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民俗风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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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妇诗与民俗解读

《诗经》产生的时代，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早已形成，宗法礼教虽不及封建社会中、后期那么严密，但妇女因为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而婚后成为男子的附属品已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即使在前所述反映恋爱过程的情诗和反映恋爱结局的婚嫁诗中，固然唱出了少男少女们发自内心（注意：包括男子）的爱情呼声，但就在这“心声”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上述文化氛围对他们美好心灵的腐蚀。这种腐蚀的主要表现是：我们可以明显感到女子的缺乏独立性，太多依附、归属感与男子的占有心理、感情取向不佳等。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少男少女们“可以有一百种想法，但却只能按照一种方式，即所谓‘文化’的方式行事。”[1]这是恋爱、婚姻失败的社会因素。无可讳言，有些恋爱、婚姻当事人的道德品质缺陷，也是恋爱、婚姻失败的重要因素。由于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因此，每当恋爱、婚姻失败，在情感乃至社会地位上受戕害最深的，往往是女子。这从《诗经》中的弃妇诗中，可以明显看出来。

《诗经》中的弃妇诗，可以分为两类：贵族的和平民的。贵族妇女遭弃的公式大致可以表述为：形式婚姻——女人失宠。如前述，宗法制度下的贵族婚姻，政治色彩相当浓烈，一般是不会轻易“弃妇”的。但他们可以把女人封闭、闲置起来，使她们失宠，让她们做形式婚姻的牺牲品。如们《邶风·柏舟、绿衣、日月》三首诗，[2]应该就是这些牺牲品的真实心理写照：她们有的顶着妻子的头衔，却“愠于群小（得宠的媵妾）”而不能自拔（“奋飞”），天天在痛苦中煎熬（“忧心悄悄”）；有的以这种失宠闲置、不得其夫欢爱的现象“古已有之”来聊以自慰（“我思古人，俾无忧兮”）；有的面对她那“逝不相好”、“德音无良”的丈夫，发出了怨“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的哀叹，觉得与其做名义夫人，不如在家当老大姑娘更好。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周幽王、褒姒有关的叫《小雅·白华》[3]的作者，据说是失宠于周幽王的申后。[4]她在诗中的悱侧情怀，使人不能不同情：丈夫的疏远冷淡，使这位王后忧心懆懆，百无聊赖，终于积怨成疾。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宫怨诗。

平民的弃妇诗一般以逐出夫家——女人被离弃为轨迹。当时的自由民的婚姻，不象贵族婚姻有那样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有些道德品格有缺陷的男子娶妻，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获取女方的财物，一是得到女子本人的使用价值，即家庭的功利目的是比较强的。因此，一旦他们发现女方的使用价值降低或干脆没有使用价值时，便无情地抛弃她们——把她们逐出夫家。这种婚姻破裂，对男方无任何损失，剩下的便是被抛弃的妇女的悲叹。象《邶风·谷风》中那位弃妇的柔弱、缠绵、当断不断，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卫风·氓》中那位弃妇的刚强自爱、当断则断的性格，则让人感到痛快淋漓之外，又不能不寄以深深的同情。《王风·中谷有蓷》中弃妇“遇人之艰难”、“遇人之不淑”的悲鸣，只对自己择偶没遇到好人无可奈何。她在诗的末章那“何嗟及矣（好生活、好人何时能在我生活中出现哪!）”的企盼，又让人痛惜她生不逢时。《邶风·遵大路》中的弃妇，那扯着丈夫衣襟、哀求不要抛弃她的哭诉，让人不禁为之耸容。至于《小雅·谷风》中那弃妇对丈夫的缠绵表白、娇嗔，则冀其回心转意、复归于好的委屈求全之情跃然字里行间，读来让人鼻酸!相比之下，《小雅·我行其野》中那弃妇的愤然决绝倒可使人愁眉稍展：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婚姻之故，言就尔居。

尔不我畜，复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莲。婚姻之故，言就尔宿。

尔不我畜，言归思复。

   我行其野，言采其菖。不思旧姻，求尔新特。

    成不以富，亦祗以异。

这是一个家境富有（“成不以富”说明，新人之来，不是因为新人家比她家富）、婚姻破裂后要回娘家的少妇所为的旷达之词。她的自尊心，驱使她奚落抛弃她的负心人：我之所以到你家来，只不过因为那不由我自己做主的倒霉婚姻，并不是我多么喜欢你!如今你要抛弃我，正合我意，我正好解脱了!可惜在那个时代，象这样的决绝态度，又太少了。

至此，我们可以说，《诗经》中的弃妇诗，是痴情女子对情爱的孜孜追求，是负心男子对情爱的始乱终弃，是当时文化氛围对情爱的严重腐蚀！当然，这里所说的男子在情爱问题上的不光彩行为，还是指的有过情爱经历的男子。他们的行为，是当时文化氛围熏染的、在两性关系上的不健康价值取向决定的。同时，也说明在夫权制社会下的男女不平等，是造成弃妇诗最为根本的社会原因。

总之，情爱这一人类无限美好的情感，在《诗经》中的情爱诗产生时代，在当时文化氛围的腐蚀和薄情男子们的亵渎双重摧残下，已远非性爱纯情。但她仍不失为孜孜追求她的少男少女们的海市蜃楼。看不到这一点，就道不出封建社会初期两性间情爱发展的特征。

薄情男

诗意弃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