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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群慧]20世纪中国苗族文学简论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11-24 17:11:29 / 个人分类:苗族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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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苗族文学简论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朱群慧   
  

内容提要:20世纪,中国社会排列秩序及世界格局体系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人类社会更替引起文化流动的交融和整合,各种文学流派及其概念相争突起。在20世纪一百年中,存在于中国的苗族群体的文学相应在不断更替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合力推动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是苗民族形成以来历史印记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无法比肩的世纪。该文力图从宏观的视角考察和把握20世纪中国苗族文学的建构历程,通过多元立体空间方位回顾归纳梳理出20世纪中国苗族文学的存在理念与取向。

  关键词:20世纪  中国苗族文学 文学成就

 

 

  

  到20世纪末,全国苗族人口为800余万,在56个民族中居第五位,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广西、四川、重庆、湖北、海南、北京等省市。另有200多万苗族分布在东南亚、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地区和国家。据历史记载,这些地区和国家的苗族先民是200多年前从我国云南陆续迁徙而去的。本文所探讨和论述的苗族文学是在中国的苗族文学,不涉及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苗族文学,因此,笔者的概括范畴是中国苗族文学,并且时间是框定于20世纪。
  20世纪中国苗族文学覆盖两大板块:一是苗族作家文学,二是苗族民间文学。据笔者统计,在20世纪一百年里,苗族作家和诗人共创作出版了50多部长篇小说,300多部中篇小说,100多部短篇小说集,50多部诗集,100多部散文集,100余部戏剧和影视剧本。之外,还有大量已公开发表但未结集出版的各类作家文学作品。苗族作家文学以小说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其次是散文和诗歌在精彩和震撼中显现着自己的独特魅力;而戏剧和影视剧本反馈过来的信息是弱化了的记录趋向。在苗族民间文学上,民间文学家们共收集整理出版了100多部民间文学作品集,这一领域以民间诗歌最为丰富发达,其二是民间故事,其三是神话传说

  纵观20世纪中国苗族作家群,涌现出了上百位作家,可谓阵容强大,在质和量上均取得了苗民族形成以来的最好成绩,并出现了沈从文和李敖这两位被国内外公认为世界级大作家,为苗族文学史写下了最为精彩的一笔,他们都曾角逐诺贝尔文学奖。而且诺贝尔文学奖已于1988年决定授予沈从文,可惜未等颁发沈从文就去逝了。

  关于苗族文学的界定,笔者认为:凡是苗族作家个体或苗族集体不论用什么语言文字,并且无论根据什么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均属苗族文学范畴。

一、前半个世纪中国苗族文学的发展走向特点 
  20世纪初叶以来,世界进步思潮始终不断地冲击古老的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勃发,日益推动了中国国内包括苗族人民在内的觉醒。在反封建的过程中,早已松动了的社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裂变,在社会观、生存观等方面,更普遍地不同于以往。人们崇尚的是真理,热望的是光明,最关心的是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于是,在社会特别是教育界、文学界普遍的重视下,苗族文学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勃然兴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朝推行的封建科举制度还禁锢着中国境内一切渴求改变自己前途和命运的人群,但最为残酷的现实是,清政府规定,凡是苗族人均不准参与科举考试。这一硬性政策使当时几乎唯一能借以改变个人卑微地位的渠道对苗族来说已被堵死。为求生存与发展,部分苗族志士只得痛苦地隐去自己的民族成份,以此中举,而更多的苗族志士则毅然彻底放弃了科举考试,寻求个人以及这个民族的另一条生存和发展道路。稍后不久,随着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治制度的崩溃和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式及思潮对中国各个角隅的猛烈撞击,苗族的个性发展开始凸现出来。新式教育开始在苗族地区产生和发展,部分苗族人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有了吸收和学习汉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契机,他们逐步成长,开始加入整个中国社会变革的运动,开始思考和寻找本民族的发展途径,开始投入个人的自身奋斗。在作家中出现了熊希龄、田名瑜、龙骥、石明魁、石板塘、龙纳言、石廷琛、吴见举、龙凤翔、石启贵、吴庭梅、吴恒良等诗人以及小说家兼散文家沈从文、诗人兼散文家覃子豪、小说家紫沫、电影文学家舒大桢等。
  苗族是古代有文字但被其他民族的统治集团强令废弃而失去文字的民族。到了近代,苗族又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再次产生的苗文没有在全国苗族地区推广开去,这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即1956年国家组织语言学家改革和创制的所谓新苗文至今也只有极少数人会运用。因此,整个20世纪的中国苗族文学,除一部分民间文学是用苗文记录整理和个别作家用苗文创作外,绝大部分作家基本采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20世纪这一时间概念作为人类进程载体形成以后,苗族作家首先进入在中国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律诗、词曲等文学形式的写作。熊希龄(1870-1937)的古典诗词曲创作,可谓在20世纪中国苗族的所有作家中没有谁能超过他,他是古典诗词曲创作最杰出的诗人。无可置疑,不论在意境气魄,还是在思想艺术上,熊希龄的杰作足以同苏轼的名作媲美。只可惜熊希龄的文学成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引起文学界的注意,直到九十年代200万字《熊希龄集》和300万字《熊希龄先生遗稿》出版后,人们才惊异地发现熊希龄的百余首诗作词曲实在有存在的价值。熊希龄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实业家和教育家,他所写的部分文章仍不失为优秀的散文佳作。接下来的诗词成就即排列于田名瑜(1890-1981)的文学结构,田名瑜一生写有上千首诗词,曾结集成10余种,遗憾的是大多已失散,现存《田名瑜诗词选》上下卷。
  1923年受五四运动思潮惊动而奋起的沈从文(1902-1988)毅然退出湘西地方军队的行列,只身一人到了北京,决心读好书救救国家,因为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在途径的选择面前,沈从文开始用手中的笔去唤起人们对他自己以及对民族国家社会的关注。沈从文创作最丰富的年代是国内经济最落后、政治社会最黑暗最动荡的国外军事势力对中国实行最野蛮的入侵时代。由此,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思考成了沈从文最迫切找出答案的主题。1928年沈从文在上海创作出版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童话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1929年,经过六、七年自觉奋斗后的沈从文开始引起中国文学界的关注,并有作品被翻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随后沈从文先后被聘到上海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等高校任教。沈从文崇尚人性、自由、人道主义,强烈反对背离人性的反常规军事政治给社会带来的严重灾难。他曾亲眼看到湘西地方军队杀了那地方人将近一千。怀化小镇上也杀了近七百人。”[2]这些被杀者多数是无辜的苗民,沈从文由此积压下来的痛楚转变为抗争势力集团放弃对苗民的偏见,重新有一个新的认识。他想到的即是用文学燃烧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瘦扭曲了的理性。”[3]沈从文在三四十年代建造的以湘西为题材的文学世界,是最具有苗民族风格和特点的文学作品,他的系列杰作如短篇小说《柏子》、《龙朱》、《萧萧》、《丈夫》,中篇小说《边城》,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长篇小说《长河》便是这一风格和特点的经典性代表作。其中,《边城》被誉为千古不灭的珠玉伟大的湘西抒情作品1934年至1937年沈从文主要在北京主编《大公报》、《益世报》等副刊。1938年至1949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在频繁奔走转辗于北京、上海、武汉、青岛、昆明,然后在回北京的艰难过程中,他一共创作了400余万字各类文学作品,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领袖之一,对20世纪中国苗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无疑,沈从文是20世纪苗族最伟大的作家,是苗族千百年文化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太阳。
  在沈从文创作鼎盛时期的同时,即三四十年代电影文学家舒大桢(1900-1985)、诗人兼散文家覃子豪(1912-1963)和小说家紫沫(1914-)的创作也蓬勃发展。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舒大桢先在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后赴香港专业从事电影编导和电影剧本写作,先后写出《最后之爱》、《东北二女子》、《血洒情天》等10多部电影剧本。电影自从近代在西方产生并传入中国后,舒大桢是第一个受其影响且在这个艺术领域中做出显著成绩的苗族人。原籍湖南沅陵而生于四川广汉的杰出诗人覃子豪1932年到北京中法大学预科上学时即开始诗歌创作。1935年东渡日本中央大学留学,是覃子豪诗歌生涯的重要转折[4]1939年诗集《自由的旗》的出版,标志着覃子豪诗歌创作的成熟。其代表作为《寄宁速》、《土壤》等,1937年诗人回国参加抗战运动,并用诗和散文号召人们去抵抗反人性的、罪恶的战争,1945年结集出版的诗集《永安劫后》和散文集《东京回忆散记》是诗人覃子豪充满战斗的号角。紫沫还在北京读弘达学院期间就开始发表作品,1935年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主编文学杂志《青年文艺》。中日战争爆发后,先在开封编辑《风雨周刊》杂志,后到武汉一边积极参与抵抗日军的入侵活动,一边从事文学创作。这一时期紫沫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洞庭湖的怒潮》,中篇小说《苏木海子的悲哀》,短篇小说《旅伴》、《在绥东》等。

二、后半个世纪中国苗族文学的建构与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苗族人民在人身自由、民族平等和共同发展等人权诸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解放,这个被历代封建执政集团压制了千百年的民族在人类的前进中终于摆脱了没有人道主义的历史,其整个民族所流露出来的喜悦和兴奋,实在是这个长期悲苦民族极为罕见的举止。在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经过几十年的艰辛努力,苗族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教授、工程师、美术家、科学家、音乐家等。从五十年代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入了新的政治体系,促进了社会的迅速发展。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对阴暗面的揭露,对美好事物的歌颂,对自然风光的描绘,对人类历史的回顾,对人间世界的剖析等等,成为作家们关注的立体空间。五六十年代,李敖、姜穆、陈靖、石太瑞、伍略、潘俊龄、曾仕龙、向秀清、秋阳等新一代苗族作家开始崛起。陈靖(1918-)从15岁参军,以后的全部生命均在军队里渡过。他的作品,不论是小说、诗歌、传记、散文或是电影剧本,绝大部分描写的是军事动态和军人生活。早期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军不怕远征难》,中篇小说《金沙江畔》以及后来陆续出版的诗集《长征路上》、《诗言史》,散文集《往事情深》,电影剧本《电子时代》,100万字的传记文学《贺龙传》等基本上是这类题材。石太瑞(1937-)和潘俊龄(1938-)是以诗人的身份走向文坛的,他们早期的所有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颂扬和反映中国新出现的政治制度及其生存权利上被解放了的苗族人民的愉快景象。而伍略(1936-)、曾仕龙(1936-)、向秀清(1940-)、秋阳(1926-)则以小说家和散文家的位置向文坛走去,这四位作家虽在外国入侵国内混乱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但他们对过去的悲与痛几乎没有用作品去追忆,也许那段历史太残酷,作家们实在不愿意让它再次出现,便一如既往地对苗族村寨变化、人文景观、祖国建设加以微笑式的描绘与叙述。
  这一时期的苗族文学,有一个长期不被苗族文化领域和中国大陆学术界注意的重要现象,即四十年代移居台湾的覃子豪、李敖(1936-)和姜穆(1929-)的文学创作实绩。1951年已停笔5年的覃子豪出任《自立晚报·新诗周刊》主编,再次启动了他的诗歌创作。先后出版了诗集《海洋诗抄》、《向日葵》、《画廊》以及诗歌评论集《诗的解剖》、《论现代诗》等。其中《海洋诗抄》是台湾当代诗坛第一部有巨大影响力的诗集,且因此覃子豪被誉为台湾诗坛三老之一。诗集《向日葵》出版后诗人说他自己对于诗思索多于创作,创作多于发表;恒在探求与实验中我写诗,是抖落心灵的烦忧和我理想追求的表现。……《向日葵》是我苦闷的投影,这投影是我寻觅的方向。姜穆在10余年的时间里出版了诗集《拾梦》,长篇小说《狄青传》,中篇小说《决堤》,短篇小说集《早落的夕阳》等近10部文学作品。与此同时,才华横溢的李敖还在高中时就创作了《李敖笔记》四卷和《李敖诗集》。李敖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所发表的《老年人和捧子》、《给谈中西方文化的人看看病》等著名杂文,在台湾文坛掀起了巨大的声浪,被称为愤怒的青年,是李敖在台湾文化界捧打传统文化,掀起中西文化论战时期,被视为学问足以与大师胡适往来、论战的未来英雄。1962年研究生肄业后任《文星》杂志主笔。1962年李敖的第一部杂文集《传统下的独白》出版。随后李敖又连续出版了《胡适评传》、《李敖告别文坛十书》等10多部作品。李敖的杂文旁征博引,言论精辟深邃。《独白下的传统》中一系列杂文揭示和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及民族心态之弱点,他谈古论今,用犀利的笔锋来全面反思传统道德的虚伪及文化思想的落后。从创作实绩上看,1949年至196617年的时间里,覃子豪、李敖和姜穆是这个时期有大量作品问世并取得重要成就的苗族作家。
  新中国的建立,为大规模收集整理苗族民间文学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经过10余年的艰苦努力,燕宝(1927-)、唐春芳(1919-)、今旦(1930-)、苗丁(1917-)、韩绍刚(1931-)、潘光华(1932-)等民间文艺家在苗族各地区共收集整理了各种体裁的苗族民间文学。这时人们惊奇地发现,在中国,苗族是民间文学最发达的民族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民间文学成为记录苗族发展过程的百科全书。苗族的生存观念、整体迁徙、战争过程、艰难创业、爱情婚姻等等均在民间文学里得到了充分的折射和反映。特别是民间文学巨著《苗族古歌》的意义和价值,甚至超过了当代某些历史教材。因为没有这部作品,我们很难去了解苗族的过去以及去把握苗族的现在和未来。遗憾的是,六、七十年代文革期间,作家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受到了严重冲击,几乎全部处于停顿状态。这一切使苗族文学的发展遭到了空前劫难。在台湾,李敖也因为揭露当局的政治黑暗和腐败差不多同步于文革被封笔且坐了6年的牢。从1966年到1976年的苗族文学,只有姜穆一人独领风骚于文坛,并以中篇小说《奴隶们的怒吼》获台湾中国文艺协会第十一届小说奖;长篇小说《流》于1976年获中山文艺奖。七十年代末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李敖的出狱,苗族文学开始进入20世纪最为繁荣的时期。
  进入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原来紧张的政治局势得到了松绑,国家经济建设从苏醒转入快步前进阶段,反思后的中国文艺界进入一个空前自由发展的空间。促成一大批苗族作家和民间文艺家异军突起。杨明渊、李必雨、石定、贺晓彤、吴雪恼、吴恩泽、李顺骅、向本贵、何小竹、龙建刚、李荣贞、王月圣、龙永文、韦文扬、龙治水、弟代着冬、向启军、肖仁福、龙潜、龙岳洲、龙志敏、柳丛梦、丘陵、侯自佳等作家诗人及民间文艺家石宗仁、杨光富、龙岳洲、王月圣、龙怡凡、龙从汉等的出现,讯速地加强了苗族文学的建设队伍和加快了苗族文学的发展速度。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文学思潮在苗族作家中勾勒着曾经被扭曲的社会、道德和理想,让人们去思考违背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所带来的破碎。

  在全新的社会背景下,苗族文学的前进速度朝纵深方向发展。在中国文坛上消失了三十年的沈从文很快成为国内读者的沈从文热。《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沈从文文集》等各种选本的出版,标志着沈从文的文学地位得到了回归。当读者们正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遨游的时候,众多苗族作家也努力地营造着自己的艺术与思想群楼。杨明渊(1935-)的散文集《在深山密林中》、《钟情鸟》,潘俊龄(1938-)的诗集《吹响我的金芦笙》、《我是绿色的火苗》,石定(1944-)的中短篇小说集《公路从门前过》、《天凉好个秋》,伍略的中短篇小说集《山林恋》,李必雨(1936-)的长篇小说《野玫瑰与黑郡主》、《红衣女》,吴雪恼(1946-)的中短篇小说集《骑士·弱女·阔老》、《姊妹仨》、《青青的山恋》,贺晓彤(女,1950-)的中短篇小说集《爱,充满这颗心》、《美丽的丑小丫》,秋阳的散文集《山居鸟言录》,曾仕龙的中篇小说集《苗王传奇》,石太瑞的长篇叙事诗《玛诺江嘎》、《竹哨》、诗集《黎明鸟》、《恋歌四重唱》,龙治水(1950-1995)的诗集《在洗马这片土地上》,凌宇(1949-)的长篇传记文学《沈从文传》,何小竹(1963-)的诗集《梦见苹果和鱼的安》以及姜穆的长篇小说《黑地》、《血地》,李敖的长篇传记文学《孙中山研究》、《蒋介石研究》等作品是80年代苗族作家文学的优秀之作。其中,石定的《公路从门前过》获全国第六届文学短篇小说奖,凌宇的《沈从文传》获北京大学首届郭枫文学奖,伍略的中篇小说《麻栗沟》被贵州文学界公认为20世纪贵州省20部最佳文学作品之一。1985年至1990年,在贵州威宁、凯里、松桃等地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国苗族文学创作讨论会,全国苗族文学创作讨论会的召开,对促进苗族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批青年作家由此受到极大的鼓舞,开阔了眼界,拓宽了创作思路。在台湾,李敖成为影响巨大的作家,1987年台湾《读书人》杂志征求读者评选台湾十大作家,李敖首当其冲排列第一位。李敖认为,一个作家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能唤起民众”[5]的意识。他反对不关心小百姓怎么生活而高谈美丽的乌托邦”[6]的创作,反对逃避现实的作家和不着边际的作品,要求作家在社会中充当坚强的战士,而不是退却的隐士
  苗族民间文学,在五六十年代的基础上,民间文艺家们又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收集整理,从而使八九十年代成为苗族民间文学梳理最好的空间,各类民间诗歌总行达200万行以上,其代表作有《苗族古歌》、《苗族起义史诗》、《张秀眉之歌》、《仰阿莎》、《扎董丕冉与蒙诗采娥奏》、《佳》、《金笛》、《哈梅》、《焚巾曲》、《榜香由》、《运金运银》、《妹榜妹留》、《古老话》、《开亲歌》、《打杀蜈蚣》、《祭鼓词》、《娥娇与金丹》等。丰富发达的苗族民间诗歌详尽的记录着苗族数千年的历史,奋斗开拓过程,爱情婚姻、民族进取精神。风俗习俗、生活判断、理念追求、价值取向等等。其中,《妹榜妹留》被苗族人民珍视为最伟大的歌、《仰阿莎》被珍视为最美丽的歌、《运金运银》被珍视为最富贵的歌、《榜香由》被珍视为最长寿的歌、《古老话》被珍视为最有智慧的歌,被认为苗族五最民间长诗。
  20世纪最后10年,除了一部分老作家仍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之外,许多中青年作家的创作已进入成熟阶段。每年在全国各类报刊杂志及出版社均可以看到数量众多的苗族作家文学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可窥其盛况。杨明渊的散文集《苗岭情思》、《流动的黄金》;曾仕龙的长篇小说《苗王恨》、《遗嘱泪》,石定的《石定小说选》;龙潜(1965-)的中篇小说集《黄金舞蹈》、长篇小说《绝地》;石太瑞的诗集《唱给故乡》、伍略的中短篇小说集《卡领传奇》;吴恩泽(1944-)的长篇小说《伤寒》、《平民世纪》;李荣贞(女,1945-)的长篇小说《早春的浮沉》,诗集《白枫叶》;何小竹的诗集《回头的羊》,长篇小说《潘金莲回忆录》;余学军(1961-)的报告文学《黄果树,中国大瀑布将不再壮丽》、《SOS,教师紧急呼救》;贺晓彤的中短篇小说集《爱的折磨》、《樟树下的小乐园》;秋阳的长篇传记文学《谢六逸评传》;柳丛梦(1958-)的散文集《平静的抒情》;游建西(1955-)的长篇武侠小说《龙吟苗疆》;李顺骅(1957-)的诗集《白木兰杆》、《红枫岭》;龙岳洲(1941-)的长篇小说《武陵魂》、《涛江春潮》,弟代着冬(1963-)的中篇小说集《白羽毛的鸟》,散文集《乡村歌手》;太阿(1972-)的短诗《长沙对饮》、长诗《香江的涛声》,诗集《黑森林的诱惑》;刘萧(女,1968-)的短篇小说集《忧郁的村落》;及其李敖的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长篇自传体文学《李敖回忆录》、《李敖快意恩仇录》等等文学作品是九十年代苗族作家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作。以上这些作家诗人,其中,向本贵以长篇小说《苍山如海》于1999年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被列为国庆50周年全国最优秀的10部长篇小说之一;吴恩泽的《伤寒》1999年获全国第六届骏马奖,而完成于世纪之交的四卷长篇巨制《平民世纪》是苗族文学史上第一部规模最大的文学作品;石太瑞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出版和发表了8部长诗,7部诗集,1000多首短诗,共300余万字,是20世纪中国文学诗歌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之一,并在质量上铸造了《鹰之歌》、《选择之歌》等诗歌杰作。在现代诗的艺术表现和精神思想深度上,覃子豪、石太瑞、何小竹是20世纪中国苗族最杰出的三位诗人。李敖在台湾文坛属于顶尖级运作,其各类作品总量达1500万字,是世界文明史上作品创作数量最多的文化巨人之一,2000年以其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关注的焦点。而杨明渊、吴雪恼、贺晓彤、向启军、弟代着冬、肖仁福、杨秀武、太阿等也是九十年代频繁出现于中国文坛的优秀作家和诗人。
  从前面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中国苗族文学在20世纪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笔者认为,国内有关文学史和文学作品选很多必要对20世纪中国苗族文学重新审视和把握。

  注释:
  [1]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载《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
  [2]沈从文著《从文自传》,见《沈从文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版。
  [3]沈从文著《从现实学习》,见《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版。
  [4]刘登翰、朱双一著《彼岸的缪斯——台湾诗歌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12月版。
  [5]李敖著《能下床就是好猫》,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10月版。
  [6]李敖著《千秋评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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