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尧]2008年中国作家榜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12-03 12:46:22 / 个人分类:网络拾遗

2008年中国作家(2008-12-01 14:19:08)

 

   年初雪灾、汶川地震、南方洪涝、北京奥运、神七飞天,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大悲大喜之后,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2008年渐近尾声。在这样一个饱受痛苦也经历幸福的特殊年度,我们没有忘记作家群落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起落。一年一度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再次发布,或许仍会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引发众口沸腾。但是我们最希望和企盼的,是所有的同胞都能远离哀愁,幸福平安。

   需要说明的是,本年度中国作家富豪榜,在奥运结束之后即展开全方面调查,历时三月余,为了更广泛的收集数据和摸清图书市场脉搏,记者奔赴北京、武汉、合肥、成都、上海、西安等地进行了独家调查。

如是我见,登上富豪榜的作家可谓风光无限,但作家富豪榜从来不仅仅是一个为文学富豪高唱赞美诗的榜单,我们从未忘记另外一群在生存道与文学梦之间纠缠的创作者们。

   调查后我们发现,作家群体的两极分化仍在加剧,去年此时我们关注过的流浪作家沙漠舟,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三十万字的长篇自传《亲爱的苦难》,并在朋友的帮助下得以出版。但不幸的是,苦难仍在继续。今年8月他因劳累过度引发急性肺炎,因无钱救治而生命垂危,幸得各界救援而脱离险境。事实上,像沙漠舟这样的作家,在中国何止千万,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文学梦想,始终剪不断理还乱,令人揪心。

   鉴于此,在经过反复遴选和比较之后,我们把目光瞄准了从90(1990年后出生)到50(1950年后出生)之间具有标本意义的写作者,希望通过对这些个体的特别关注,阐幽发微,折射出中国五代作家的群体生态。我们也由衷希望,此文能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注脚和缩影。成都商报特约撰稿吴怀尧

 

亮相90后:贱女孩 出名要趁早,不管用什么方式

 

   2008年十一黄金周前夕。北京SOHO现代城,阳光开阔的午后。正在准备出版自传体小说的十八岁女孩秦青在接受《怀尧访谈录》采访时,说起了自己的出生。

   1990年4月10日上午,北京机场居民区。伴随着明亮的哭喊声,一对双胞胎姐妹降生了。先出世的孩子后来取名秦青,晚她三分钟落地的妹妹取名秦云。“生我们之前,我爸找人算命,算命的说他会生两个男孩,我爸当时特激动。” 秦青收敛脸上的笑。“我妈说她生下我们后,我爸一直没说话,低头闷着抽烟,我想他当时一定很郁闷。”

   由于父母在机场工作,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这对姐妹花一直是学校家庭,两点一线。“不像其他孩子有很多娱乐方式。”上初中时,父母给她们买了一台电脑,“但是限制我们上网,生活还是很枯燥。”好不容易熬到初中毕业,在父母的安排下,姐妹俩双双报考北京某职高航空服务专业。在学校面试的那几天,秦云记忆犹新,“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有的男生身上纹刺青,抽着烟,吊儿郎当的,女生有的穿着黑色渔网袜。”当天,秦云多了一个名字,“同学叫我包包,叫妹妹阿紫,在职高,几乎每个同学都有属于自己的昵称。”

   对生活抱着乐观向上的态度的包包,每天笑脸盈人,不吸烟不打架不骂人。除了和阿紫偶尔拌嘴争吵外,“在别人眼里真的是没有一点脾气,也许是性格比较柔和的原因吧,很快我融入了班里的圈子,在一群男女生的簇拥下像公主一样坚信生活是美好的。”

   三年的时光稍纵即逝。分配前的一段时间,包包阿紫一直忙于考试。“老师反复跟我们说,能去机场工作是荣耀,但是我和阿紫都不想再走父母的老路。”包包说,“那段时间,为毕业后工作的事,我们经常和父母吵得不可开交。”在学校分配工作的前夕,她和阿紫商量后,选择自谋出路。“那时没有想过以后是怎么样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摆脱父母的安排。”偶然的机会,她和阿紫被人介绍到一家所谓的影视公司,开始了少女的明星梦。但很快,姐妹俩发现这是一个泥潭,公司负责人只以“造星”之名对她们实施“潜规则”,意识到这一点后,她们“想方设法,脱离出来。”

   2008年4月10,是秦青秦云18岁生日。姐妹俩思来想去,“决定写出自己的经历,算是成人礼。”当天,她们在国内诸多网站开博,自称贱女孩,开始合写自传体小说《谁的青春不腐朽?》。小说灰暗的语言及颠覆既定道德的观念,很快被网站编辑发现并重点推荐,引起各个年龄阶段网友的关注。不久媒体开始介入报道,一时间,“贱女孩”成为网络红人。

   “其实,被媒体和网友狂炒的观点,大部分是我们小说里面的内容。”包包说,从学校出来后,“我和阿紫确实遇到很多事情,但那些已是过去,我们想合写一本自传体的小说,整理一下17岁时发生的事情,把头脑中零零碎碎的记忆,变成图书,仅此而已。”

   这些在网络世界引起巨大争议并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文字,能否如包包阿紫所愿顺利出版,并且得到一笔足够她们“过上好生活的稿费”?曾策划畅销网络小说《诛仙》系列的朝华出版社副总编张宏宇在接受《怀尧访谈录》采访时表示,自己对包包与阿紫一度非常关注,觉得她们的言论对于其他年龄阶段的读者来说,“冲击力强,涉及了很多社会问题。”如果经过技术处理正常出版,“应该会有不错的反响和销量。”

   在网上搜索“90后作家”,很快会出现一堆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蒋方舟、吴子尤、青夏、阳阳、李军洋、顾文艳、陈励子、弘志、杨七诗、高璨、张牧笛、范炜、张悉妮、杨沐溪吴雪岚、唐朝等,其中不少人已经出版了自己的作品。生于1989年,但自称是“泛90”的蒋方舟,更是因出版8部作品以及“清华大学降分录取”事件,而为公众所知。

   面对这些青春鼎盛的少年,中国作协掌门人铁凝表示,自己首先想到的词是“后生可畏”。“80后、90后这一代作家,拿他们的起步跟我自己比,我觉得他们在知识储备、生活环境、写作环境、整个大的社会背景、艺术起点上,都比我当时要高得多。他们能够真诚地对待自己的内心,贴近青春地写作,赢得那么多年轻读者的爱,也让我羡慕。”

   而对于自己将来是否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这些文坛后备军答案各异,包包和阿紫就不十分肯定,在她们看来,写作就是一个职业,“用智慧的方式,过上体面而优雅的生活。”

 

争议80后:郭敬明 市场属于他们,文学还很遥远

 

   2008年9月9日。凌晨的钟声已经敲响,郭敬明还未休息。他刚刚更新了自己的博客

   “突然间发现,离我上次出版长篇《悲伤逆流成河》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了。在自我恭喜2007年度《悲伤》获得全国开卷检测销量第一名之后,我不由得想,2008年的《小时代》能否继续第一名呢,也就意味着我需要用2008年剩下的2个月的时间内的销量,去和别人12个月的销量竞争……”随后,他用八个感叹号为自己的新书做了一个广告:

   “希望抢到限量版的朋友们,赶快去各大书店预定吧!!不要和你身边的人客气,踩着他们的尸体走过去!用刀砍出一条血路来!!29.8元面前人人平等!!!”

   十二天后,即9月21日,郭敬明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去北京。次日晚上,10点37分,郭敬明以“小四”的用户名登陆“刻下来的幸福时光”论坛,在《小时代》讨论区贴出题为“《小时代》9月24号全国提前上市!”的紧急通知。“终于悲剧诞生了,我输给了发行管理部的压力,发行部输给了全国代理商的压力,代理商输给了读者们的人肉催书计划……总而言之,妖蛾子们,你们赢了!你们成功地逼得小时代10月1日上市的计划活生生提前到了9月24!……”

   9月25日,身着西装面带微笑的郭敬明在京出席了《小时代》新书首发仪式。该书出版者依然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黄金搭档”金丽红与黎波,文学评论家张颐武等人前来捧场。据黎波透露,《小时代》第一季首印10万册精装限量版三天内售罄,“普通简装版90万册的70%也通过零售商预售完毕。”长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金丽红则带来了作家刘震云的话:“书名太好了,你们一定要转告郭敬明。”

   “王蒙、王朔当年都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脱颖而出,由于时代的关系王蒙被流放新疆,王朔当时不被社会认可,郭敬明他们确实赶上了一个好的环境”。金丽红说,“现在的市场应该是郭敬明这批人的。”

   10月13日下午两点半,上海大连路。一身休闲打扮的郭敬明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头戴太阳帽、身着T恤和牛仔裤,卓尔不群,瘦而不弱。对于市场和文学,郭敬明有自己的观点:“当书籍还摆在书店里贩卖的一天,当书本背后依然标注着定价的一天,作品就依然还是一种商品,商品只有被购买了,才具有价值。否则,标榜得再厉害的作品,失去了购买力,就什么都不是。”

   说到文学梦想,他的回答耐人寻味:“老实说,我并没有希望成为一个最顶尖的作家,我的目标是在另外的领域。”然而,颇为有趣的是,此前记者在北京、武汉、合肥、成都、上海、西安等地进行调查时,在不少书店看到郭敬明作品集与鲁迅、李敖、村上春树、王小波、钱穆、沈从文、南怀瑾、黄仁宇等人的作品集放在一起,被列入“名家名著”。

   武汉华龙书刊发行社总经理黄建祥告诉记者:“今年卖得最好的书就是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每期都能走货2.8到3万册,”至于《小时代》,他进2万册——而像华龙这样参加《小时代》预购的书店,在国内26个省市书店中有近70家。这意味着,如果每家书店都能拿2万册,《小时代》的销量将以百万计。

   然而,这种畅销背后也蕴含着争议,并且,这种争议不仅仅局限在文化圈,也体现在图书界。在安徽合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图书公司老总表示,自己卖过不少郭敬明的作品,他有一个正在上初三的女儿,也是郭的忠实粉丝,“觉得他细皮嫩肉,超级有型!”

   上述人士表示,“郭敬明的作品对孩子们的影响,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得多,就我的了解,在青少年群体中,郭敬明的影响力远超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对此,他显得忧心忡忡,“郭敬明的读者大部分是初中生和高中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思想多不稳定,他们可以几天不吃早餐,把钱省下来买郭敬明的作品和他编的书,而郭敬明的书中,消极的东西太多,包括怀孕、堕胎、自杀,这些都是他的小说因素,孩子们看了,肯定有负面影响。”

 

转型70后:施袁喜离诗歌远一点,离现实近一点

 

   2008年7月21日,星期一。云南大理晴间多云,无风。

   刚过而立之年的施袁喜,早上睡到自然醒,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来自北京。“朋友告诉我,昆明公交车发   生连环爆炸,让我和家人注意安全,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我感佩于互联网的伟大,使消息瞬间得以流布。”起床后,施袁喜没洗脸,就蹲在桌边抽烟,“想,是什么使我们生活在恐惧中?”后来他告诉我,“烟雾太大,想不明白。”

   时光逆转到1977年3月22日,中国文革最后一年的春天,施袁喜出生在云南南涧乡村一个彝族家庭。“像安徒生的童年那样,我童年的沙乐河边,也有一座小磨坊,父亲一度是那里的主人,一个人孤独地守着哗哗转动的水轮。”初中时期,施袁喜开始写作。

   最早是写诗,“一部分诗歌发表在南涧周围的杂志报刊上,日积月累,剪下来贴成的本子渐渐厚实起来,然后莫名其妙地丢失……”18岁那年,他带着一大群年龄相仿的孩子读一些难懂的诗歌,创办学社,编辑校刊。高中时,他参加了某校园文学大赛,同台竞技的均为大学生,出人意料的是,这个不起眼的高中生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力压群雄,拔得头筹。

   1997年,云南大学对这个出过诗集、获过文学奖的“少年天才”网开一面,将他录进了人文学院。进大学后,“我煞有其事地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整日读书,装得像个知识分子,替世纪末的文学状况担忧,叹我身才华空负……”当然,和所有的大学生一样,他也时常迷惑无绪,“有时整日拎着酒瓶,在校园转来转去。”

   从1993年开始,施袁喜以《黑哀牢》为总题写了一大批诗歌,“一记闪电/扑在窗台上/雷声是你爹/吼着敲门”“牛羊在坡上吃草/你吃什么/五谷杂粮/和往事”,这些电闪雷鸣般的作品最开始在朋友内部传播,后来被发到网上。

   一次,“中间代”代表诗人安琪无意中在审视诗歌论坛上读到这些诗歌,激动不已,“一种按捺不住的发现优秀诗歌的狂喜抓住了我,我的眼眶湿润,心跳加速,后背发麻,前胸紧堵……”安琪说,每当自己看到好作品,“就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使之更为广泛的流传。”

   大学毕业后,怀揣文学梦想的施袁喜只身打马来帝京。之后,像大部分北漂一样,不停地搬家,成摞的诗歌跟着也跟着他从甲地到乙地。“完全是一头理想主义的豹子呀!”不久,他投身在传媒界负有盛名的《经济观察报》,“在一个可有可无的职位上,一干就是三年。”

   值得一提的是,在《怀尧访谈录》采访的从外地到北京的文学青年中,有近60%的人会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投身于报社、杂志社、图书公司、网络媒体等单位,并等待时机寻求转型,施袁喜即是其一。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离开报社跳到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因为出色的编辑水准,很快升到主任编辑的职务。等到他离开这家出版社跳到中央电视台时,已经留下了一连串的成绩:先是个人诗选《白乌鸦黑乌鸦》出版并受到诗歌界瞩目;酒后随手写下的《乌撒牧歌》被中国第一支少数民族乐队山鹰组合演绎后广为传唱;2005年责编的《富兰克林自传》获得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教育部等联合主办的“知识工程推荐书目重点图书”荣誉奖项;2006年责编的李银河作品《以温柔优雅的态度生活》入围国家图书馆“文津奖”,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译作《梵高自传》则入选高中语文选修课教程。

   “再干下去,搞个国家图书奖、五个一什么奖的也未尝不可。” 已经离开出版社两年多的施袁喜笑笑说,“这些迟到的荣誉,说明我稍微不小心,工作稍微认真点,就可以获得他们的奖项。”随后他笑声更大,“遗憾啊,我这个一直在写作,而且和出版打过多年交道的人,没有跻身中国作家富豪榜。”对于那些通过写作致富的人,他希望增加得更猛烈些,“作家成富豪的背后,更多地沉积着辛酸的血泪,以及艰苦卓绝的劳动。”

   刚来北京的时候,施袁喜没想过自己会在北京停留到30岁,也没想过会做电视。“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态,能否以3年为时间段:3年报纸,3年出版,3年电视……如此下去,在一个又一个浩大的单位里,卑微地耗尽余生。”他若有所思,“人生没有几个3年。”

   2008年4月期间,施袁喜离开北京,回到阔别已久的云南。“专事陪老婆,因为快要当爸爸了。”4月22日,他在个人的网络空间呐喊:“如有朋友来云南,请在昆明刹一脚。”

   现在,这个一直在转型的写作者,是香港某传媒集团的杂志执行主编,该刊的部分编辑工作,可以在云南完成。“孩子就要来到世上,惊喜又慌张。”施袁喜如此形容自己的心情。

   在昆明,连云朵都慢腾腾的,不想干事,他说,在昆明,“下雨就冷,很容易就开始想念那些在北京的人。”就在本文截稿前不久,我收到施袁喜的短信,他已经是一位父亲了。“千金难得,是个公主,小家伙刚生下来时,重六斤六量。”短信结尾处,是个笑脸图形。

 

四十多岁60后:杨黎,骂骂咧咧怀揣梦想

 

   2008年10月27日。成都,细雨纷飞湿人衣。

   头天晚上,杨黎和李亚伟、颜歌等一帮朋友喝酒直至深夜,等到聚会结束他晃回家时,已是凌晨两点。睡了大概八个小时,手机响起,杨黎被吵醒,等接完电话,睡意已经全无。

   是日下午,在位于宽窄巷子的白夜酒吧,杨黎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专访,这是一次长达五个小时的对话

   1962年生于成都的杨黎,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诗人韩东曾说:“如果天上掉一块石头要砸中一个天才,那被砸的人一定是杨黎。”然而,在部分公众和媒体人眼里,这个“天才”声名欠佳,甚至是一个与文学无关的人。究其原因,这和他的几次策划有关。

   2006年赵丽华诗歌事件之后,杨黎为其打抱不平,在北京组织了一场名为“保卫诗歌”的朗诵会。会上,他的朋友、诗人苏菲舒出其不意的裸体而诵,一时间引来众多讨伐之声,事后有人指责杨黎是该事件的幕后主使;2007年1月23日,杨黎又把自己关进一个“与世隔绝”的房子,声称在整整一年时间内,他不上网、不打电话、不发短消息、不与人接触、不看书报,除了吃喝拉撒就只有写作。但是正好如同质疑他的媒体所料,杨黎很快丢盔弃甲——在那所冰冷的水泥房子里,他只待了十一天。

   对于这些广受诟病的事件,杨黎不愿过多解释,只是笑着说:“我不再相信‘是金子就会发光’这句话,因为地太深了,很多金子都会变成古董,所以还是需要折腾。”他更愿意聊的,是关于写作的话题。

“在我的阅读生涯中,大部分书是20岁之前看的,20岁之后,我就看得很少了。”最初,他看的是中国古典小说,后来开始涉猎外国文学名著,“找不到书看就满世界找人借。”

    初中二年级起,杨黎开始有意识的创作,而且上手就是长篇小说。具体写了多少字,现在已记不清,“反正写了很久很久,厚厚的一摞纸。”到了高考前夕,他满脑子想的是“赶紧毕业吧”,在他看来,学校生活是不自由的,“毕业后就可以自由的支配时间,开始专业写作。”更重要的是,读过不少文学作品的杨黎,“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大学问家了,认为念大学是浪费时间。”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高考揭榜之后,杨黎名落孙山。

    从学校出来后,十七岁的杨黎就直接去了银行工作,并且一工作就是四年。期间,他继续小说创作,同时开始诗歌写作。但小说字数偏多,“我嫌麻烦,写了还要抄,所以更喜欢诗歌创作。”此后,他还认真阅读一些西方哲学专著,“比如梯利的《西方哲学史》之类。”

   一边上班一边创作的生活,杨黎感觉还是不自由,于是辞职。1983年,二十一岁的杨黎写出后来广受文学界好评的《怪客》,并结识了一帮作家朋友,开始创办地下文学刊物。

   时间水一样的流走,很快十年过去了。杨黎发现,整天和文学纠缠在一起,也不是办法,“没有钱呀,但是要吃饭。”1992年,刚满而立之年的杨黎下海经商。此时,他的想法明朗而坚决:“等挣够了十万,就转身回来写作。”此后,他和几个朋友合办广告公司。再后来,他跳出来单干,而且干得不错,“三年的时间,公司成了成都市十大广告公司之一”。

   但这并没有给杨黎带来成就感,相反,每当别人喊他“杨总”时,他竟会有些不知所措。“老实讲,内心深处不想成为商人,还是希望回到文学创作。”1997年底,杨黎痛下决心,关闭了公司。我问他,开公司的那几年,是不是挣了不少钱,毕竟公司都被评为十大了。杨黎摇头,“除掉各种乱七八糟的费用,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积蓄。”

   再次回到写作现场的杨黎,在感觉身心舒坦的同时,很快又遇到生存问题。情非得已,他给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一些媒体撰稿,“但从来不用真名,而且笔名也是不停地换。”在他看来,那些文章只是为稻粮谋,写得很矫情,“如果署自己的名字,现在肯定脸红。”

   2001年,杨黎只身去了北京,期间逢年过节才回成都。“到今年为止,我在北京呆了整整七年,但上班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一年。这是我一生中真正的专业作家的时代。”只是这个“专业写作时代”,他挣钱不多,还得靠女友接济才能过活。这期间,他出版了一本诗集《小杨与马丽》和关于第三代的专著《灿烂》。

   2002年底,杨黎完成个人首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向毛主席保证》。“写这部小说的几个月,是我生命中最安静的时段。每天中午起床,喝杯凉水就开始写作。我的床和我的电脑在一间屋里,我从床上起来到电脑前坐下,移动的距离非常短,这使我在整个写作中还像没有睡醒:只有当我偶尔抬头,看见窗外明亮的阳光,才明白自己就算醒了也是在白日做梦。”

   《向毛主席保证》因杰出的叙述和诗性的语言,在文学圈内快速流传。遗憾的是,小说经过几家出版社都被退了回来。“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小说的名字。”不得已,杨黎将书名改为《少年烧》,“这样一来,又没有市场——啊,市场,多么了不起的怪物啊,它把我们时代的写作压迫得喘不过气。”灯光下,杨黎眼光闪烁,表情复杂,看得出,这个人很不甘心。

   2008年五月期间,曾经办过地下文学刊物的杨黎,决定自己“出版”这部小说,“算是对这些怪物的反抗。”小说限额印刷了300本,每本独家300元。“我为它们编上了号,从001到300,还为每本签上我名字,而且此书并永不再版。”截至目前为止,杨黎发出去的书有157本,买书的主要是他的朋友。收到的书款让杨黎支付了印刷费、还了一些债,“交了一年的房租和度过了千年难遇的地震”。这些书如果顺利卖完,杨黎将得到八万元的利润。

   “这些钱,会帮助我过上两年平静的日子。在这两年中,我会再写一本小说,然后再把它卖给朋友们。”我问他,如何看待目前作家在生存状态方面的两极分化,他说,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富豪作家不等于写得好,穷作家肯定不是因为写得差,——其实各有各的命。“我有我的快乐,作家不管穷富,都不要相互攻击。”

   对于自己的生活状态,杨黎总结后认为是“不自由”:“事实上,不光是我,我这一代人,实际上都很不自由,总是奔波在理想的道路上,在生活和创作中来回折腾,心中的忧虑从未消失,从未。”分别之际,雨还在下,我问了杨黎一个题外话,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不喜欢什么样的人。想了想,他轻声说:“我喜欢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不喜欢我的人。”

 

焦虑50后:阎连科 写不出经典,他们将终身遗憾

 

   2008年夏,即将召开奥运会的北京城一派盛世景象,阎连科却心事重重。

   他耗时两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风雅颂》在今年第2期的《西部·华语文学》发表后,引来一些不太友好的流言,“有人说这小子是挖我们北大的祖坟,挖我们教育的祖坟”。

   这部小说的出版异常艰难。先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在签合同的时候因为阎连科的敏感给退了;接着是北京某出版社要出,阎连科也为此做了修改,可后来领导一审查,又提了将近20条意见,其中有两条是小说调子太灰暗、没有正面人物;再后来又给了东方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最后到了江苏人民出版社才终于出版”。

   无独有偶。1994年,阎连科的小说《夏日落》遭到组织上的批评,为此他写了很长时间的检查。之后,他的创作就开始了不平静的命运。《日光流年》是业内最叫好的一部,接下来的《坚硬如水》和《受活》争论此起彼伏,直到今天也没有平息。也正因其道德担当以及对中国现实深处的一次次逼视和写作的对峙,而获得广泛尊重和赞赏的阎连科,却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太为剑拔弩张和与现实水火不容,他认为自己的作品还太过温和,“没有对现实表达出最真实的惨烈与震撼而心怀遗憾”。一个作家的真诚,促使他要在“愤怒与激情的积累”之后才能写作,这在中国作家中当为一个写作的个案。

   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阎连科格外冷静,如同一个精准的摆钟,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自由来回。和莫言、贾平凹的人生经历相同,从农村走进城市的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的一个偏僻小镇——田湖镇。他是家里出生的第四个孩子,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父母都是两眼不识字的农民。“30多年前,在我老家那块偏穷之地,读书有些荒诞、奢侈和异类。那时候,整个社会都沉浸在革命的情绪里,可以饿瘪肚子,不能饱了脑子。因为我大姐常年有病卧床,不能下地劳动,不能到校读书,为了消磨时光,她的床头就总有小说压在枕下。她那块被窗光和油灯照着的床头,就成了我最早的书架和书库。”

   十七八岁时,阎连科读了张抗抗的《分界线》,“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小说。张凭这篇小说从北大荒被调到了哈尔滨,这对我是一个刺激和启发。当时,逃离土地的愿望是支持我奋斗的动力。”于是,他白天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父母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害怕我得了神经病,但又觉得这件事可能与众不同。从小我们家里晚上八九点钟母亲是要催着熄灯的,怕费油。家里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我写到深夜,母亲从来没说我浪费过油。”

   1978年秋,20岁的阎连科应征入伍。不久,他的小说《天麻的故事》的发表“震惊”全团。到1985年,27岁的阎连科已经发表过两个中篇小说。“那时候发表小说跟现在不一样,能迅速在部队成为苗子,不断参加部队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当时我还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但是和别人对比后,发现差别太大,正好有机会,就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上学去了。”

   在军艺期间,阎连科奋笔疾书,发表也一帆风顺。但写着写着,感觉身体不行了。“因为少年时的强度劳动,加上后来长期伏案写作,使我的腰椎和颈椎都有病。早些年,写东西的时候,不是爬在床上,就是用一个特制的写作架和写作椅,或者腰上绑上一个用钢板造的宽大腰带进行写作。不能在桌前写,就趴在床上写,结果又引发颈椎疼痛,最后只好到有生产残疾人设备的机械厂定了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

   1991年从军艺毕业后,阎连科每天写作两小时,可以一口气坚持十天左右。“但是,近年写作长篇,还是每年都会犯病。写长篇太耗神,这样就只好一边写作一边看病,很烦恼,这也是写作让我痛苦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不写的话,有时我会更痛苦。”

   离开老家三十年的阎连科,依靠写作在北京建立了家庭和名声,但并未因此而腰缠万贯,有时为了挣钱,弥补一下写小说稿费不足的生活之缺,也会写写剧本。“如果小说的稿费可以填补我家的生活所需,我不会去做电视剧的编剧。电视剧不需要有文学,只需要有娱乐,这是我最讨厌的。同时,写电视剧久了,确实就有可能写不好小说,这是我必须警惕的。”

   《风雅颂》的写作是一次突破,50岁的阎连科希望在以后的创作中继续突破,“突破一切的主义,写出我自己的作品。”当然,他需要突破的,不仅仅是创作。

都市和乡村的彷徨一直困扰着阎连科。作为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阎连科却总觉得自己是异乡人。“这是一个权力中心,是文化的名利场中心,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我的户口、妻子、孩子和房子都在这里,但心里总是空空荡荡的。”

   曾连续几年,他琢磨着落叶归根,回老家打发余生。“但我家门口的小河已经不在了,后坡的桃花园也没有了,天空一片粉尘。村庄里的年轻人和中壮年都出去打工,只剩下老弱病残,一点人气都没有。当年乡村的诗意、乡村的情谊都不在了。和当年的老朋友无话可说,很多时候大家非常尴尬,包括自己的家人,于是只能划拳喝酒。”

   他为前半生作的总结是:“如此的没有意义,不到20岁便出来闯荡人生,30年的奋斗除了收获一身的疲惫和疾病,就是那些招惹非议的文字。”(文/吴怀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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