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木根深林始茂,哲人智足理方明——广西田林县民间文化人陈道平撰题

族群记忆与史诗之谜:汉民族没有史诗的深层原因探析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9-05 04:24:17 / 个人分类:民间文学

族群记忆史诗之谜:汉民族没有史诗的深层原因探析 

杨树喆  彭恒礼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桂林,541004)

 

         [摘 要]史诗作为一种韵文体神话作品在我国的许多族群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占我国人口多数的汉族有无史诗,却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作为族群的一种集体记忆,史诗的形成与族群的早期历史密切相关。族群记忆的多元化和以书写记忆为主的存储方式,以及汉族知识分子对民间口头记忆的消解和重构是导致汉族族群未能形成史诗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史诗;族群记忆;书写记忆;口传记忆

          史诗(epic)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其传统定义和标准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引申而来,指的是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长诗。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希腊史诗,记录文本长达28000行,有历史记载以来,一直被看作欧洲史诗的最早范本。我国是一个有着巨大史诗蕴藏量的国度,除了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这三大杰出的英雄史诗之外,在西南许多少数民族中间,还流传着许多古朴神奇的“神话史诗”或“创世史诗”,构成一个所谓的“南方史诗群”。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民族却一直没有发现属于该族群的史诗。虽然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间流传的长诗《黑暗传》在湖北神农架地区被发现后,曾有学者认为该长诗可以被视作是广义上的汉民族的神话史诗,但是这种看法显然无法的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①为什么汉民族在历史上没有形成史诗?文拟从本族群记忆的视角对此问题略作探析。

         一、族群记忆的多元化

         族群记忆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集体记忆(col2lective memory)。集体记忆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法国的社会年鉴学派,其中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是该领域研究的理论起点。在哈布瓦赫看来,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换言之,记忆并不是集体而是个体的功能。但是,作为记忆的基本单位的个体与所处的社会群体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个体的记忆总是在特定的群体情境中发生,而且个体也总是利用这个特定的群体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

         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这些不同的记忆都是其成员通常经历很长的时间才建构起来的。[1](P39-40)由此可见,族群的集体记忆就是该族群的全体成员在长时段内对于过去形成的集体的共同表象。就这一点而言,族群记忆与史诗记忆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

         从族群结构上看,汉民族具有多元化特征。有学者把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这种多元化概括为“雪球”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单一文化的族群单纯在数量上的增加造成的,而是不同族群长期互动的结果,族群互动导致了民族融合,从而形成了汉民族多元一体的族群结构。①汉民族的族群结构,决定着汉族的族群记忆。

         今天我们所谓的汉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诸多族群的记忆的综合体。这种多元一体的族群记忆特征是不利于史诗的产生的。因为,作为族群记忆的组成部份,史诗与神话、传说有着明显的不同。史诗是指向过去的规模宏大的族群叙事,史诗记忆的形成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段,这一时段的跨度可能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人们对本族群的身份认同保持一种持续的强度,祖先的事迹在一代又一代子孙的心灵深处激起波澜,遥远的族群历史在子孙后代不间断的记忆流动中被建构,最终形成史诗。如果在族群的形成过程中不断的有新的族群融入,原有的族群记忆与新来的族群记忆相混合并发生涵化,原有的记忆就会重新整合。

         在长期的记忆整合过程中,原有单一的族群记忆就很难保持持续的认同强度,因而也就难以形成指向族群最初历史的宏大而神圣的叙事。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汉民族关于龙图腾的记忆。龙作为汉民族的族群图腾,其出现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图腾往往是现实世界中的某种生物或无生物,而龙却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2](P33)。龙图腾实际上是由一种图腾动物为主,在融合了多种其他图腾动物特征基础上形成的图腾符号,龙图腾的形成是原始社会阶段崇拜不同图腾的部族在形成汉民族的过程中不断整合的结果。

         那么,如何来看待汉民族有神话却没有史诗这一现象呢?一般说来,史诗往往是在远古神话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综观世界关于祖先创世造人的神话史诗,或者含有大量远古神话元素的英雄史诗莫不如此。远古神话一般都包括了祖先创造世界的内容,是某一族群的先民对自身历史和外部世界的最初记忆,是集体记忆的源头。在汉族文化的主要发源地的中原地区,民间至今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创世神话,如盘古神话、女娲神话、洪水神话、黄帝神话、夸父神话、商伯盗火神话、大禹治水神话、羿与嫦娥神话等等。②这些神话的内容极为丰富,几乎囊括了汉民族初期记忆中的所有的原始祖先和英雄,但这些神话没有最终成长为史诗。原因何在?一个重要原因,当是中原地区的汉族族群结构缺乏长期的稳定性和完整性。陈正祥先生曾指出,从先秦到北宋时期,渭水流域的西安到伊洛水流域的洛阳之间的东西轴线__一直是汉族的统治中心和文化中心。[3](P5)但是,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所谓“问鼎中原”、“中原逐鹿”、“定鼎中原”的说法,都表明了中原地区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正因为如此,中原地区也成为北方游牧民族频繁入侵的区域。春秋时代有蛮、夷、戎、狄,秦汉时代有匈奴,魏晋时期有异族统治下的五代十国,唐代有突厥,宋时期有辽、西夏、金、元的并立,这些游牧民族或者入主中原,或者归顺定居,导致中原地区的汉族族群结构变化频繁,相当复杂。以曾经统治北方的女真族为例,北宋时期,女真族曾经先后以燕京、开封为国都,但是金灭亡后的一二百年间,居住在当地的女真族人却彻底消失了。有学者通过对汉族族群中流传极为广泛的山西洪桐大榕树的传说研究,认为金灭亡后,女真族人只有很少一部分回到了发源地老家,大部分留在了华北一带“成为”汉族。[4]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不断进入中原汉族地区,另一方面,原先居住在中原一带的汉族族群为躲避战乱而大规模向南迁移。汉民族的历史上大规模的南迁至少经历过三次。第一次发生在西晋末年,公元316年左右,由于“永嘉之乱”和晋室南迁,导致大量的汉族人口跟随皇室南迁;第二次发生在唐朝的中后期,由于爆发“安史之乱”,黄河中下游地区惨遭浩劫,大量汉族居民为躲避战火而南迁。第三次发生在北宋末期,由于“靖康之难”,宋朝皇室南迁,导致大量汉族移民向南迁移。南迁的汉族,与我国南方的少数民族杂居相处,必然也会发生记忆融合。例如地处我国岭南的少数民族壮族的集体记忆中,就掺杂了许多汉族的内容,如盘古神话,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等等,就是明证。

         族群记忆多元化与族群记忆单一的民族相比,就产生史诗的条件而言,后者显然要优于前者。相对稳定的民族族群结构,相对单一的族群记忆,是形成史诗的温床。许多拥有史诗的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等等,都具备这类特征。作为大规模民族融合的结果的汉民族,显然不具备这类特征。因之,可以认为,族群结构的不稳定性而且导致族群记忆的多元化,是造成汉族没有史诗的原因之一。

         二、书写记忆与口传记忆

         一个族群以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来存储和提取其集体记忆,对于能否形成史诗也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将记忆在人体内的存储和提取过程总结为两种方式:一种称之为体化(incorporating)实践,即人们通过他们的身体的举动来现场传达信息,例如仪式、舞蹈、演唱、讲述等行为方式;另一种称之为刻写(inscribing)实践,即以文本的方式来储存和传递信息。[5](P91)很显然,就史诗而言,能否以表演和演唱作为主要方式是至关重要的。表演和演唱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以口头叙事作为储存族群记忆的方式,它是与以文字记载为主的刻写方式相对而言的。为了表述的方便,不妨将通过口头叙事来储存和提取族群记忆的方式以及记忆的内容称之为“口传记忆”,而通过文字记载来储存和提取族群记忆的方式及其内容称之为“书写记忆”。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所有的族群都是从口传记忆开始,逐渐过渡到口传记忆与书写记忆并存的阶段。但是不同的族群之间,书写记忆的出现时间的先后是不同的。翻开汉族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汉民族书写记忆的出现是比较较早的。

         《说文解字·叙》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这表明,可能在夏建立之前,汉民族已经开始使用文字来保存对过去的记忆。目前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汉字的源头—甲骨文,在殷商时代,已经开始被使用来记述国家的大事,表明远在公元前400年左右,汉民族已经开始懂得用书写记忆进行历史叙事。

         汉民族对文字有一种近乎神圣的膜拜,关于汉字的创始,流传着种种神秘的说法。《易·系辞》载:“河出图,洛出书。”《淮南子·本经训》云:“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种汉字神授天赐的观念,表明在人们的观念世界中汉字相对于口头语言所具有的优越地位。汉字的发明和使用在汉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也是汉民族记忆系统的大分野,在文字发明之前,汉民族的族群记忆是通过口传记忆进行的;文字发明之后,书写记忆逐渐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方式。与口头记忆相比,书写记忆具有确定性,可塑性,稀缺性,因而,可以用来为巩固权力服务,这与汉民族在政治权力上的集中化方向相符合。原先通过口头流传的族群记忆一旦被文字固定下来成为历史记忆的文本,它就转变为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这种一成不变的文本反过来又会对口传记忆产生排斥,以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

         研究中国神话的外国学者很早就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时期”往往与“文献记载时期”的顺序相反,产生时代越早的神话,在文本中出现的越晚。[6]例如关于汉民族祖先“盘古”开天辟地的记忆,作为一个族群的创世神话,它产生的时代应当是在族群形成的初期,但书写记忆中最早提到盘古开天辟地的事迹则是在三国时期徐整所著的《三五历纪》: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

         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到三国时期,之间有几千年的时间跨度,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对盘古均只字未提,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几千年来,在民间一直保存着对于盘古的口传记忆。例如在中原地区的太行山区,至今流传着盘古寺的神话,在当地人的记忆中盘古寺就是盘古开天辟地的地方;在河南桐柏的盘古山一带,有盘古创世,盘古降龙,盘古造字,盘古兄妹婚等口传记忆;河南西部的山区中也有关于盘古的记忆在流传。[7](P4-44)

         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情况当是书写记忆对口传记忆长期排斥所造成的结果。书写记忆对口传记忆的排斥必然导致口传记忆的萎缩。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从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汉族口传记忆,能见诸文献的寥若晨星,我国神话界也因此一直有“殷商以前无神话”的说法,直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卓有成效的田野工作,潜藏于民间的中原古典神话被发现,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但即使是这些侥幸流传下来的口传记忆,不仅缺乏完整性,而且历史化的程度也十分严重,很少能够保持其原始形态。在这种情况下,被讲述的口传记忆能够传承下来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更不要说还需要被表演和演唱的口传记忆而形成史诗了。

         书写记忆与口传记忆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文字发明的早期,书写还只是极少数人的权利,口传记忆仍然有着强大的惯性。这一时期,文字被用来为口传记忆服务的工具,例如始形成于夏代的经过后人整理的《山海经》,就保存了大量当时的巫师们的口头记忆。

         我国古代的诗歌典籍《诗经》,既保存了当时宫廷和士大夫阶层的书写记忆,也保存了大量采自民间的口头记忆。

         从这一阶段口头记忆的发展情况看,汉民族并不缺乏产生史诗的条件。例如《诗经》中的“颂”,被用在隆重的祭祀仪式上,以演唱的形式来歌颂祖先的伟大功业,与史诗的用途极为相似。另外,在汉族民间社会的口头记忆也保存了一些

         韵文形式的古歌,如南阳桐柏山区的《盘古歌》;淮阳地区的太昊陵庙会上演唱伏羲女娲兄妹婚的歌谣;神农架地区的《黑暗传》中关于盘古创世和兄妹成婚的内容,都可以视作是神话史诗的萌芽。

         但由于族群内部频繁的记忆整合,再加上书写记忆对口传记忆的排斥,这一韵文体的口传记忆传统显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育。

         三、口传记忆的消解与重构

         随着书写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掌握书写的技术,到了先秦时代,汉民族社会中开始形成了一个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掌握书写权利的知识精英阶层。他们与官方史官一起构成了书写文化的主体,在寻求知识与权力契合点的同时,参与对民间口传文化的重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儒家知识分子对《诗经》的意义消解与重构。

         《诗经》中的“国风”是来自各地民间的口头创作,其中有很多是表现青年男女自由追求情爱的内容,如《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等等,这些自由而大胆的吟咏,既是当时民间社会青年男女之间野外性选择活动的真实描述,又是对上古时期氏族之间的族外婚记忆的延续。儒家的知识分子对此类诗歌所传达的内容是十分清楚的,例如“郑风”中包含男女情爱的内容比较多,孔子就说“郑声淫”(《论语·卫灵公》),提出要放逐、禁绝“郑声”。可见,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来自民间的“郑风”是不符合儒家提出的“礼”的规范的。但是对《诗经》的整体评价上,孔子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一部包含“淫”的成分的《诗经》,怎么会又是“思无邪”呢?孔子对《诗经》的解读岂不是自相矛盾?其实,这正体现了儒家对《诗经》中的民间记忆进行消解和重构的努力。在孔子看来“淫”是民间记忆原有的特征,儒家对其原有的意义首先进行解构,然后按照儒家的“礼”的标准进行建构,经过重新建构之后的诗经就不再是表现“淫”的民间记忆,而是成为知识精英对于“礼”的权威阐释,成为“经”了。在孔子及其后世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民间记忆不断被消解和重新建构。到了《毛诗序》中,原本表现男欢女爱的《关雎》被掌握书写权利的知识阶层阐释为表现“后妃之德也”《诗经》中其他类似《关雎》的口传记忆也都被儒家知识分子所重构。

         汉族族群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的“士”阶层,是汉人社会中一个极其特殊的阶层。一方面,它居庙堂之高,影响着权力中心的政治理念,决定最高统治者看待天下的方式;另一方面,它又处江湖之远,在中央权力稀薄的地方形成无数微观的权力中心。与中央政权在地方代言人—官府不同,围绕“士”所形成权力中心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靠知识的权威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文化统治中心。它的存在对地方民众心理起着规训与模塑的作用,也决定着口头记忆的取舍标准。“士”阶层对所谓“怪、力、乱、神”的民间记忆所采取“子不语”的态度,直接影响到民众对民间记忆的认同。

         因而,越是文化发达,知识分子众多的地方,口传记忆就越没有市场,变异的程度越大;反之,越是文化落后,人烟稀少的地区,民间记忆就保存的就越完整,越接近原始面貌。

         在“士”阶层看来,史诗这种在人类的原始社会时期发展起来的民间记忆,无疑是属于“怪、力、乱、神”的范畴。史诗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虚构,用荒诞不经的语言,叙述发生在很久以前的英雄的故事,引起人们内心的崇敬之心。书写记忆中也存在虚构,例如司马迁的《史记》中就存在着对汉高祖刘邦的虚构。《史记·高祖本纪》云: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史记》还刻意地美化刘邦为神龙之子,说他“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还说他年少时与人喝酒,醉酒之后,同伴经常见到有龙在其头顶上方停驻。这种把刘邦虚构为真龙天子降世的官方神话无非是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书写记忆在指向过去的叙事中虚构历史,同时却拒__绝民间拥有建立在虚构之上的口头记忆。因为史诗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超级故事,史诗的演唱还是表演的权利的体现。[8](P99)作为一种表演行为,史诗的演唱除了有专门的演唱者,还要有相当数量的听众。他们共同组成了史诗表演的“权力场”。处在权力场中心位置的是演唱者,他掌握着演唱的权利,也就掌握了场内的话语权;处在从属地位的是围绕在演唱者身边的数量庞大的民众,在聆听的过程中,他们不是归附于官方的或精英的权力话语,而是独立于这两者之外的第三种权力话语,这无疑会对现存的话语权力形成挑战。而这种局面显然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所无法容忍的,因之,官方和知识阶层对民间话语权力的抑制,无疑也是导致汉民族难以形成史诗的一个重要原因。

 

[         参考文献]

 

         [1][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1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卷)[M].北京:三联书店,1982.

         [3]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3.

         [4]参见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J].中国社会科学,2003,(2).

         [5]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美]杰克·波德著,程蔷译,李少雍校.中国的古代神话[J].民间文艺集刊,1982,(2).

         [7]张振犁、程健君.中原神话专题资料[Z].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河南分会内部资料,1987.

         [8]董晓萍.田野民俗志[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TAG: 记忆 深层 史诗 探析 族群

天曳 引用 删除 天曳   /   2009-10-02 19:41:27
报告:换了模版后,看得有点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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