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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与新知——关于故事家和民歌手陆瑞英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3-09-22 22:3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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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


2007年5月17日,用吴语方言记录稿与普通话整理稿对照印刷的《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常熟市古里镇人民政府、中国俗文学学会编,周正良、陈泳超主编,学苑出版社版)在北京大学举行首发式。在我国民间文艺学史上以个人讲述和吟唱的作品出版文集的,特别是以科学的方法记录的,为数不多,陆瑞英是这很少的几位民间故事讲述家和歌手中的一位。

陆瑞英是50年前我在白茆调查采访过的当地山歌手。举行陆瑞英作品首发式的那天,我应邀躬逢其盛,当面对陆瑞英和以自己的辛劳与科学研究方法而把陆瑞英推向读者和学术界的陈泳超、周正良表示了祝贺。这次见面也勾起了我对往事的一些回忆。

1958年第1期《红旗》半月刊上发表了周扬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长文,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搜集新民歌的信息。(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收入《周扬文集》第3卷第1~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快我们便知道了毛泽东主席3月22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关于搜集民歌的号召。作为民间文学工作者,那时,对此我们倍感兴奋。

毛泽东说:“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点试办,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的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

我所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的职责就是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思想体制下,毛主席的号召就是命令。我和《民间文学》编辑部的老编辑铁肩同志在研究部主任路工先生的带领下,立即起身冒着料峭的春寒,赶赴山东烟台的芝罘岛去做采风调查。那里的果农正忙着在苹果园里剪枝、浇水、松土,我们没有什么收获。于是我和路工又从烟台转道到了南京。此时的江南已是春意阑珊。我们在江苏省文化局局长周邨、省文联主席李进(夏阳)、宣传部副部长钱静人的建议和指导下,来到了著名的吴歌之乡白茆。

在白茆乡公所的办公室里,县文化馆和乡文化站的工作人员第一个就把陆瑞英找来。那时,陆瑞英是乡里的卫生员,以唱四句头山歌在当地颇有名气。在过去白茆塘的山歌对唱中,她曾经被推选为对唱的首席女歌手。她的肚里不仅贮藏了许多传统山歌,还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能够在后援者的支持下临场即兴编创。

从全国来看,此时“大跃进”的形势已经形成,但农村里人民公社还没有诞生,农村的主流建制还是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是7月份以后才陆续成立的。我们是带着任务下来的:第一是要调查当地新民歌创编的情况,第二是要按毛主席的指示,搜集些新、旧民歌回去。新民歌创编的情况,是由乡里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的,而搜集民歌,则主要靠陆瑞英给我们演唱了。

我们听到的毛主席关于搜集民歌的讲话,有不同的版本,根据周扬文章和当时北京文艺界争先恐后召开的座谈会所提供的信息,我们体会,主要是搜集新民歌,即“大跃进”民歌,但也有的说,毛主席还说,旧民歌也要搜集。所以当我们对陆瑞英说要她唱民歌时,她的意识中,也是在完成一项光荣的任务。

在那个狭窄而又光线并不充足的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对面的陆瑞英,从“一把芝麻撒上天,肚里山歌万万千;南京唱到北京去,回来还唱两三年。”之类的“引歌”开始,一路给我们唱下来,既有新民歌,也有旧民歌,但主要的还是当地人耳熟能详的旧民歌、蓐草歌和莳秧歌一类的劳动歌。也给我们唱了几首“盘歌”;“盘歌”富有知识性和情趣性,语言机敏而曲调高亢,给我们以阡陌山野间的开阔感舒展感。但她没有给我们唱情歌。我们知道,情歌只适合于在田野里唱,而不适宜于在家里和在室内唱,尤其是与我们面对面唱。

她给我们的印象是:性格开朗,会唱很多山歌(田歌),没有拘束感,唱歌是她抒发内心情感的一个渠道。歌喉也很圆润,音域开阔,很耐听。无疑是一个很合适的民间歌手调查对象。可惜的是,后来她唱歌唱坏了嗓子,不能再唱山歌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能讲故事、善讲故事,也没有发现她的创编才能。她的歌喉关闭之后,其艺术才能转移到了说故事上。我没有调查和研究过她的生活史和从艺史,但我坚信,她的由善唱山歌到善讲故事的经历,大体符合那些多才多艺的乡村艺人的成长规律和民俗艺术规律,这种事例,在别的地方也有过,不同的民俗艺术在民间艺人身上是相通的。

1958年赴南方调查采访新民歌,我所采访的歌手中,除了陆瑞英外,还有安徽省肥东县定光乡山王村的殷光兰。回京后我写了一篇《民间歌手殷光兰》,发表在研究部主编、作家出版社1958年7月出版的《向民歌学习》一书中。当时还是童养媳的殷光兰,现在是安徽省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50年后的今天与陆瑞英在北大见面时,我怀着一种愧疚的心情,当年为什么就没有写一篇陆瑞英的采访记呢?陆瑞英讲一口吴语,她所唱的山歌,在我这个北方人听来,无异于听天书,多有不懂,故而说好由路工(他是浙江慈溪人,说的也是吴语)先生写一篇采访记或调查记,但他回京后并没有写成文章,倒是促成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和江苏省文联、文化局合作于1959年进行的白茆新民歌调查。

那次调查,陆瑞英被吸收为调查组成员。路工于1959年6月12日撰写的《江苏常熟白茆人民公社新民歌调查报告》,实际上就是1958/1959年前后两次调查的综合成果。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主编,路工、张紫晨、周正良、钟兆锦编写《白茆公社新民歌调查》,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5月第1版,第129~148页。)

周正良先生也是50年前因白茆田歌而结缘的老朋友。1958年他参与创办了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文学研究所,并于1958年10月编印了《江苏民歌参考资料》(第一辑)。这本书里,选辑了王翼之的《吴歌乙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1928年)、叶德辉编《淮安歌谣集》(同前,1929年)、林宗礼和钱佐元编《江苏歌谣集》(第三辑,沪海区,江苏省教育学院1933年)。

陈泳超在电话里多少有点羞涩、也多少有点遗憾地告诉我,《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首发式本打算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因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要省部级,而主办本书首发式的中国俗文学学会级别不够门槛,不得其门而入,便改在了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其实此事纯属偶然,却让我这个民研老兵感想良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这部民间作品的首发式,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陡增了许多学术的味道,况且其深意也许还远不止于此。

其一,北京大学是中国歌谣运动的发祥之地。1918年1月的一个冬日,刘半农与沈尹默在北河沿散步时的聊天,非常偶然,却开启了影响深远的北京大学征集近世歌谣的运动;1919年8月,刘半农向家乡江阴的船夫记录了20首吴语民歌,后汇为一集《江阴船歌》,被周作人称为“中国民歌的学术史上的第一次的成绩”。(周作人《中国民歌的价值——刘半农编〈江阴船歌〉的序文》,《学艺杂志》第1卷第1号,1919年,北京。)

90年后的今天,在民间文学学科全面进入低潮的2007年的初夏,又由任教于北大的陈泳超和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周正良以一部用吴语讲述的故事和以吴声吟唱的吴歌《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从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里发出了一声新世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震响。

刘、沈是吴地人,陈、周同样也是吴地人或在吴地工作多年的学者,前者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冲破黑暗发动歌谣运动,后者则是在学科低潮期以采录实绩和理论方法打破沉寂的振臂一呼,我想,20世纪之初和21世纪之初发生在北大的这两件事情,也许并非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吧。我寄希望于北大英杰交流中心首发式上学者们在新世纪之初发出的声音,重新燃起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雄心。

其二,常熟市的白茆塘水养育了并推出了一个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在传承故事和歌谣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故事家和歌者陆瑞英。白茆乡能讲故事和善唱民歌的人很多,其中也不乏杰出的人物,多年前我在白茆采访过的,除了陆瑞英外,还有万祖祥等。但无可置疑的是,陆瑞英是其中最有特点、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她既能唱山歌、又能讲故事,集民歌手和故事家于一身。如今业经文化部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周正良和陈泳超把她认定为“综合性传承人”:“民间文艺的杰出传承人很多,但是像陆瑞英这样在故事、歌谣两方面都具有很有造诣的综合性传承人,在汉族地区还很罕见。”(周正良、陈泳超《高亢嘹亮婉转激越 陆瑞英:吴歌的现代传奇》,《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5月15日。)情况的确如此。20世纪80年代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里有两大领先性的进展和成就:一是故事村的发现;一是故事家的研究。就已经发现和得到研究的著名故事家而言,如东北地区:朝鲜族的金德顺、黄龟渊,满族的傅英仁(宁安)、李马氏(岫岩)、于春贵(鞍山)、蒙古族的武德胜(喀喇沁佐旗)、谭振山(新民);华北地区:靳正新、靳正祥(河北耿村)、尹泽(山西朔州);华东地区:宋宗科(费县-青岛)、尹宝兰(山东费县)、胡怀梅(山东临沭)、王玉兰(山东苍山);华中地区:刘德培、刘德方、李德富、葛朝宝(湖北伍家沟)、土家族孙家香(长阳);西南地区:魏显德(重庆走马镇)……没有一位是陆瑞英性的“综合性”的讲述者或传承者。因此,如果说,80年代民间文学界对民间故事讲述家的发现和研究,是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进步和贡献,那么,新世纪学者对“综合性传承人(讲述人)”陆瑞英的发现和研究,无疑称得上是在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领域里是一次新的开拓。

读《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中收入的故事和歌谣,同样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延续,同样是口头语言艺术的不同体裁,但相比起来,歌谣的文本虽然也有变化,但相对比较固定,而故事,则更多地显现出讲述者的个人风格和艺术个性,在这个领域里,西方学者创造和完善起来的、目前在我国仍然颇为时兴的“型式”理论和方法,则不仅捉襟见肘,干脆就是无能为力,显示出了形式主义的研究的局限和苍白。多年来在脑际萦绕不去的对“型式”理论无法解决中国故事问题的困惑,在研读了陆瑞英讲述的民间故事之后,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作品内容、情节结构、叙事模式、讲述风格、审美意象等的研究,仍然是民间文学学科不能弃置的重要内容和课题。

在这一领域里,当代学人(特别是80年代)所做出的开拓和成就,大大超过了前辈——现代学人,即使在世界民间文学学坛上,也是可以引为自豪的。可惜的是,我们的学界并没有对自己的成就和建树给予应有的关注和论述。如果笔者所论不致大谬的话,那么,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发布的《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记录文本以及书中几位学者对陆瑞英其人、以及对她所讲述的作品和讲述的风格特点的初步分析论述,就显示了不言而喻的开拓性学术意义。

我已步入老年,缺乏国际学界的新知的补充,见闻十分有限。20世纪80年代之前,据认为,前苏联学者在故事讲述人的研究方面,曾出版过一部著名故事讲述家费多索娃的研究著作,走在世界同一学科的前面,得到学界的赞赏。我曾收藏有这部书,改革开放后,我不再研究这个问题,就将此书赠送给了即将成立的台湾佛光大学。据我所知,至少那个时代,西方并没有这类研究活态民间故事传承人方面的研究著作。当代,美国学界的“口头诗学”和“表演理论”颇为盛行,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对杰出的故事讲述者的个案调查与悉心研究问世。而我确信,我们中国学者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在民间故事和民歌传承人的研究方面走在了前面。

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已经公布了经过认定的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5个类别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26名,给学界打开了一个广泛而未知的领域,笔者期待着学者们在这一领域里的研究,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为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建构提供出一批支柱性的研究著作来。

2007年9月30日



(附注:陆瑞英演述,周正良、陈泳超主编《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学苑出版社2007年5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12a10e0102e81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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