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体性到另类性——关于“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谈访—对话
作者：G.施瓦布/金惠敏
您问我对法国另类理论的评价。对此我在《镜子与凶手王后》中已有所论述，不过也许这里应该简要地重申一下我的基本立场。首先，我要承认的是我自己对变异的思考来自于我与当代理论中三个主要流派即解释学、精神分析和法国思想的结缘。我与法国思想的最大区别点在于我并不赞成对另类作全面否定性的定位。对拉康而言，例如，进入语言的象征秩序根本上就是强行切断主体与其自身的联系。我并不想否认在某些社会和文化情况下讲述可能会发生这样的分解作用，但是我不同意将这种作用本体化或普遍化。温氏模式在我看来是更有说服力的，因为他留出了向多种作用开放的空间。婴孩之进入象征秩序总是把环境中的主体作为媒介。取决于这种媒介的本质，讲述的功能可以是分解性的，也可以在一个更加肯定的意义上成为构成性的，它促使婴孩的成长及其对环境的掌握。在许多方面，讲述的功能都是构成性的和改造性的，包括以非解构的或非异化的方式镜鉴婴孩的需求。
将法国思想中各不相同的理论观点联结起来的是，在另类的既建构又否定的关注中确定主体。在这一动态过程即主体的否定性建构中，另类总是既作为外在的另类又作为内在的另类而发生作用。一个“内在的外在”决定着显意识与潜意识的关系，也决定着主体被排除于语言的象征秩序与主体颠覆性地再插入这个象征秩序之间的不稳定的平衡。原则上说，任何人或任何物都可以占据另类的位置，但是法国女权主义者争辩说，传统上构成象征秩序的两性对立将妇女视为首要的另类，而这反过来又“女性化”了所有其它的居于另类位置的力量或秩序，不管它是种族另类、儿童、原始、疯狂、非理性、诗意、潜意识、或者就是混浊。最持久地挑战这种二元主义的理论家是雅克•德里达。他的哲学一直蔑视任何使“同一”固定化的做法。他反对将另类建构在本体论的基础上。然而，他又提出为防止一个活的过程凝固成为一种死的同一性需要始终如一的斗争。我们知道，德里达激进的反再现的观点是针对着西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这种形而上学吸取并因而否定另类。在《镜子与凶手王后》一书我所提出的与德里达解构论有关的问题主要是诗性语言的位置。一些法国批评家，最突出的要数朱丽叶•克里斯蒂娃，特许诗性语言为一种挑战象征秩序典章化的讲述形式。德里达在文学方面著述广泛，他的一些看法似乎支持这一观点。但是他反对将它建立在概念基础上，因为他的“能指游戏”的观念最终要求抹去文本与其接受，以及不同话语如哲学与文学之间的一切界限。在《无自我的主体》和《镜子与凶手王后》两书中，我要求对文学的与哲学的话语做出区分，原因是文学完成不同的文化功能，运作于不同的接受框架。不过这并不否认某些哲学文本可以使用文学的生产和表意的方式或者反过来也一样。我最喜爱的一位作家塞缪尔•贝克特，我相信，是一切时代最哲学化的一位文学写作者。但是，我认为在两种写作方式之间做出辨别却可以提高我们对于文学和哲学的理解。最后我想指出的是，文学文本将我们推入文化移情的过程，而这样的过程与我们在阅读哲学的或理论的作品时所置身的过程具有质的不同。
金：依据您的文学即文化交往论，您是怎样修正伊瑟尔的读者反应批评，进而德国解释学的？您知道，伊瑟尔的理论宽泛地说是属于德国解释学这条路线的。我曾经主译过他的《阅读行为》，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把一切甚至是社会规范都文本化了。我不好说这是一个缺点，因为任何一种理论都会有所侧重因而也当然有所遗漏。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您的理论对接受美学是一个矫正和发展，您说呢？
施：在把我关于阅读即文化交往的理论置于与读者反应理论和德国解释学的关系中时，我必须首先说明我在康斯坦茨大学从几位最杰出的所谓康斯坦茨学派理论家那里所接受的训练，他们都深受德国解释学的影响，特别是深受伽达默尔对话解释学的影响。在伽达默尔看来，解释是存在的一种人类学样式，在人类与世界之间做永难完成的中介。在此一中介中，文本发挥着作为中间物（Zwischenprodukte）的作用。我愿意说，伽达默尔的这一中间物概念可以被看作是我所援引于温尼柯特的那个“过渡性对象”概念的初步形式。然而，它依然是初步的和薄弱的，因为它缺乏温氏以及更一般地说精神分析所赋予过渡性对象和想象的那种内在的动态。是德里达指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忽视了潜意识及其在接受和解释过程中的作用。因而伽达默尔的理论也没有觉察到解释的矛盾和暴力可能导源于在与另类的相遇中发挥着作用的潜意识的移情活动。精神分析的移情理论以及精神分析关于在过渡性空间中文化对象的作用的理论，能够阐明这类动态的和经常是暴力性的中介形式。这就是我何以在我自己的阅读理论中引入一个建立于精神分析理论之上的文学移情概念的原因之一。
伽达默尔与后来的尧斯将其接受理论构筑在人际对话的模式上面，而沃尔夫冈•伊瑟尔的“隐在读者”概念则强调文本自身的交流维度。隐在读者是一种文本的力量，冲击着一个文化的熟悉的交流模式。当这一文本的力量指导文本的接受时，读者也需要积极地“处理”文本。阅读因而就被视作一种相互作用的形式。在我自己的理论中，我将伊瑟尔的“处理”概念复杂化，认定与其说是一种在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中性的“转移”（伊瑟尔术语），勿如说它更是一种负载沉重的“移情”。这一文学移情使另类在心理发生和文化构成上发挥作用，改变介入这种移情关系的两方面的力量。
换言之，为理解读者与文本间的相互作用，我的阅读理论吸取了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心理学。
金：当谈论另类时，人们常常把它与女性、女性写作相联系，似乎女性、文学和另类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称谓。克里斯蒂娃就说过：“作家和文学基本上都可以被视为女性的。”请问您是怎样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将妇女作为另类的观点是否有助于您的文学阅读理论的形成？
施：您提问的是关于性别在法国女权主义和我自己的阅读理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的问题。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论对启蒙人道主义的批判激发了女权主义的分歧，并产生出法国女权主义的各种不同版本，其中最优秀的当推西苏、依里格雷和克里斯蒂娃所发展出来的几种。自德•波伏瓦以来，法国女权主义的兴趣焦点是将妇女从哲学上和认识论上建造成为另类。在《另类妇女之镜》中，依里格雷以“另类力比多原则”为基础发展出女性写作的概念，这一“另类力比多原则”导源于妇女与前俄狄浦斯情结、想象和快乐的不同关系。由于将女性写作宣布为妇女可能由此发展出她们自己的象征中介的空间，依里格雷的理论最终挑战了女性被铭写进语言的那些条件。与此不同，克里斯蒂娃则将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性原则与诗性语言的颠覆性力量相联系。在她关于语言的象征的、规定的（thetic）和符号的功能的区分中，符号的功能变成了声音、姿势、色彩、声调和节奏的语言博物馆。
我发现克里斯蒂娃关于诗性语言的理论对于我自己的理论建构很有帮助，尽管我并不同意她的所有假定。她的“规定的”概念与温尼柯特的“过渡性空间”极其相似。因而，在《无自我的主体》和《镜子与凶手王后》两书中，联系于温氏的过渡性空间概念，我使用和修正了克里斯蒂娃关于规定的、符号的与象征的三者之间的关系的观点，以期发展出我自己的把阅读作为一种跨界活动的理论，这一跨界活动能够改变初级过程与二级过程之间的关系，并因而推助对于一种文化所界定的（外在的或内在的）另类的再跨越。
依据克里斯蒂娃的观点，“符号的”空间尚不知道有一个另类的存在。另类只是与“象征的”空间一起发生作用。在符号的与象征的中间有一个过渡性状态，是所谓“规定的”，它引发主体与客体的分别，以及另类的浮现。照克里斯蒂娃的看法，诗性语言利用符号的空间将规定的空间彻底打碎。对她来说，正是符号的空间帮助主体跟语言一道呈露出来。对象征秩序的诗性瓦解（因而“诗性语言的革命”）导致了一种允许主体与客体汇聚成一个新的综合体的异质性。这种观念具有深刻的认识论的和哲学的意味。E.列维纳斯曾经写到：“西方哲学就是对另类的揭示。在其中将自身显现为存在的另类丢失了它的另类性。西方哲学自始就对另类感到恐惧，而另类始终仍然是另类……”与哲学不同，文学的经验却葆有另类的背谬。温尼柯特认为这一背谬对于过渡性空间至关重要。文学并不对另类进行系统的（即哲学的）解释，它至多只是提供一种他律的经验，这种经验通向另类但又从不回到同一个另类。文学虽然如此地反映另类的不可削弱的他律，但它可能被吸收和内在化为另类。最基本的问题是，怎样在把另类转变成为语言时而不抹掉它。对于这一任务，文学因其创造性地使用过渡性空间的背谬而可能较之于几乎任何一种其它的讲述都更有准备地试图完成它。
金：原则上说，文学就是另类，就是一种分解性的力量。我们可以以此来理解整个文学史，但只是到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这里才可能找到其最突出的表现：另类在此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向秩序、制度、规范、权威、同一等挑战的文学“政治学”。请您解释一下它们是如何完成其政治功能的！
施：文学实验主义的“另类政治学”很有意思，因为它植根于文学的语言，或者更准确地说植根于诗性语言的“另类化行为”，高度实验性的现代和后现代文学就是以这种另类化活动为其特征的。在我对文学的读解中，如果说我不是依据一种新的文学主体性生产与一种新的另类政治学特惠于某些现代主义文本（首要的例子当是乔依斯的《芬尼根的觉醒》）中的初始过程的话，那么我也是分析了这种另类化的广泛使用。我也有兴趣研究对初始过程的使用与同时对自我反映性和元文本反应的强调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一双重强调，实验的文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就作用于象征秩序的端点，把文学语言推向了完全的自我反映性或者潜意识的语言。（在我较早出版的一本德文著作《塞缪尔•贝克特的终止游戏与主体性》中，我证明无论福柯抑或德国哲学家汉斯•勃卢曼伯克（Hans Blumenberg）对于文学现代主义都曾做过相似的论断。）我认为，这一过渡性的文学语言执行对于主体性与另类性之间的界限的文化跨越，提高它们的灵活性并因而减淡自我与另类之间的严格的二元分裂，以及有关的偏执狂和对另类的摧毁性拒绝。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称它为另类的“政治学”。
金：您反复地强调文学是一种文化交往形式，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新体系。但是从历史上说，这又不是一个新的创造。苏联作家高尔基曾经将文学说成是一种人种学，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把文学读作一面社会的镜子。我想知道您所创制的理论模式究竟与他们的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施：我很清楚我将文学视为交往的一种媒介的观点并不怎么新颖，从高尔基到焕•菏西•塞尔（Juan Jose Saer）的作家们曾经把文学说成是一种人种学，我并不为此感到烦恼，相反我倒更乐意把它看作是一个对于我的观点的可喜的支持。尽管名作家们无数次地将文学唤作人种学，但是，我们并没有多少把文学作为媒介、把阅读作为一种文化交往实践的羽翼丰满的理论。同样，尽管有许多理论把文学当作一种文化交往的媒介，然而却少有去解释能够使文学成为如此媒介的特殊过程。伽达默尔和巴赫金是杰出的孤例。不过我已经提到我为什么说伽达默尔的理论是不完善的，而巴赫金主要限于谈论在某一特殊文化内部不同的集团、选民或风格之间的文化交往。尽管如此，巴赫金还是少有地发展出成熟的文化心理学的几位理论家之一，其关于对话和文本间性的模式变成了克里斯蒂娃诗性语言理论和我自己的理论的突出特点。不过，超出巴赫金的是我还有兴趣于系统说明文学和文化的移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