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刘古愚在西安创办木刻《时务斋随录》。翌年，阎甘园等创办《广通报》，开创西安现代报纸的先河。到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前，西安共有报刊20种，其中报纸12种，刊物8种。这一时期的报纸新闻性差，尤其是书册型报纸在形式上与期刊没有明显的差别。
辛亥革命后，报刊得到进一步发展。《国民新闻》、《昆仑日报》、《关陇民报》、《大华日报》等报纸相继创刊。之后，西安大规模创办日报的活动兴起，报纸的新闻性增强。民国8年（1919年）“五四”运动前，期刊的发展显得相对缓慢，仅有《陕西教育官报》、《暾社学谭》等八种期刊问世。“五四”运动以后，一大批进步报刊创刊，但多因持论公正，出版时间不长就遭到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当局破坏、刁难而被迫停刊。民国时期，西安报刊计有500余种，其中报纸100余种，期刊400余种。
[报纸]
 清末和民国时期，西安标题报纸计有100余种，但多数发行量小，存在时间不长。较有影响的报纸有《广通报》、《秦中书局汇报》、《秦中官报》、《行在邸抄》、《关中日报》、《国民新闻》、《秦风日报》、《关陇民报》、《新秦日报》、《陕西国民日报》、《陕西中山日报》、《西北文化日报》、《工商日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及中共党团报纸《西安评论》、《西北红旗》、《西北真报》等。
【广通报】 是西安近代报业史上创办最早的报纸之一，亦是西北地区最早的民办木版印刷报纸，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初一创刊，创办人阎甘园、毛昌杰。取名意为：“报纸之天职者，辄曰广开通民智也，为舆论之母也。”宗旨是；拥护维新，废除八股，兴学治愚，教育救国，倡导商务，力学工艺，选学西方，改良中学。内容主要转载《时务报》、《中外纪闻》、《万国公报》、《申报》及《实学报》等时论文章和新闻报道，同时刊登“上谕”之类的官方消息。阎甘园任社长兼总编辑，毛昌杰、萧开泰、王执中等先后任主编，聘请宋伯鲁、于右任两人为特邀记者。报社初设在德福巷，后迁至书院门游艺学塾内。报社人员（含刻版工在内）不过七八人，所出报为书册型，半月一期，每期一册，20余页，平均发行500余份，主要发行对象为陕西各地官府及社会名流，并分寄京、沪、浙、杭等地各报社。
戊戌维新失败后，《广通报》财务日益困难，加之官府多次派员到报社威胁，要“报纸立即停办，否则以蛊惑人心，图谋造反论处”，终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被迫停刊。

【秦中书局汇报】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一月一日，在陕西布政使李有棻主持下，《秦中书局汇报》创刊。该报为16开本书册型，木刻活字印刷，半月一期，每期20～30余页不等。该报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宣扬“三条大路走中间”的洋务派观点（当时有保皇、洋务和改良三派之分），刊载内容有谕旨、明道、理财、治兵、商务、洋情等。
《秦中书局汇报》为清末官办报纸，所登内容虽不乏对清廷溢美之词，但也有“劝化远近学人共知时务，博古通今，化其俗见之拘，并防歧途之惑”等提倡文明、进步的言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秦中书局汇报》停刊。
【秦中官报】 前身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宋伯鲁创办的《官报》。《官报》初为旬刊，后改为五日刊，当年出60期，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为主。戊戌变法失败后，宋伯鲁被贬谪新疆，该报亦随之停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陕西布政使司和提学司成立课吏馆，并接手《官报》，《官报》一度改名为《秦报》，仅出八期，又改名为《秦中官报》，仍由课吏馆印行，课吏馆姚才波为主办人，五天出一期。《秦中官报》设谕旨恭录、秦事汇编、直省文牍、外报汇抄、艺文存略、路透电音等六个固定栏目，其中“路透电音”专栏是陕西报刊首次采用的外国通讯社电稿，大受欢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秦中官报》复改名《秦报》，出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停刊。
【行在邸抄】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英、美、日、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联军入侵中国，清王朝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西逃至西安，在西安设立了“行在”（即皇帝的行宫），九月，恢复发布临时性具有中央政权公报性质的“邸抄”，时称《行在邸抄》。报馆设在粮道巷。《行在邸抄》由集益堂京报局使用木刻活字印刷，每次一小册，约十余页，末尾附有关陕西政务的《辕门抄》，出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
【关中日报】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岳觐唐等创办《关中日报》。报纸的宗旨是“普益群智，改良风俗”，内容除谕旨、译电及国内外新闻、评论外，着重刊登商务调查、专件和来函等，还附有文苑、小说等栏目。报纸日出一张，文风开始摆脱八股和骈体文等传统文体的束缚，改为浅显的文言文。
【国民新闻】 清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十日，党晴梵、萧西成、康毅如等发起创办《国民新闻》，该报为延至民国时期陕西最早的报纸。报馆设在梁府街（今青年路东段）国民红十字会院内，报型横长66厘米、高25厘米，日出单面二张四版，报头在两版中间竖排，辟有社论、代论、紧要新闻、特别纪事、本省新闻、各省新闻等栏目。民国2年（1913年），该报改为二张八版大型日报，每日发行2000份。数月后，报纸因刊登军队抢劫事件，招致张云山部团长王英派兵捣毁报馆，使该报停刊。
【秦风日报】 民国时期先后有两个同名的《秦风日报》。早期的《秦风日报》由宋伯鲁、胡舜琴、徐宝荃等集股创办，社址南院门。南南轩任总编，俞嗣如等担任采访工作，以“合群建国，力富图强”为宗旨。民国元年（1912年）1月15日首份报纸出刊，八开二张，是西安出版大型日报之始，并注明“中华民国陕西邮政总局认为新闻纸类”。栏目有社说、公牍、新闻、专件、文艺撷萃、来鸿去雁、杂俎、广告等。民国6年（1917年），因“持论公正”刊登直言文章，《秦风日报》被查封（一说因经营亏损而遭查封）。
后期的《秦风日报》创刊于民国26年（1937年）5月9日，杜斌丞为董事长，成柏仁为社长兼发行人，张性初（张秉仁）担任主编，社址东木头市155号。这一时期的《秦风日报》继续坚持早期《秦风日报》“持论公正”的传统，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备受读者欢迎。民国32年（1943年），与《工商日报》联合，合出《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
【关陇民报】 民国6年（1917年）10月15日，留日回陕的苏果哉创办《关陇民报》，社址东大街163号。《关陇民报》是陕西省第一家有自己新闻专电、第一家发行量逾万份的报纸。苏果哉亲任经理兼主笔，日出对开四版。一版除报头外，报眼刊广告，下半版刊载社评和中外新闻，其中的“本馆专电”一栏因消息较其他报纸快，最受读者欢迎，也是该报发行成功之所在；二版、三版在新闻之后，多刊载小说、诗歌、小品等文艺类作品；四版均为广告。
《关陇民报》创刊仅两个月，陈树藩部警备军王珏营发动兵变。《关陇民报》用头号铅字和全部版面，迅速、详细报道兵变全过程，兵变消息震动西北。《关陇民报》遂招致陈树藩忌恨，受到多方刁难。迫于压力，该报又专门以头号铅字刊登启事，将原报道中的“变兵且战且走，由军署前门退出”，改为“被督署卫队刘连长派魏排长奋勇驱逐，由西后门逃出”。即使如此，12月18日，《关陇民报》仍遭查封，前后出报仅65天。
民国11年（1922年）4月12日，《关陇民报》复刊，社址五岳庙门28号，日出四开版，艺林书社承印。该报复刊宣言标明其宗旨为：“准据国情，参酌学理，鼓吹民主、民生、民智；不尚空谈，不主党派，但求国利民福。”又在征稿启事上强调“必须署名，文责自负”。该刊复刊后不久即停刊。现存最后一期报纸为民国11年（1922年）9月26日160号报。
【新秦日报】 民国10年（1921年）10月5日创刊，俞嗣如任社长兼发行人，社址端履门。报名含义表示此报是《秦风日报》的继续。
报纸创办之初，资金缺乏，没有机器设备，印刷由一家私人印字馆代印，后经多方筹资，始拥有自己的印刷厂。
《新秦日报》为民营报纸，无党派性质，持论基本公正。先后有顾献庭、王淡如、郭瑞圃、陈惺园、徐国馨等参加编辑工作，并邀约魏野畴、王璋峰、王授金、吕佑乾、雷晋笙等一批进步人士为报纸撰稿。报道内容以新闻、经济、商贸为主，亦刊登反映人民苦情和揭露社会黑幕的文章。
办报过程中，《新秦日报》经常受到军阀和国民党当局的刁难。民国10年（1921年）12月，《新秦日报》因刊登汉中为反对吴佩孚组织“民团自治军”的誓师宣言，刘镇华竟派警察将报社包围，四处搜查，并将俞嗣如关押七天七夜，才交保释放。时隔不久，又将总编辑郭瑞圃拘押七天。之后，《新秦日报》又因刊登刘镇华欲借演戏宴客之机杀害陕西军人马青苑的消息而被勒令停刊七天。民国13年（1924年）暑期，鲁迅来西安讲学，因未讨好刘镇华，致使刘恼羞成怒，扬言要将鲁迅驱逐出境。《新秦日报》据此刊发一条消息，并用“怒发冲冠”四个字形容刘镇华，再次受到停刊七天的处罚。
民国15年（1926年），西安被刘镇华镇嵩军围困达八个月之久，对外邮电交通完全中断。到后期，城内军需民食日益困难，在其他各报纷纷停刊的情况下，《新秦日报》仍坚持出刊。俞嗣如还经常以新闻记者身份参加城内各种集会，深入了解民情，亲往守军总部，采访守城情况和外援消息，将实际情况报道给城内被围困的军民。西安解围后，李虎臣特地派人送给该报200元“经资褒奖”。之后，《新秦日报》在读者中的声望日益提高，经济状况也逐渐好转。先后在宝鸡、安康等地设立分社，采写新闻，承办广告，并在上海也设立分社，报纸发行数量日增，报纸由原来一大张扩大为三大张，不久又被国民党陕西当局压制，被迫日出刊二张。
民国27年（1938年）10月，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与《新秦日报》订立合同，委托新秦日报社代印《新华日报》，国民党西安新闻检查所派人追查，迫令新秦日报社停止代印。不久，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派人将报社印刷机器查封，并抬走铸版机，遂无法继续代印。
民国31年（1942年），报社突遭火灾袭击，元气大伤。国民党陕西当局妄图将《新秦日报》完全拉入自己的宣传轨道，利用该报经济困难之机，多次威逼、拉拢、利诱，但该报不为所动，仍坚持民办无党派性质立场。后终因经济困难和国民党当局的刁难，于民国33年（1944年）4月被迫停刊。嗣后，国民党陕西当局借用《新秦日报》名称接办了报纸，由战区司令长官的密电主任赵耀斌负责主持，后又发现赵耀斌为中共地下党员，遂撤销《新秦日报》牌子。

【陕西国民日报】 民国15年（1926年）12月22日创刊，社长雷晋笙、刘天章，总编杨慰祖，编辑白超然、王授金、张宝华、金宏图等，印刷厂长王尚德。《陕西国民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后改名陕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机关报，实际上是中共陕西党组织机关报。中共陕西省委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指出：“《国民日报》是可以作为我们宣传工具的，应在宣传部的指导下，集中一部分有能力的同志去工作，努力充实内容，改良发行方法，以期普遍。”该报对开四版，油光纸单面铅印，日出两大张。报头由于右任隶书题写。地址梁府街（今青年路西安市第二印刷厂）。
《陕西国民日报》满腔热情地反映当时蓬勃发展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妇女运动以及各阶层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用大量篇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阐述中国革命要效法俄国十月革命的道理，突出宣传中国共产党对领导中国革命的政治纲领，强调必须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革命进行到底。刊登的重要文章有：《巩固革命的统一战线》、《军队何以要施行政治训练》、《我们为什么纪念列宁》、《对于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希望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宣言》、《革命须知》、《护党运动与蒋介石背党》、《纪念人类的导师马克思先生》等。民国16年（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惨遭杀害，刘天章即夜挥泪疾书，撰文哀悼，文中写道：“你已为革命而牺牲，今后割贼头，饮贼血惟有我们。”该报连日辟专栏，出特刊，连续报道陕西人民追悼“四·二八”死难烈士的活动。
《陕西国民日报》为当时的大型报纸，日发行2000余份。一版主要刊登国民联军驻陕总部的重要通知等，二版为社论和专论文章，三版、四版为国内、外消息及副刊。另辟有赤党、游艺圈、革命公园等专栏。此外，还办有冲锋、陕西青年、陕西妇女、商民之声、觱篥、星火、耕牛等七个专页，每天轮流出刊一种，单独排印，随报附送。这些专页由中共党组织领导的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负责编辑。
民国16年（1927年）6月19日徐州会议后，冯玉祥投靠蒋介石，陕西政局突变。7月，冯玉祥开始在陕西清党，《陕西国民日报》社长刘天章和编辑白超然被捕，报社遭国民党陕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强行接管，翌年被改组为《陕西中山日报》。
【陕西中山日报】 民国17年（1928年）11月18日创刊，由国民党陕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主办，社长梁化民，担任总编辑的先后有仲鼎汉、李敷仁、陈子民、梁化民（兼）等。《陕西中山日报》是在原《陕西国民日报》基础上改组而成的，日出四开四版，栏目主要有国内新闻、本省新闻、党务消息、革命园地四个，并不时地发表配合政治形势的社论、社评。当时冯玉祥主政陕西，《陕西中山日报》配合其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日、反蒋、反共宣传，其中最激烈的是反日、反蒋。民国18年（1929年）2月，李敷仁撰写署名社论《交涉停顿便怎么样呢？》，揭露芳泽①与南京政府的阴暗交易。严正指出：“不管什么‘中日交涉’、‘芳泽闪烁不定’，只须抱定我们的武器上前去！”并提出“扩大反日宣传”、“严密反日组织”、“紧张我们的武器”等口号，在西安掀起了一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高潮。4月，该报又就芳泽与南京政府达成的秘密协议，提出“打倒卖国贼！”、“誓死为济南死难烈士复仇！”等口号，最早揭开了冯军反蒋的序幕。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以该报“言论荒谬，确属公然反动”为由，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查封。后宋哲元申报“将该报主任逮捕并查封在案，现在所出之《中山日报》系另行改组”，才算了结。
在冯玉祥主陕的四年中，陕西旱、涝、蝗等自然灾害不断，庄稼连年欠收、绝收，加之蒋介石出于限制冯军的原因，有意阻挠赈务，而冯军为进行反蒋战争，又到处强征军粮，甚至截留赈粮，陕西人民灾难不断加深，苦不堪言。《陕西中山日报》刊登了大量的灾情报道及呼吁赈救的文章。
民国19年（1930年）10月，冯军在中原大战中失败，《陕西中山日报》于当月25日终刊，其前后历时一年十一个月零八天，共出报773号。
【西北文化日报】 民国20年（1931年）春创刊，是在《西安市日报》的基础上创办的。初为国民党陕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机关报，不久成为西安绥靖公署和陕西省政府机关报。首任社长周中礼，主编陈海观。民国20年（1931年）9月报社改组，杨虎城任命十七路军宣传处长陈子坚为社长，宣传处宣传科长宋绮云为副社长兼总编辑。民国26年（1937年）4月，《西北文化日报》由官办改为民办，地址五味什字。民国27年（1938年）夏，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强行接管该报，该报遂成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机关报。民国29年（1940年）报社迁至北大街24号，日出对开八版，日发行2000份。民国38年（1949年）1月，停刊。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西北文化日报社被西安市军管会接收。
《西北文化日报》从创刊到改为民营阶段，主要报道陕西建设方面情况及十七路军部分情况。民国25年（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该报是首先刊登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抗日的一家报纸，是报道“西安事变”全过程的权威报纸，刊有珍贵的“西安事变”史料。副社长兼总编辑宋绮云为中共地下党员，“西安事变”时又是中共西北特委负责人之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晚，杨虎城命宋参与了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文稿的草拟工作，文稿经张、杨审定后，宋回报社连夜组织出《号外》，12日晨又动员报社全体人员上街散发。13日，该报发表《张杨昨日发动对蒋介石兵谏》的消息和《何处是中国的出路》的评论，介绍了“西安事变”的起因。指出“前方战士浴血抗战，后方民众毁家纾难，不料蒋介石把持下的南京政府……，当此寇深国危之日，不积极北上援绥，反调二百六十个团以上大军及数百架飞机集结于西北，将从事大规模之内战，实行更大的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勾当。因此，西北数十万官兵忍无可忍，实行对蒋‘兵谏’促其省悟”。之后，又接连发表《一二·一二兵谏之伟大意义》、《“剿共”工作之停止与抗日联军之成立》、《民众与张杨的救国斗争》等社论、文章，阐明“西安事变”旨在促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该报又发表《从组织民众武装到自力抗战》、《我们争取的是什么》等社论，敦促蒋介石实现诺言。
民国26年（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西北文化日报》虽由官办改为民营，但仍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支持群众和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接管并控制该报以后，该报主要采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稿件，完全成为国民党陕西当局的宣传工具。
【工商日报】 民国23年（1934年）4月20日创刊，始名《西京工商日报》，创办人郭瑞圃，社址端履门，后迁城隍庙巷。日出对开一大张，一年后改出四开一小张。发行对象初以工商界为主，每日印二三百份，入不敷出，经营困难。民国24年（1935年）转由刘文伯任主办人，经营仍很困难，一度停刊。民国25年（1936年），刘文伯改组报社任命张性初为总编辑，耿坚白为主笔，《西京工商日报》改名《工商日报》。同年12月1日后日出对开一大张。“西安事变”期间日发行3000余份。抗日战争开始后，发行量日增至万份，并成为当时西安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该报在抗日战争时期率先使用电动机印刷报纸，为西安报界首创。因该报倾向进步，持论公允，两次遭日本飞机轰炸，多次被国民党陕西当局刁难，编辑人员亦遭国民党陕西当局逮捕。民国32年（1943年）8月，与《秦风日报》合刊。
【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 在周恩来的建议下，《秦风日报》和《工商时报》于民国32年（1943年）8月15日正式联合出版。杜斌丞任发行人，刘文伯任董事长，成柏仁任社长，张性初任副社长，耿坚白任主笔，报社地址五味什字。日出一大张，发行量8000份。
《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出刊后，密切联系时事政局和社会生活实际，反映和宣传广大民众的心声，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和爱戴，但同时亦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敌视。国民党陕西当局不断采取扣发文稿、限制发行等手段进行破坏，但未能阻止该报的流传和扩散。民国34年（1945年）2月，民盟西北总支部成立后，《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成为民盟西北总支部机关报。该报经常发表评论文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行。民国34年（1945年）至民国35年（1946年），《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不断发表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要求团结、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正义主张文章，先后发表“拥护团结、反对分裂”、“胜利在望、团结如何”等社论，大量特载《新华日报》的专论，呼吁释放全国政治犯，释放杨虎城、张学良；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后一系列破坏和平、民主，制造昆明、南通等流血事件的罪行。国民党当局对该报愈加恐惧和憎恨，采取卑劣手段捣毁报社。《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于民国35年（1946年）5月3日被迫停刊。

【中共党团报纸】 
·西安评论· 创刊于民国14年（1925年）8月12日，为中共陕西党团组织的理论指导刊物，编辑部设在东举院巷58号，9月（第十五期）迁郭签士巷39号。《西安评论》为16开，铅印。十七期以前为三日刊二版，十八期起改为周报八版。编辑有关中哲、张秉仁、金士铎、赵宗润等，发行为高克林、任致远。
《西安评论》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对当时陕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问题发表主张和论述，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罪行，指导西安各界的群众斗争，被誉为“古城号角”和“陕西革命舆论的惟一指导者”。
《西安评论》发表《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孙中山主义与工农阶级》、《十月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等文章，赞扬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帮助，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改革，宣传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的策略思想，指导陕西革命斗争的发展。该刊还连续刊登《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九五”纪念》、《岂但是承认“有强权无公理”吗？》、《沪案秘密解决与关税问题》、《基督教的妇女观》、《日本公然出兵帮助张作霖》等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揭露他们相互勾结镇压中国革命和压迫中国人民的罪行。该刊还发表《大荔农民之苦况》、《兵匪蹂躏下的渭南人民》等文章，反映陕西人民在经济上受封建军阀官僚的掠夺民穷财尽，在精神上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没有自由。
在西安的中共党团组织通过《西安评论》向西安各反帝团体指出：在目前应尽量扩大学生运动，促进各反帝运动继续扩大，建立西安工、农、商、学反帝大联合，使西安反帝、反封建的热潮激荡到全省农村。该刊号召学生建立自己的组织，指出学生会是学生群众的必要组织，是维护学生自身利益的惟一工具；号召青年学生在斗争中学习，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组织他们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民国15年（1926年）3月刘镇华镇嵩军围困西安前夕，《西安评论》停刊。
·西北红旗· 民国17年（1928年）10月12日创刊，是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报，由省委党报委员会主办，党报委员会主任王芾南（王林），委员杜衡（杜振庭）、张国藩（张资平），编辑张文华（后杜衡兼编辑）。《西北红旗》初为日报。民国20年（1931年）1月，《西北红旗》改为周报，四开二版，油印。十一期后改为不定期，至同年5月2日终刊，共出十五期。《西北红旗》面向西北群众，介绍国际形势及有关政治、经济、生活问题，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与反动宣传，指出革命是西北劳苦大众摆脱饥饿穷困的出路，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为创造西北新苏区而斗争。
《西北红旗》每期都有言论和新闻。社论刊登在头版头条，主要有《加紧实际工作中反立三路线》、《加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援助抚顺矿工》、《反对“围剿”红军》、《在红色五月中加紧组织和领导灾民斗争》等。二版刊登署名文章，如《加紧反帝斗争》、《纪念“五四”敬告陕西革命青年》等。新闻内容主要有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地方通讯、全国革命运动、士兵斗争、工人斗争等。
民国20年（1931年）5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讨论了中共中央对党报的决议后，审查了《西北红旗》。认为主要的问题是把党报看成简单的宣传品，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发挥组织和领导作用；社论和文章多，空洞不具体，文字冗长不通俗；没有插图；标题不醒目；没有建立发行队伍，也没有通讯员组织，每期只印200多份。
·西北真报·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报，民国20年（1931年）5月21日创刊，由省委宣传部主办。开始是八开一张，油印，5日刊，从第十期起改为八开二张，油印，半月刊。同年12月27日十八期以后，改为32开油印小册子，每十天或半月出一期。民国22年（1933年）后又改为旬刊，仍为32开油印小册子，民国23年（1934年）4月30日终刊。
民国20年（1931年）5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对党报的决议中指出：“《西北真报》是党的群众的日报性质的机关报”，“是党的政治经济的理论的策略解释的机关报。”要求每期至少有一篇社论，一二篇文章用很通俗的口气来解释党的策略，要注意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中国红军的战绩及苏区群众和本省本市的群众生活情况。
民国22年（1933年）3月20日，《西北真报》第三十二期刊登《本报今后转变的路线》一文，总结该报一年零九个月办报的经验教训，认为主要问题是不能反映群众的生活与斗争，表示要彻底转变，多刊登实际的斗争材料，杜绝刻板的、抽象的文章，努力做到通俗化、大众化，真正成为西北群众战斗的旗帜。
该报的主要栏目有：红军消息、国际新闻、国内新闻、本市新闻、地方通讯等。在地方通讯栏内，刊登了许多及时反映现实的报道，如《蒲城盐滩盐税加重，大半停锅工友失业》、《东乡农民反抗验契税》、《耀县西原的农民斗争》及贾拓夫写的《为号召三千人到红军去告渭北群众书》等。这些报道受到群众的欢迎，报纸销售量大增。
《西北真报》还出刊八期号外和二期特刊。在“号外”中刊登了《红军陕西游击队攻下旬邑县城，建立苏维埃政权》、《三原武字区农民起来分粮》、《富平美原农民围城分粮夺取武装，捣毁区公所》、《徐向前、贺龙指挥精锐万余人三路攻陕西》等。在“特刊”中刊登了三原、富平、耀县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消息，以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日宣战的通电等。
《西北真报》在西安市的工厂作坊、兵营、学校中建立采访组织，在陕甘边区、渭北、陕南、西路、东府工农群众中发展通讯员。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各级党的负责人定期给《西北真报》写稿，规定各支部都要开展读报和推销党报的工作。
①芳泽是日本政府派往中国并与中国政府进行1928 年济南“五·三”惨案撤军与赔款问题谈判的全权代表。

[期刊]
 清末和民国时期，西安的期刊计有400余种，多数存在时间不长。较有影响的期刊有《学生呼声》、《民众前卫》、《烽火》、《西北妇女》、《儿童旬刊》、《生存》及中共党团期刊《青年文学》、《青年生活》、《西北晨钟》、《西北人民》、《中共陕西省委通讯》、《统一战线》、《党的生活》等。
【学生呼声】 创刊于民国26年（1937年）1月1日，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主办，在西安高级中学编辑，秦川印书馆印刷。该刊是中共领导西安学生运动的综合刊物，宗旨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反对投降主义；开展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引导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活跃学生文艺创作，促进救亡活动的开展。
该刊在创刊号发表的《西北学生当前的任务》一文中指出：“自‘双十二’的民族革命的行动展开之后，到二十六日蒋介石恢复自由回京，半月之间，西北的一切都变了形而且变了质，这不是偶然的，西北立刻成了中国、远东的重心，而且成了全世界的注视点，这也不是偶然的。”“西北要在最短最短期间做到一个真正的抗日救亡的根据地，要做到真正的各党各派的彻底合作，要做到其能以自身的力量保卫西北，然后以此力量，以此形势，作全国抗日救亡的模范，促成全国总动员抗战，促成张、杨两将军及全国救国阵线的抗日救国主张早日实现，并促使一切不觉悟的人们及早回头来共赴国难。这是当前的伟大任务。”该刊还“特载”了东园译的埃德加·斯诺民国26年（1937年）7月采写的《毛泽东访问记》和《毛泽东在陕北》的照片。这篇“访问记”以问答形式，介绍了毛泽东对抗日的国内阵线和国际阵线的形成、抗日战争的战略、策略和前途以及训练和武装民众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使国民党区域的广大民众对中共的抗日主张有了正确全面的了解。
《学生呼声》出刊后不久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破坏，民国26年（1937年）7月25日停刊，仅出七期。
【民众前卫】 民国26年（1937年）1月21日创刊，旬刊，陕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办，社址炭市街，由《工商时报》印刷。主要栏目辟有专论、民众讲座、工作商榷、文艺等。创刊号有“发刊词”、“张、杨两将军文电”及苏资琛等人的文章。该刊在“发刊词”中说：“一面尽量反映与表达革命同志所努力实践的在一定阶段上的总计、总和与结论……。”还刊载了《东方快报》对“西安事件发展过程之认识”等报道。《民众前卫》为刊载“西安事变”文献资料的重要刊物之一。
【烽火】 民国26年（1937年）10月15日创刊，旬刊。编辑委员陶希圣、顾颉刚、徐炳昶、李一非、王宜昌、刘兴唐、吴泽、冯文侠、刘煜、刘亚生，编辑傅安华、赵纯，发行李厉。地址粮道巷公字3号。
《烽火》在“发刊词”中阐明了其宗旨：“烽火的内容，第一，要以通俗的文字宣传抗战，激发各阶层民众的救亡意识。第二，要客观地检讨各地的救亡工作，以与从事救亡工作的同志们商榷。第三，要以虔诚的态度考察抗战阵容中各方面的姿态，以向中央当局作各项建议。”“要把自救的烽火加紧地燃遍于四方。”
《烽火》的固定栏目主要有烽火瞭望、短评、战时国民读本、通讯等。“烽火隙望”主要刊登定期的抗战情况报道，“短评”刊登有关抗战的评论文章，“战时国民读本”则报道抗日前线和敌后群众斗争的动向。
《烽火》出至民国27年（1938年）2月停刊。
【西北妇女】 创刊于民国26年（1937年）11月，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会陕西分会主办，半月刊，负责人李敏辉，地址夏家什字。该刊在民国27年（1938年）8月16日出版的“妇女慰劳会陕西分会成立周年纪念特刊”《写在前面的话》一文中阐述了其办刊宗旨：“全国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同胞，果能在抗战建国的阵线上团结起来，我们抗战的国力可以增加一倍，而敌人侵略的困难也就增加一倍。这种潜在的伟大的力量，凝结在全国各妇女团体中，更表现在慰劳抗战将士的工作上。”
《西北妇女》主要栏目有妇女工作论坛、妇女慰劳会工作动态、半月时事述评、妇女救亡动态、记者信箱、文艺等。该刊出至民国27年（1938年）5月，共出16期，每期发行1000余份。
【儿童旬刊】 创刊于民国35年（1946年）4月4日，创办人李敷仁，社长王从瑗（秦冰），总编辑段成义，地址在东大街《大公报》西安分馆内。《儿童旬刊》的主办宗旨是：从全国受苦受难儿童们的利益出发，向社会呼吁重视维护儿童权益，并教育下一代为争取民主与和平而斗争。刊头为教育家陶行知题写，主要栏目有小评论、儿童时事讲话、小学生活动、名人传记、写作指导、儿童写作园地、散文、故事、诗歌、美术、音乐、手工艺图解等。该刊除编辑人员自己写稿外，还邀请李敷仁、程西垮（辛朗）、武伯纶、王维祺等为特约撰稿人，撰写指导性的文章。李敷仁在《告诉小朋友》一文中说：“中国要好，只有民主；世界要好，只有和平。谁不和平，谁便胡行；谁不民主，谁就专横。小小同学，力量无穷；打倒专横，打倒胡行！我要民主，我要太平，我要安静求学用苦功，叫我长大成人当劳动英雄！”王维祺用讲故事的形式，以“小朋友眼中的大世界”为专栏，按期给小朋友们讲解时事，揭露人民群众生活贫困、物价上涨的社会根源，召唤大家团结起来制止战争，争取和平与民主。
《儿童旬刊》每期印四五千份，不仅在西安销售，而且发寄到外地，东至河南卢氏县，北至白水县，南至西乡县，都有读者来信来稿。该刊仅出六期，便遭国民党当局破坏，于民国35年（1946年）6月初停刊。
【生存】 民国19年（1930年）春创办于上海，创办人山西人樊自觉，月刊。该刊起名“生存”，寓意是要求人的个性自由解放，人的生存本能不受抑制，为人的生存权利不懈地奋斗。民国20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西安的聂尚宣、郭青杰、徐国馨等十余人组建西安生存分社并出刊西安的《生存》周刊，该刊于民国26年（1937年）停刊，具体日期不详。此一时期的《生存》系综合性刊物，内容有时事述评、学术专论、文艺漫笔及小说、散文等。
民国35年（1946年）5月10日，《生存》复刊，为双月刊，主办人景梅九、郑伯奇。该刊在“创刊号”《勉为文化战士（代发刊词）》一文中写道：《生存》杂志在上海曾有六七年苦干的历史，只是因为抗战，“生存的主持人迫于义愤填胸，认为军事胜利第一，就放下笔杆去前线参加实际工作了”。胜利后，“于文化建设课题下，吾人愿占一岗位，继续努力”，因此办了《生存》（西安版）。该刊在“创刊号”《编后话》中又写道：“至于问到本刊的立场，即就干脆回答一句：是人民的立场。”创刊号的要目有：《勉为文化战士》（代发刊词）、《生存和死亡》（老梅）、《国际和平与国内民主》（平之）、《五十年代是“人民的世纪”》（茅盾）、《纪念五四纪念第二届文艺节》（青苗）、《蔡子民先生与五四活动》（向北）、《为人民着想》（耶）、《东北局势的展望》（迂夫）、《为解放青年军进一言》（今侠）、《山西人眼中的山西问题》（超凡）、《生存的大道》（郑伯奇）等。第四期还刊载了《苏联需要和平》（邵力子）、《中国工业的近况》（马寅初）、《文艺作品五篇》（郭沫若、茅盾等）等重要文章。
《生存》终刊日期不详。
【中共党团期刊】 民国时期，中共地下党团组织在西安创办的刊物有《青年文学》、《青年生活》、《西北晨钟》、《西北人民》、《中共陕西省委通讯》、《政治通讯》、《学习与斗争》、《西北青年组织者》、《西北红旗》、《士兵的话》、《统一战线》、《党的生活》、《西北周刊》等。
·青年文学与青年生活· 《青年文学》创刊于民国13年（1924年）10月12日，铅印，旬刊。创办人魏野畴，主编张秉仁（张性初）。民国14年（1925年）2月25日停刊，共出十八期。魏野畴以“待耕”笔名，为该刊撰写《发刊词》和《新文学的两大柱基石》两篇文章，提出出版《青年文学》的目的，是揭露西安文化教育的腐败现象，团结教育广大青年群众，提高他们的新文化思想水平，使其积极参加政治斗争。该刊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很快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注意和好评，《民生日报》评论它“内容更加创新，言论尤为进步”，发行数跃至1500份以上。
民国14年（1925年）3月5日，《青年文学》更名为《青年生活》。魏野畴在更名宣言中指出：“社会的需要就是生活问题，兹为改良生活，特更刊名。”目的是引导青年将目光从文学转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一步团结教育和领导青年群众，从事社会改革，进行革命斗争。《青年生活》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和民族独立的要求，与青年和社会各界讨论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和社会现象，把宣传面扩大到整个社会。《青年生活》仍为32开，铅印，旬刊，主编张秉仁，发行人高克林。民国14年（1925年）8月停刊。
·西北晨钟· 创刊于民国13年（1924年）12月10日，是一个综合性刊物，创办人雷晋笙，发行人韩少康。始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
《西北晨钟》的宗旨：是帮助大众寻找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拯救中国的方法。该刊认为造成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是“大众知识的饥荒”，要解决这一问题，惟一的方法是对“大众知识饥荒的救济”、“尤其是我们西北各省大众饥荒的救济”。《西北晨钟》在民国14年（1925年）刊登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后停刊。
·西北人民· 创刊于民国16年（1927年）1月，旬刊，铅印。《西北人民》是中共陕甘区委机关刊物，陕甘区委宣传部长魏野畴任主编。该刊出版的目的，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对西北许多地方问题提出公开的建议，及时转载中共中央的言论，被誉为“西北革命的急先锋”。
《西北人民》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题，刊登了《介绍同志须知》、《入党须知》、《工农入党须知》、《党员须知》、《党员问答》、《干部须知》、《党的组织讨论提纲》等有关方面的文章。
《西北人民》每期印刷2000册，发行业务先由陕西省农会兼办，后交西安市东大街“廿八”书报社及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十一”书店经销。因革命形势逆转，《西北人民》仅出四期遂停刊。
·中共陕西省委通讯· 创刊于民国16年（1927年）9月26日，32开，油印，不定期出版。《中共陕西省委通讯》是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由省委常委会主办。该刊主要刊登中共党的文件，解释党的工作，批评党的错误，发表党员对党内问题讨论的意见，指导省委常委会的工作。第一期刊登了中共中央第六次代表大会形成的《政治决议案》和《职工运动决议案》。第二期刊有《农民问题决议案》。第三期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为汉宁妥协告民众书》、《西安市学潮的始末报告》、《宣传工作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等。第四期刊登《中共中央“八七”通告》、《“八七”紧急会议决议案》、《郑州事变经过》、《中共陕西省委考查工作条例》、《中央通告一至三号》等。第五期刊登《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决议》、《CP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中央通告》等。第六期刊有《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二次全体会议的经过及决议案》、《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第二次扩大会议经过》、《中央通告》等。
《中共陕西省委通讯》出至民国17年（1928年）3月10日停刊，共出六期。
·统一战线与党的生活· 《统一战线》是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民国26年（1937年）1月创刊，月刊，32开，油印小册本。同年6月2日第六期起改名《党的生活》，半月刊，仍为32开油印小册本。民国27年（1938年）1月10日第二十三期后停刊。民国27年（1938年）9月22日复刊后改为不定期出版，民国28年（1939年）4月20日第二十六期后又停刊。民国28年（1939年）11月3日又复刊，民国29年（1940年）2月22日终刊，共出三十期。
《统一战线》转载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改名《党的生活》后，主要刊载党的工作通讯、工作经验、党内教育及问题讨论，还刊登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重要决议和指示。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必须阅读和讨论《党的生活》中的文章。
民国26年（1937年）8月26日以后，《党的生活》为了保密和对付国民党当局的检查，封面书名和出版单位数次变化，第13、14期改名《公民常识》（陕西民众教育委员会编印），第15、16期改名《防空常识》（陕西民众教育委员会编印），第18～20期改名《卫生讲义》（陕西省卫生处编印）。第21～23期又以“抗战文艺丛书”（文学研究社出版）的名义，改名《从一九三七到一九三八年》（上册）、《救亡战线》（中册）、《救亡讨论集》（下册）。这三期的内容，实际上主要是1937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的报告及发言。第24期改名《战时安全指导》（军事研究会编印）。第25、26期改名《步兵典范令》（军事研究会编印）。第27～30期又以“军事丛书”（军事研究会编印）的名义，改名《筑城讲义》、《防空常识》、《防毒须知》、《野外勤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