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化俗成民到“革命的对象”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4-03-13 18:13:00

杨春宇、吴晓黎、宋红娟和李立的说法都各有道理。俺说点感想。

这回你们对高老师的正常/非正常的预设本身提出了质疑,挺好。俺也觉得高老师是否可以再考虑:正常/非正常的预设是否只是一个理论预设?它是否需要有经验内容和价值判断方面的讨论(杨春宇认为应该有,高老师认为民俗生活“在这个位置上是否所作所为都是对的,那却不一定,或者说,一定不尽然”)?这种预设是否要“放在现代性反思的框架之下,包括对国家与社会的一个合理关系的反思”(吴晓黎)?

其实,高老师的预设已经暗含着一个判断,即民俗生活在(正常的)国家和社会中本来应该具有独立的位置和价值,否则即为不正常或者失序。他想考察的也是“现代”中国的情况。正如杨春宇(运用德里达)怀疑的那样,在中国是否存在过“正常”状态,即民俗生活是否曾经在它本来的位置上?这也与张勃的第8问有关:原有生活秩序是理想的生活秩序吗?如果我们放宽考察的时间跨度,中国古代一直有化俗成民的做法,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能否说,民俗生活在中国向来没有被官方承认的独立地位,它只是被看作德政的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发展到极端就是变成了“革命的对象”(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在中国似乎有一脉相承的线索)。由此看来,民俗生活的回归本位在中国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因为它可能一直不曾得到过高老师说的那种“正常的”独立地位,它自身的独立价值也很少得到官方的认可,它原有的秩序并非理想的秩序,再者说,过去理想的未必现在就理想——语境已经改变了(李立)。因此,高老师的对立预设是一个现代性的预设,似乎有必要进行现代性反思。

另外,俺觉得,杨春宇的建议有道理:如果不考虑内容,一旦官方有人用“新俗”代替旧俗并且说,我们并没有改变民俗生活的地位呀,“既然前朝也一样要用大传统来淳风化俗那为什么我们做了就算不正常”学者该如何回答?而且,吴晓黎还指出,如果不考虑内容,即便民俗生活处在“正常的”位置上,但正常不等于好,如果传统是个很有问题的传统

总之,现代是否仍然需要“移风易俗”可能仍然是有待讨论的问题。如果不需要,如何理解民俗生活自身的改变?如果需要,标准是什么?民众主体与官员、学者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

最后问宋红娟一个问题:俺没读过柏格森,什么是“观念塑造现实的危险”?在俺看来,人的现实都是人按照自己的目的论观念实践和塑造出来的,想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最蹩脚的建筑师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TAG: 化俗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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