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瓦布/金惠敏]从主体性到另类性：关于“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谈访—对话（三）

从主体性到另类性——关于“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谈访—对话

  关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将文学读作社会的一面镜子的问题，我到目前为止的评论应该已经廓清了我的理论并不是把文学当作单纯的镜子，而是当作更为动态的一种交往媒介。我特别强调文学的构成性和转变性力量。在我的著作的标题“镜子与凶手王后”中，我游戏于把文学作为镜子的观点。我的这个标题除了援引了M.H.阿布拉姆斯那本典范性的《镜与灯》（1953年）之外，还摘引了安妮•萨克斯顿的诗歌《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从概念上说，镜子观念在我的理论中与被精神分析学所理论化的心理“镜鉴”过程相关。这就是“凶手王后”发挥作用的地方，它暗示一种摧毁性的动态镜鉴过程，以及镜子动态地创造矛盾、暴力甚或死亡的潜能，如它对那喀索斯和白雪公主所做的那样。这一标题也指及我关于列维斯•凯罗尔的第一章。艾丽丝的形象提醒我们，文学的照镜子从不只是意味着复制世界，而是把我们带进与那些另类世界的交往之中，无论它们是梦中的或精神分裂症的世界，纯粹异质文化的或不可思议的私性文化的世界。通过使我们与另类世界的交往，文学把我们带回到我们自己，尽管这种自己已经改变，已经不同于从前。在与文学的相遇中，从另类身上观看我们自己不能简化为对另类形象的单纯挪用或者一种那喀索斯式的自我反映。相反，这种相遇构成了能够改变自我与另类疆界的经验。

    马克思本人及其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没有发展出一个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物质社会实践的严密的概念框架，他们只是把文化划入上层建筑的范畴。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雷蒙德•威廉斯的观点，他批评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从来就不是充分的唯物主义”；也完全同意约翰•布兰克曼（John Brenkman）在《文化与统治》（Culture andDomination, Cornell UP, 1987）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批判。这种将文化概念简化为上层建筑概念的倾向严重地束缚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以及更宽泛地说它的文化／美学对象理论，因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此一二元对立削弱了文学作为一种物质社会实践的潜在力量。换言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地把文学降低为对基础的反映，那么，它也是依据“相应”或“同源”的模式来看待文学的。诚然，文学的功能从而可以是批判的或乌托邦的，但它依旧不过是永远地与物质基础相分离的。易言之，文学的功能被降低为意识、错误意识或意识形态的一种效果。甚至更精致的“中介”模式也不能逃避这种简约性的二元主义。这一趋向在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的“正面性格”的学说中登峰造极。我相信，这是一种极端简约化行动，它忽视了文学／美学的生产和接受实践在“过渡性空间”所总是达到的程度，在这一“过渡性空间”里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价值观念交相争战、交相侵越。（注：作者的这一观点在西方学术界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涉及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问题。对此，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都存在着分歧。——编者）

    在我自己的理论中，我强调文学和美学实践的改造性作用，而非其认识性或反映性作用。虽然我很知道某些文学文本可以完成一种肯定性功能，但我并不相信这就是文学在文化中发挥的基本作用。我坚信文学的作用不只是作为文化批判的一种媒介，而且还应是文化的、个人的和政治的改造的一种媒介。在《故事的力量：小说与政治变革》（ThePower of the Story: Fic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一书，迈克尔•汉纳（Michael Hanne）令人信服地证明，在整个历史上，某些文学文本例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比彻尔•斯陀的《汤姆大叔的小屋》、索尔仁尼琴的《伊万•邓尼索维奇一生中的一天》，或更近一些的拉什迪的《撒旦诗篇》都曾致志于社会政治变革的政治风暴。作为文学批评家，我们不应该忘记文学作为改造物所具有的这种力量。事实上，我想文学批评的文化职能就是制造出能够证明这种力量的一些理论模式，这些理论模式此外还能够持久地很好地保护文学可以葆有的过渡性文化空间。

    金：您将人类学输入文学研究，并试图进一步以此重新调整文学研究的方向或重构文学研究的新图景。“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真的由此而成为可能吗？我很怀疑您的雄心壮志。

    施：您说您怀疑我的抱负。对此我想提醒您的是，我并不是独个儿参与这一“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关于这个转向有一场全面的论战，文学理论家和有理论趋向的人类学家都参加进来了。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认为我们能够扭转文学的方向呢？我想我们能够在人文科学和文学研究面临许多压力——特别是作为日益加剧着的大学集团化的结果——的时候重新理论化、重新肯定文学的文化功能。进一步说，侧重点的即使在人文学科亦复如是的转移，即转向新电子媒介及其在风靡的文化全球化中的作用，使我们有义务去重新思考文学以及更广泛地说文本的作用。我把它不仅仅看作是一种威胁，而且也是一种可喜可贺的挑战。“文学研究中的人类学转向”催逼我们依据今天的历史情况再次提出关于文学的作用和功能的最基本的问题。沃尔夫冈•伊瑟尔在其最近的一些著作中发展出一种文学人类学，其中他提出文学的普遍价值问题，并根据新的控制论和系统论重新予以处理。我则选择了一个不同的方向，即结合于文化心理学发展文学的人类学。以上这些一起表明了一种文学移情论的出现。在这一理论中，文学的各种功能如心理的、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再被孤立地看待，而是被视为错综交织、难解难分。

    金：您在德国完成您的教育，而在美国从事理论批评工作。我想您对于德国和美国在理论化方式上的不同应该很有一些个人的体验。您能否比较一下二者的不同？

    施：您问我与德国的和美国的理论传统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原因特别在于我们不能简单地谈论两种独立的理论传统，而应该谈论旅行理论、接受史和理论归属的极其复杂的、异质的和经常是不相连贯的流动。前面已经提过我是在德国当时最具有理论趋向的康斯坦茨大学接受文学批评训练的。通过这种训练，我不仅熟谙了德国解释学、现象学，而且更宽泛地说还有德国哲学。当然与此同时，理论可以说已经走向“全球化”，已经变成为“旅行的理论”。这就是说，那时在德国对于美国的、法国的、英国的以及南非的理论论争也有广泛的接受。在这段历史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法国理论在德国遇到巨大的抵抗（当我在写作我关于法国理论的第一本德语著作时，我强烈地感到了这种抵抗），但又是它引发了对于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新讨论，而两位哲学家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几乎就无人问津。另一方面，我最初接触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来自于拉美的理论家，远在后现代主义讨论在美国成为主流之前。我最初接触后殖民理论也是由于在南美的讨论，特别是在巴西、委内瑞拉，还有西非（萨米尔•阿民），这也远在它在美国成为显学之前。我在德国和瑞士还研究过精神分析、人类学和种族精神分析，远在所谓“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之前。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说即使我的训练在德国并且强烈地集中于德国理论，但它也是极为异质的、不连贯的、国际性的或全球性的，远非它可能会出现的那个样子。不过我们只是现在才开始注意和理论化这种不连贯的理论之流的影响。

    我在《无自我的主体》一书中提到，德国理论与美国理论的一个不同是，在美国“理论—建构”和概念化不太受人欢迎，至少在80年代我开始在这里工作时是这样。对理论—建构本身的拒绝是由于法国理论对美国人文学科研究的强大影响，不过大部分哲学系的情况又是一个例外。法国理论家如最杰出的利奥塔，还有以不同方式的德里达将“理论—建构”等同于总体化、封闭、再现与宏大叙事的生产。结果“理论”那时在美国就差不多变成了一种实践，即主要集中于运用一种理论从一个制高点上批评和揭露他者。我的理论性情与此不同。我总是比较喜欢一起使用和思考那些触动我并且使我发觉有助于建立我自己的文学和阅读理论及模式的理论。这是我现在的情况，我也不希望它改变。不过这并非意味着我不再接触其它理论，如法国理论中的许多支派，而是说我首先要研究那些另一方面还对我自己的工作具有强烈作用的理论。

    金：在一个理论急剧全球化和国际化或者说理论旅行的时代，在一个我们普遍认为全球化即美国化的时代，位于第三世界的中国批评家能否有所作为和能有什么样的所为？我想知道您的看法。

    施：前述总体态度同时也就是我想对中国批评家所说的。我渴望知道来自他们的对于我们的理论论争和建设、如果可能的话对于我们目前关于后殖民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的思考的挑战。我想所谓第三世界批评家对于第一世界批评有很多事情可做。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即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来自所谓第三世界的批评家。后殖民理论的许多挑战就是来自于第三世界批评家，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居住在美国或在美国的大学系科工作。在我所指导的尔湾加州大学批评理论研究所，我们正在进行着一个跨学科的叫作“全球化的力量”的协作课题。单是课题本身即要求我们必须敞开自己，接受我们主流论争之外的批评家、特别是第三世界批评家的透视，对于第三世界批评家来说“全球化的力量”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发挥其作用的。如果理论值得称以“批评理论”，那么它就应当反省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的霸主角色。在我们研究所，我们目前正致力于建立一个国际网络，以推进与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批评家的交流。为了克服某种美国地方主义这一几乎排他性地集中于美国理论主流论争的后果，我们迫切地需要这一“国际化”。我并不太天真，以至于不知道投身于追求这样一个目标的重重困难，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即美国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文化经济包括理论的输入与输出中，已经扮演了一个无孔不入的角色。不过我仍然希望通过创造一个国际网络，我们将还能够建立一种与目前工作于我们领域的中国批评家的生产性交流，能够从他们那里学到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