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书：沉迷于相似性游戏的诗人和疯子

　　所谓福音书和新约全书无关，所谓福音，意为福柯同学的声音。

　　下面的文字摘自福柯《词与物》。
　　
　　一旦相似性与符号相互分离，两种经验就确立起来了，两个人物也可以面对面出现了。
　　疯人已经在西方经验中成了具有原始相似性的人。如同在巴洛克时代小说或剧本中所描绘的，如同在19世纪精神病学以前被逐渐制度化的，疯人在类推中被异化了。他是同与异的错乱的游戏者。他把事物当成他们所不是的东西，把一个人当成另一个人；他不理睬朋友，只认识陌生人；他认为，当自己戴着面具时是摘掉面具的。他颠倒了所有的价值和所有的比例，因为他认为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在辨读符号：对他来说，俗丽的光彩造就了国王。在直到18世纪末时还盛行的文化经验中，只就疯人认识不到差异性而言，疯人才是与众不同的；他在任何地方都只看到相似性和相似性的符号；因为对他来说，所有符号都是彼此相似的，所有相似性都具有符号的价值。
　　在文化空间的另一端则是诗人，他在被命名和经常被期望的差异性下面，重新发现了物与物之间隐藏着的关系、它们的分散了的相似性。在所确立的符号下面，并且撇开这些符号，他听到了另一个更加深邃的话语，这种话语唤起了这样的一个时刻，那是词在物的普遍相似性中闪烁：同之主权是如此难以陈述，以至于在他的语言中抹去了符号之间的区别。
　　因此，可能，在现代西方文化中，产生了诗歌和癫狂的面对面。
　　
　　按：把疯子和诗人对比，或者把诗人比作疯子，并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话题，街上买金鱼儿的二大爷都知道，诗人就是装出一副读书人模样的疯子。不过知道诗人是疯子是一回事，而知道诗人为什么是疯子则是另一回事。你可以在不同的话语平台上将诗人和疯子对比，比如在美学的平台上，你会说疯子和诗人都是非理性的，在伦理学的平台上，疯子和诗人都是不道德的，在精神分析学的平台上，疯子和诗人都是性欲遭到压抑并寻求升华渠道的……，福柯则是在认识史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知识考古学的话语平台上，来比较疯子和诗人，疯子和诗人都是在万物之中只能看到相似性而看不见差异性。我曾在《福柯的笑声……》那个帖子里在另一种话语平面上比较过疯子和诗人（以及巫师）：他们都是在语言的聚合轴上组织话语的人，其实，所谓语言的聚合轴，按照雅各布森的说法，就是词语的相似性，诗歌就是依靠词语在声音、韵味、色彩、语义、情调等等各方面的相似而组织起来的话语。
　　福柯认为17世纪前，西方人的世界观（认识型）就是基于相似性的，正是无所不在实则是似是而非的相似性让人们把千差万别的事物联系起来，组织成一个井然有序、意蕴丰富的世界，17世纪之后，这个基于相似性的世界被基于差异的表象所取代了。
　　在举世皆沉迷于相似性游戏的古代世界，诗人和疯子还没有因为其特立独行而引人注目，因为，那个时代，每个人都和疯子以及诗人一样思考和说话，因此，你可以说，（用今天的标准看）那个时代，所有的人都是疯子和诗人。
　　但是，当时代过去了，大幕拉上了，曲终人散之后，还有人留恋低回于这种早已过时的游戏，这种人就成了人群中的另类。如果他能把那些日渐消隐的相似性以及由这些相似性所暗示的事物深处的秘密用优雅的语言呈现出来，并且举止得体，气味怡人，讨女人们的喜欢，他就被称为诗人；如果他尽管发现了事物深处的奥妙，但因为天性粗鲁而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从而一味地胡言乱语，并且浑身散发出酸臭的气味而令女士小姐侧目而视掩鼻而过，他就被称为疯子。
　　由于启蒙运动，在西方，全民皆疯子和诗人的时代在18世纪就结束了，因此，按照福柯的看法，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的疯狂和诗歌（文学写作），是在18世纪之后才开始的。
　　那么，在中国呢？我想起林语堂在《吾土吾民》中讲过的一句话，大意是：因为西方人疯子太多，所以你们把疯子关进疯人院；因为我们中国疯子很少，所以我们崇拜疯子。
　　林语堂的这句话大概可以作为一个征象，标明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进入彻底启蒙的时代，所以疯狂还没有被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和一个特殊的人群被隔离开来，并被作为社会管制和知识话语处理的对象（精神病学、变态心理学等，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变态心理学的正是写了《诗学》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大概可以说，在疯狂这件事儿上，和在启蒙这件事儿上一样，中国较之西方，同样晚了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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