民族就没救了；如果人类的学者都腐败了，人类也就没希望了。归根结底，学者要成为言行一致、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楷模”（第600页），因此，“凡是不想虚度年华，而希望为社会做点事的人，都要做好经受各种磨难的准备”（第611页）。在这方面，梁先生堪称一位真正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