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木根深林始茂,哲人智足理方明——广西田林县民间文化人陈道平撰题

略论民俗与方言的关系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9-05 04:43:40 / 个人分类:民俗研究

略论民俗方言关系

 杨树喆1 朱常红2

        【内容提要】方言不仅自身就是一种重要民俗事象,而且是民俗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方言表现民俗的方式有四:(1)方言单位概括指称民俗事象;(2)方言单位具体陈述民俗事象的内容;(3)方言单位旁涉夹带民俗事象;(4)方言单位折射出民俗的风貌。由于方言与民俗天成的、经常而普遍的规律性关系,有必要建立起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方言民俗学,以加强对其进行研究

        【关 键 词】方言  民俗  载体  方言民俗学

On the Folklore and the Dialect YANG Shuzhe ZHU Changhong

        [Abstract] The dialec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folklore meter, but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and manifestation of the folklore. The dialect manifests the folklore by four ways: (1) Dialect unit indicates the folklore meter in broad outline; (2) Dialect unit states the content of the folklore meter particularly; (3) Dialect unit caries secretly the folklore meter; (4) Dialect unit refractions the style. and features of the folklore meter. Owing to there is a nature, day-to-day, universal and regular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alect and the folklore, it is essential for us to establish an intersect and frontier branch of learning ----Dialect-folklore.

        [Key Words] Dialect; Folklore; Carrier and manifestation; Discipline of Dialect-folklore

 

        英国学者博尔尼在她的《民俗学手册》中,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划分为三大类:一是信仰与行为;二是习俗(大体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社会的民俗);三是故事、歌谣与俗语。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也提出了民俗学对象的“三分法”:习惯(社会技术);口碑(语言艺术);感情、观念、信仰(心意现象)。他们都把语言民俗看作是民俗事象的一大门类,指的是那些听得见的口传形式的民俗事象,包括民间语言和民间文学两个部分。对此,我国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则认为,语言民俗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博尔尼、柳田国男所说的语言民俗实际上是广义的语言民俗,而狭义的语言民俗仅指其中的民间语言部分,不包括故事、歌谣等成篇的民间文学作品;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民间语言,是指“广大民众用来表达思想并承载民间文化的口头习用语,其主要部分是民众集体传承的俗话套语。” [i] 显然,方言应属于民间语言的范畴,因之其本身就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姑且称之为“方言民俗”。

        不过,民俗学对方言的考察,不是把方言当作孤立的对象去分析它的语音形式、语法规律、词汇构造等,而是把方言看作民众习俗的一部分、民间文化的一种,并将它放到某种生活的沃土中去进行。这种考察是无法脱离民众的实际生活而单纯分析其语言形式的。方言是“全民语言的分支,是全民语言的地方变体”,[ii]是“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iii]也就是说,方言是相对于一个社会的共同语或一种语言中的标准语而说的。共同语或标准语一般总是在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同一种类语言中究竟哪种方言能够成为共同语或标准语的基础方言,虽然不是取决于人们的主观爱好,而是取决于某种方言在这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但是一旦它成了共同语或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了更多的上层社会或官方语言的性质,因此相比之下,其他非基础方言在内容、风格和功能上就具有更加鲜明的民间性。这些非基础方言是一定地区的民众出于生活需要而约定俗成并长期享用的一种文化,同时又以模式化的口头表达习惯规范着和服务于当地民众的生活。当某一地方的民众在生产劳动或人际交往中体悟到某种经验,就用精炼生动的方言谚语来概括,并用它来帮助说理或教育后人;当这个地方民众普遍希望自己的生活更加富足美满时,就用方言吉祥语来表达自己的良好祝愿,特别是在节日庆典中,方言吉祥语的广泛使用给人们带来了浓重的喜庆氛围,而且各地民间认为方言吉祥语具有给人带来幸福和运气的实际效力,这就是传统的语言灵力信仰。方言与特定地方民众生活的密不可分是它与上层社会语言有着明显差别的重要原因。

        方言之所以形成,与人们因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自然地理环境、政区划分而建构的独特文化是分不开的。因之,要想找寻方言产生的真正根源,只能具体到不同的文化区域当中去,而不应仅仅局限于语言本身的内部探讨。我们通常从人们说话时发音的粗细、缓慢、急促、粗鲁、灵巧、明快、拖沓等来判断某一地区人们的总体精神风貌、气质修养等,这是因为言语总是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的,总是带有特定文化以及风俗生活方式的痕迹。所以在同一文化风俗生活的人们,总有某些相似的言语表达特征。也就是说各个地区的不同的发音方式、语言风格,总是与它的文化习俗心理、生活方式相关的。《颜氏家训》曰:“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这大概是我国最早从民俗文化的角度解释方言的。如果离开特定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而只从自然地理环境上考虑方言,那是很难划分的。事实上方言的相近性总是和特定的文化习惯相联系的,所以索绪尔明确指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iv]

        方言不仅自身就是一种民俗事象,是民俗的内容,而且它还是一个地区民俗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是民俗文化赖以留存、传承的媒介。

方言在地域上的区别,能够反映不同地方民俗文化之间的差异。摩尔根在印第安人部落进行考察时发现,印第安人“有多少种类方言,就有多少个部落,因为当方言尚未出现差异之时,部落也就还没有彻底分离。”分离出去的部落,语言就会发生歧异。他还发现“在美洲土著当中,一个部落包罗操不同方言的人们的例子是极其罕见的。凡是遇到这样的例子,那都是由于一个弱小的部落被一个方言很接近的强大部落所兼并的结果。”由此他得出结论:“人们在地域上相互分离之后,到了相当时间就会引起语言的变化;而语言的变化又会引起利害关系的不一致,终至于各自独立。”[v] 摩尔根在这里所论述的“部落与方言范围等同”的规律,是对语言与社会共时变化关系的一种实证,它非常有助于对民俗与方言现象的解释。就我国而言,使用相同或相似方言的人们,他们往往有着相同或相似的风俗习惯,在心理、情感、思维、气质、行为等方面也往往具有共同性;相反,方言上的不同也恰恰说明他们文化环境上的某种差异。例如,用小麦磨成的粉,北方方言叫“面”,广西柳州方言叫“面粉”或“灰面”[vi];用麦面粉制成的条状食品,北方方言叫“面条”,柳州方言只叫“面”。稻米和粟在北方方言中分别叫“大米”、“米”,柳州方言则分别叫“米”、“小米”;用稻米煮成的干饭,北方方言叫“米饭”,柳州方言只叫“饭”。这些名称的不同反映了北方人以麦面为主食,柳州人以稻米为主食的不同饮食习惯。北方人日常吃饭主要是吃以麦面制成的食物,所以吃用稻米煮成的饭时要说“米饭”,以示与日常的“饭”区别开来;而柳州人吃饭向来就是吃米饭,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必用其他词,只有偶尔吃面当饭时,才说“面”以示与日常的“饭”相区别。柳州地处华南-珠江流域,素来以产稻米为主,所以说“米”即指大米不会产生误会,但指称粟米时要冠以“小”,以示区别;而北方是出产粟米的地方,说“米”即指粟米,但指称稻米时则冠“大”。这是由于不同饮食民俗文化结构造成的差异,从这种各地方言中同物异名或同名异物的现象,我们已经体会到方言上的不同所反映出来的各地民俗文化风貌的差异。

        方言在地域上的区别还能体现文化发展在时代上的差异,从中可以看出各地民俗文化的不同侧面以及文化史上被掩盖的种种事实。如湘方言地区的湖南岳阳一带的亲属称谓中,只有男性称谓,而没有女性称谓。那里称爸爸叫“爸”,称妈妈也叫“爸”;祖父叫“爹”,祖母也叫“爹”。为了区别,就加上“大”、“细”,把爸爸叫做“大爸”,妈妈叫“细爸”……依此类推,哥哥当然叫“大哥”,姐姐叫“细哥”;弟弟叫“大弟”,妹妹叫“细弟”。这种女性称谓用男性代替的情况恐怕在别的地方也有,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这种现象决不是仅仅从地理环境的差异所能解释得了的,而只有在特定的民俗文化中寻找其根源。它体现出进入男权社会的某种习俗遗留和长期封建礼教的桎梏下妇女没有地位的男尊女卑等级观念和文化制度。又如,同是炒菜用的锅头,北方人叫“锅”,浙江人叫“镬”,福建人叫“鼎”,这种三者异名的现象正体现了中国炊具形制的古今变化。秦汉以前中原地区都用有三足的“鼎”,后来去掉三足而与今天的圆底锅大体相似;其后北方人南迁,将“鼎”这个词带到南方,在福建保留至今,而在北方经过世代更迭后改称“鼎”为“镬”,“镬”这个词又南渡到吴语地区;发展到后来,北方话又以“锅”取代“镬”,于是对同一种炊具从北到南就有了三种不同的叫法。这种在地域上的区别就从某一方面体现了民俗文化发展在世代上的差异。

        方言中保存着历史、文化的遗迹,通过它可以考察某一地方民众在历史上的文化成果,从而有助于文化史、思想史上某些疑难问题的解决。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写道:“在新西兰的毛利人那里,每种东西都有自己的名字:他们的住宅、独木舟、武器以至衣服都各有自己的特殊名称……他们的土地、道路、海岛四周的海滩,马、牛、猪,以致树木、山崖和水源,全都有自己的名称。”[vii] 其实,任何一种文化风俗,都有一整套特殊的语言系统赖以负载,中国也不例外。我国各个地区的人们,也都以其独特的方式对他们身边的客观事物给以特定的名称,有的是与传说相关联,有的则与神话或原始宗教相联系,它们都传递着一定的文化信息,反映出那个地方的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态度和理解程度,并从这些“俗流词源”的演变中体现了区域民俗文化的变迁过程。例如“泊”字在书面语中是船靠岸的意思,但在闽方言里这个词的语义大为扩大了。鸟停栖树上叫“泊枝”,蝉附壁上叫“泊壁”,行人投宿叫“投泊”,甚至古代武侠的“飞檐走壁”,在福州平话里也被说成“飞檐泊壁”。“泊”的使用范围从水上扩展到陆地上、树上、墙壁上,这恐怕与闽地方言人民的水居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民俗文化其他门类如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在方言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那么,方言是怎样充当其他民俗事象的载体呢?钟敬文在其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中,把民间语言承载其他民俗事象的方式归纳为四种,即:(1)语言单位概括指称民俗事象;(2)语言单位具体陈述民俗事象;(3)语言单位旁涉夹带民俗事象;(4)语言单位折光反射民俗风貌。[viii] 这种归纳基本上也适用于方言。这里试举广西柳州方言的例子略作说明。

        首先,方言单位概括指称民俗事象,是指方言材料作为民俗事象的名称,专语专用,语与俗完全相印。如“打牙祭”是两种食俗的名称,一是指旧时店铺、作坊等,于农历每月初二日和十六日为雇员改善伙食,二是指普通民众在非节日或非喜庆日子,偶尔吃一顿较为丰盛的饭菜。又如“顿伞把”指因为客气而深感后悔,语义出自民间故事,说某人赴宴讲客气,固守“主不请客不饮”的古训,而主人则遵循“主随客便”的原则,客人因此没有吃好,出门时拿着伞把用力顿地。

        其次,方言单位具体陈述民俗事象,是指方言的一个词、一个短语或一句话,直接道出了民俗事象的具体内容。如讲食俗的“开工酒”、“打火锅”;讲婚俗的“讨老婆”、“放命书”;讲交易的“生意哄”、“打死狗讲价”等等,都直接陈述了民俗事象的内容。

        第三,方言单位旁涉夹带民俗事象,亦即方言本身的中心意思并没有交代民俗事象,但其中夹带这表示民俗事象的词语,如“吃香火”、“敬土地爷”,前者指办案人员收受或索取贿赂,或凭势力讹诈所谓“保护费”,后者指向上司送礼行贿,二者都旁涉信仰习俗。至于,方言单位折光反射民俗风貌,则是指方言虽不直接陈述民俗事象,但其内容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反映出民众的生活状况与价值观念,凝聚着民众的智慧和经验。柳州方言体现民俗的这一方式,是蕴藉的,却又是经常的、大量的,如“吃不得亏,拢不得堆”,意为不能吃亏就不能合群,或不能聚集财富,表现民众的生活经验;“石头没利磨刀利”,指人或物各有所长,有些长处是从作用和效果中显示出来的,反映了民众待人接物的态度;找男朋友叫“捉蛇”或“杀蛇”、找女朋友叫“捉虫另  (即青蛙)”或“杀虫另  ”,把男女分别比作“蛇”和“虫另  ”,蛇是专门吃“虫另  ”的,反映了当地某些青年对待婚恋关系的一种态度。

        以上谈了方言与其他民俗事象的共同属性以及方言对民俗文化的承载作用,从中可以看出方言与其他民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研究其他民俗离不开方言,研究方言也离不开其他民俗。民俗事象遍布方言海洋的各个角落,甚至某些早已消亡的旧习古俗,也还深藏方言之中。研究方言若不问其他民俗的内容,往往只知其表而难详其里,或只知其现在的情况,而难详其过去的情况;同样,研究民俗若不关心方言因素,也会遇到困难。为了从方言考究民俗,同时又从民俗的角度考察方言,有必要建立起一门方言学与民俗学相互交叉的边缘学科——方言民俗学或叫语言民俗学。诚然,一门新学科的建立,需要经过艰难的探索。历史上有的语言学派认为,语言是游离于文化之外的独立形式,与诸如风俗、习惯、心理等社会集团现象毫不相关,从而否认语言是社会文化实体,无视对语言文化内容的研究。现代语言学派的理论研究则认为,语言是长期相沿袭的社会习惯的产物,“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ix] 我国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民俗学肇事之初,北京大学就成立了方言调查会,致力于通过歌谣和民俗来考订方言,同时又由方言来探讨民俗,提高了人们对方言调查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作用的认识。在社会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经又更多的语言学家彻底摆脱了传统的藩篱,终于把民俗学及其他文化科学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放手地去探索方言与其他民俗文化之间天成的经常而普遍的规律性关系,从而实现方言与其他民俗文化交叉研究的飞跃性发展。

 

 


        参考文献:


[i]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98页。

[ii] 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86年,第221页。

[iii]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02页。

[iv]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3页。

[v] [美]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1-103页。

[vi] 本文引用的柳州方言均来自刘村汉编著的《柳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

[vii]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6年。

[viii]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ix] [美]萨皮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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