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IEL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讲习班”综述
高荷红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主办、民族文学研究所承办的第二期“IEL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讲习班”，于2010年10月18日至2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此次讲习班邀请了德国波恩大学教授卡尔·赖希尔（Karl
Reichl）、美国哈佛大学艾达·维丹（Aida Vidan）博士以及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朝戈金研究员、郎樱研究员、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研究员主讲。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新疆大学等十多所科研院校的80多名学员，参加了讲习班。
卡尔·赖希尔所做的讲座
卡尔·赖希尔此次主讲有四，分别为“口头史诗的记忆、演述和传播”、“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的演述”、“中世纪英雄史诗：比较的视野”和“口头史诗与交流民族志”。
卡尔·赖希尔熟稔中亚史诗，不仅熟知书面史诗和口头流传的史诗，能用柯尔克孜语、哈萨克语加以研究。他在中亚地区做过多年田野调查，采访过多位艺人，并记录了他们演述的史诗，这四讲中所举个案有中世纪的书面史诗，也有他采录的哈萨克史诗《阔布兰》（或《阔布兰德》）（Qoblan）、卡拉卡勒帕克（Karakalpak）的史诗《阔布兰》（Qoblan）和
柯尔克孜（吉尔吉斯）《玛纳斯》系列史诗《赛麦台》（Semetey）。
一、《口头史诗的记忆、演述和传播》
该讲意在解决史诗歌手在不借助书面文本的情况下如何以口头演唱成千上万行诗，在“演述中的创编”中文本又是如何变异的问题。
古代及中世纪诗歌研究者常常将此归结为人们在没有书本和文字书写的时代所拥有的超凡记忆能力。赖希尔认为史诗需要进行记忆，记忆需要强化和专心致志的训练，传统歌手借助书面文本进行记忆，并在口头环境中记忆和学习史诗。
在演述中，一部史诗是“被记起来的（remembered）”。也就是说歌手是在复述他从另一个歌手那里学会的故事，按照自己熟知的故事范型或者情节，运用赖以创编的母题和典型场景（或主题），使用那些在创编时使用词语的韵律、步格以及传统风格。歌手的语言具有高度的程式化。歌手每一次都在演述口头传统中的一部史诗，而这部史诗将会与他在其它时间和场合演述的史诗都不同。为了掌握传统武库和个人才艺，歌手不仅要通过学习和记忆来熟悉所要演唱的特定诗歌，不仅仅掌握特殊的技能，包括音乐和语言方面的技巧（最重要的是如何使用程式）；他还要像传统言语表述方式那样吸收和消化整部史诗。这些表述方式都会与特定的概念和意义相关联，借此，单独的叙述部件（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和数量）才会依次得到创编。这些言语表达方式在演述中的流变性显示出歌手高超的完全掌控能力和灵活运用能力，无论在韵文演唱中还是在散文表述中，无论运用8音节还是12音节诗行。
口头史诗传统的传播方式是口头的，这种传播呈现出特定的流变性特征。在多数情况下，口头史诗总是会被用文字记录下来，使其以手稿或者印刷形式如石板印刷或大众通俗读物的方式保存。因书面文本会与口头传播交叉，其口头传播的流变性有时会受到书面文本的挤压。
在一些传统中，史诗的演述变成了戏剧表演，史诗歌手变成了演员（或者歌剧演唱家），听众者失去了影响歌手演述的能力。
赖希尔强调中国史诗活形态的丰富多彩，“在世界某些地区，口头传统与书面传统之间的密切关联性和传播具有很长的历史。口头性和书写之间的彼此互动和影响对于欧洲中世纪史诗来说非常典型……世界上一个值得研究此类传统的地方当然是中国，因为它拥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如此众多的语言和如此丰富多采的传统。”
二、《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的演述》
为了揭示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演述的某些因素，赖希尔教授举了三个民族的史诗传统，分别是柯尔克孜（吉尔吉斯）的《玛纳斯》、乌兹别克的《阿勒帕米西》和卡拉卡尔帕克的《叶迪盖》。
用弹拨乐器伴奏可说是突厥语民族史诗演唱中最普遍的形式。与史诗《玛纳斯》相比，乌兹别克的《阿勒帕米西》歌手用冬布拉伴奏，歌手以低沉的音调开始并根据诗段的需求把自己的音调抬高，最后以强音结束。基本上在每一行都要重复，每一段落中却蕴含了音乐的流动性。
卡拉卡勒帕克人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西北部，有巴克思和吉绕两种民间歌手。前者在演唱时常用一种两弦弹拨乐器杜塔尔伴奏，通常还要邀请一名合捷克（一种弓弦乐器）演奏师来伴奏。后者则通常用双弦的弓弦乐器阔布兹来伴奏。
无伴奏的清唱对伴奏、弹奏乐器对弓弦乐器、自然音（就像柯尔克孜族歌手）对绷紧的音（尤其是卡拉卡勒帕克歌手的风格），所有这些使得一个传统和另一个传统之间显示出各自的独特性。当然，通过更加细致的分析，这三个例子显示出各自的独特性和作为同一种史诗演唱风格的共性。
戏剧因素在演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仅在于手势动作或言语及其旋律的丰富诠释，而在于不断改变演唱旋律，使用不同的旋律，并在韵散结合的传统中进行韵文和散文的转换，在乐器伴奏的演唱中进行音乐的间歇干预。另外，在史诗的特定旋律和特定章节之间也会存在特殊的关联性。这些旋律有特定的名称，听众也知道歌手在演唱这些章节时将要运用必须要运用的调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传统调式。
在史诗演唱中，音乐起双重作用。一方面，诗歌的韵律和韵文结构越强烈，对于节奏和韵文段落形式结构的理解也就越容易理解。另一方面，随着歌的因素增加，音乐旋律蕴含一定的审美尺度。当听到歌手丰富多彩的声音回响，音乐还会给人带来一种真实感觉，那就是口头史诗只有在演述中才能存活。
三、《口头史诗与交流民族志》
这一讲座由“交流民族志”和“作为交流事件的口头史诗”两部分内容组成。
赖希尔首先介绍了交流民族志的相关理论，尤其是对“交流事件”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细致地介绍。根据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的工作模型，能函括形成任何一个言语行为的7个要素为场景（物质的和心理的）、参与者、目的、行为次序、基调、工具性（手段）和规范（行为规范和解释规范），该模型还有其延展和引申。
在“作为交流事件的口头史诗”中，赖希尔强调了口头史诗现场演述与史诗书面文本的区别。他以突厥语史诗为例，阐述了史诗现场演述与书面文本的差异。当史诗以书面文本形式呈现的时候，尽管歌手的声音已经不复存在，其音乐和内涵也大打折扣，但其诗性仍能保留。
从欧洲中世纪历史来看，口头史诗相关主题和传说往往以书面文本和其他一些通俗形式传承下来，呈现出繁荣景象。这些传统故事采用传统形式、语言和风格，以戏剧形式表演出来。赖希尔认为我们应该正确看待口头传统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式。尽管目前许多传统的史诗演述面临消亡，或者逐渐成为文学，但是作为文化遗产，口头传统依然有其魅力，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工作就是尽力将其完整地记录下来，尤其应将其作为交流事件来考察。
四、《中世纪英雄史诗：比较的视野》
欧洲的中世纪延绵一千多年之久，中世纪英雄诗在欧洲各地均有广泛分布。赖希尔从中世纪英雄诗中选取了三部极具代表性的作品《贝奥武甫》(Beowulf)、中古高地德语史诗《尼伯龙人之歌》(Nibelungenlied)、法国英雄诗《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赖希尔教授援引维克多·日尔蒙斯基在《比较史诗研究》一文中提到的分类方法，并参照查德威克和其妻子诺拉归纳出的古希腊和古德语英雄诗的十二个特点，对这三部英雄诗的地位从比较的语境中加以探讨和分析。
赖希尔指出，就有关学者提出的“规范型英雄史诗”和“启蒙型英雄史诗”而言，在中世纪英雄史诗中可以找到启蒙因素的痕迹，这在《罗兰之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在《贝奥武甫》中，启蒙型因素则居于次要地位。对《尼伯龙人之歌》和荷马史诗等古代史诗作品的研究，不能套用纯书面文本批评理论，而应从研究口头史诗开始。
艾达·维达的三讲
艾达·维丹博士是克罗地亚人，在哈佛任教，从对帕里特藏中心里珍藏的大量资料的仔细研读中，发现了女性讲述者、民谣和抒情歌的意义和价值，发现了纸质版本的缺陷和电子版本的优势，提出一些由新建成的数据库所衍生的研究调查方法。
一、《在虚拟现实中穿越口头性》
两百多年来，南斯拉夫地区一直被认为拥有着丰富的口头传统诗歌资源，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还拥有口传史诗演唱传统的区域之一，在这里，人们还沉浸在充满活力的歌唱实践之中。学者们可以直接观察到这些口头传统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维度中，发生、散播、演变的过程。面对帕里特藏中心（哈佛大学口传史诗文本资料库）里大量丰富的材料，我们可以在横向（共时性）的维度上对比学习包括波斯尼亚和黑赛哥维那、南塞尔维亚、以及黑山地区范围内各种社区的资料；也可以在纵向（历时性）的维度上观察一个或更多的社区，考察他们的口头诗歌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不断演变的过程。
艾达充分利用了前辈学者在南斯拉夫地区所做的调查和研究，尤其是借用帕里和洛德的观点来分析具体的事象。她认为口头传统诗歌应该被认为是特定社区内人们的集体创作成果，而绝不仅仅是个体脱离其所属文化传统进行的个人创造。口头传统基于特定社区人们的共有知识，在民众共同参与的演述中不断进行创编活动。
二、《南斯拉夫口头传统：文类、性别、历史及神话》
南斯拉夫民间诗歌按惯例可以分为男性歌（史诗歌或英雄歌）和妇女歌（抒情歌、民谣、幽默叙事歌）。南斯拉夫口头传统演述的典型场景是咖啡馆，而男歌手和女歌手会有较大差异。与男歌手的歌不同，女性的民谣和抒情歌是在带孩子、做家务和农活时唱的，因此其所谓“观众”（一起劳作的家庭成员等）一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观众。在主题范围上，与男歌手的歌充斥着英雄行为并且只在离题的情节中涉及爱情不同，女歌手的歌则将全部精力献给家庭生活。这种文类与性别的持续融合所引发的困扰确实存在于妇女演唱的英雄歌中。
尽管社会限制使得两性被引领到各自具有典型性的文类之上，但彼此之间还是有很多接触的。看看这些歌的结构就会发现，程式、诗行构建和主题（在叙事构建的意义上）能够在文类和性别的界限之间自由穿行。卡拉季奇指出，从年龄上看，妇女的歌要比男性的歌重要得多，因为在很多社会中妇女都被视作传统的保卫者。洛德也认为南斯拉夫口头叙事的最深层通常具有神话的基础。艾达认为，民谣和抒情歌较史诗而言，明显保留了更多的神话元素。
在结构和语义的层面上，口头传统的一般特点，在于一些要素的流动性以及其他一些要素的稳定性。其只在一整套精密完整的语言和文化的参数之内来运作。
三、《克罗地亚口头遗产及书写文化的兴起》
在该报告中她主要介绍了克罗地亚文艺复兴时期的三位作家——来自杜布罗夫尼克的马尔科·马卢里奇和马林·德兹奇及来自赫瓦尔岛的彼得·何克陶洛维奇（Petar Hektorović）——生平及主要著述，他们不仅深受克罗地亚口头遗产的影响，又因在意大利受到大学教育，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影响很大。
这些作家或剧作家，他们出生地对他们最后的文学选择有独特的意义。他们的作品都是用克罗地亚语写成的，并且是按照口头诗歌的风格和表达方式塑造的。但是艾达博士通过比较——两个相关文类之间的比较（《五卷书》和《马若捷叔叔》寓言体戏剧的比较、口头诗歌和戏剧《曼德》的比较），发现了在表层上作家或剧作家追随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模型，但毫无疑问在16世纪克罗地亚文学中出现了口头传统中的特定主题。
艾达博士希望，对这些古老的克罗地亚文学例子的探讨可以充当一个指示灯，来了解口头范型是如何轻易地从口头领域进入书写领域的。这些口头范型是作为在歌唱和讲故事的活态传统中的搜集本的一部分在作者的记忆中展示的，这些要素能否作为理解广义文学作品的关键都是可探究的话题。
本所学者的三讲
朝戈金做了题为《20世纪史诗学术简史》的讲座，简略介绍国际史诗学领域那些能够基于本民族史诗传统，又能提出某种观念性的、革命性的创见或一般性理论的、学术阐释性的观点。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归结为两大板块：一是对一般理论的研究(对史诗性质､特征进行做界定或定义)；二是对史诗作品进行的社会历史学的､语文学的考证，或者历史学､考古学等多种方法的结合研究。
朝戈金简略勾勒了20世纪之前——从古希腊至中世纪、中世纪、17和18世纪的法国、英国王政复辟时期及18和19世纪的德国，那些在学术史上有过突出贡献的学者，他们的学术业绩及主要著作，其中施密特的研究和拉德拉夫的田野工作都值得称道。
朝戈金重点评析了20世纪史诗学领域里卓然超群的十几位学者，他们的学术业绩及代表著作。如丹麦民俗学家奥利克提出的《民间叙事的史诗法则》；鲍勒（C. M. Bowra）的代表性著作《从维吉尔到弥尔顿》和《英雄诗歌》；“伦敦史诗讲习班”的创始人和坛主哈图及他的两大卷成果《英雄及史诗诗歌传统》，较为重要的应是哈图撰写的长序，他可以说是个把传统式的､文学学的研究方法向现代史诗学转化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日尔蒙斯基是“当时最有国际化的､超越俄苏传统的充满气质的学者”；鲍顿､波佩､弗拉基米尔佐夫等人关于蒙古史诗方面的相关研究值得关注；集中体现米尔曼・帕里的学术思想的、由他的儿子出版的17章论文集(1971年)，该论文集里包含了帕里的关于特性形容词､句法､口头创编和比较研究等方面的初创宏图；洛德最主要的著作是《故事的歌手》，该书基本涵盖了洛德的学术思想的主要方面；帕里和洛德的贡献多是对口头史诗进行解剖的结构构成或传承运作方面的工作；古典学家纳吉的《荷马的诸问题》；弗里在“如何接受或欣赏口头诗歌的表演方面的工作”(《如何阅读口头诗歌》)方面有所拓展，他的突出贡献应是“大词、传统指涉性、演述场域”等；沃尔特・翁和芬尼根等在人文学科方面做出的贡献和业绩；劳里・杭柯是出色的比较宗教学家、智力深广的学者，其突出成绩体现在史诗的定义、史诗的分类、“大脑文本”的概念，宏观、微观、超宏观等研究的视角问题；劳里・哈日韦拉提(Lauri Harvilahti)是位杰出的中青年学者，兴趣广泛，懂多种语言；德国的海希西对蒙古史诗研究的突出贡献还是在于他的关于母题的研究之上；简要地评析了赖希尔､如斯・可內夫､胡莫诺夫、涅克留多夫等学者的成就。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以《突厥语英雄史诗及<玛纳斯>史诗研究》为题作了讲座。其中主要探讨了突厥语史诗的学术资源、突厥语史诗的学术史、突厥语史诗的一些概念或术语等方面的问题。
阿地里认为突厥语史诗由于突厥语民族语言上同属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历史发展过程中有长期的交往关系和联系，具有复杂的渊源关系。突厥语史诗鲜明的特点：数量多，传播的地域非常广泛、传承途径非常复杂，以不同的语言形式流传，多文化交流融合的语境下突厥语民族借鉴吸收并融合了诸如伊朗语族及阿拉伯民族当中流传的史诗、神话和传说。并将自己的史诗传统融合在一起，形成和发展成了拥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变体和作品，丰富了自己的民间英雄史诗的内容与题材。突厥语史诗虽各具特色，但是具有丰富而鲜明的民族特色，主要情节与内容层面上共性和相似之处较多。
从创作方式上，国际史诗界把突厥语史诗分为书面史诗和口头史诗两种。古代的书面史诗可在历史文献中找到他们的痕迹。突厥语口头史诗可分为三类：具有浓厚神话色彩的史诗、英雄史诗、历史性史诗。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玛纳斯》研究是突厥语史诗研究当中可以说是比较全面，涉及到歌手研究、内容研究等多方面。对于突厥语史诗的一些概念或术语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宝贵意见，如“达斯坦”和“艾珀斯（Epos）”。
郎樱讲座的题目是《<玛纳斯>与突厥史诗传统》。她以《玛纳斯》与突厥史诗的叙事传统为主，进行了论述。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的特点为：典型的谱系式衔接的英雄史诗，以英雄主人公的名字总称整部史诗；史诗悲剧美的特点，与该民族历经的悲惨遭遇及民众的悲剧美情趣有密切关联。郎樱认为口头传承史诗的要素有三：史诗歌手、热心的听众、经常举办的演述活动。
郎樱认为，《玛纳斯》与突厥史诗的叙事传统之间有密切的关联：《玛纳斯》与突厥碑铭文学有密切的关联，继承了《阙特勤碑》碑铭文溯祖追源的叙事传统，追溯玛纳斯祖先的事迹后，才开始叙述玛纳斯的英雄事迹；与突厥史诗的基本叙事模式及母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年迈父母因无子嗣而祈子—英雄特异诞生—少年立功—娶妻(生子) —远征—凯旋(或牺牲)等。“祈子与英雄特异诞生”是一个母题系列，也是突厥史诗区别于其他史诗的显著特点之处。
总之，《玛纳斯》是口头传承的宏伟史诗，堪称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的典范。史诗涉及了古代柯尔克孜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哲学、美学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是研究古代柯尔克孜族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研究我国北方乃至中亚民族关系史、文化史的重要口头文献。
每一位学员都有不同的收获，或在知识的累积，或在掌握国内外学术研究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借鉴与学习他人研究方法。
（此次讲习班共10讲，分别由阿拉德尔吐、徐榕梓、浩斯巴雅尔、高荷红、陈婷婷、玉荣、胥秋云、方彧、郭佳和娜整理）
（高荷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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