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羽：关于沿海农村女性海外婚姻的考察

H村女性嫁到海外的起伏变化，与当地婚姻圈内在逻辑的变化以及H村经济的变化密切相关。

传统时代，村庄的婚姻圈范围一般为相邻近的几个村庄，到了集体化时代，婚姻圈甚至还有内缩的趋势。集体化时代基本政策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各个大队是传达上级行政指示、分配农业任务、办理公共事务、兴办公益事业的基本单位，而各生产队是共同生产的单位，也是基本的经济核算、收益分配的单位，人们的一切资源和社会关系基本被限制在大队和生产队之中，人们平日的生产和生活集中发生在大队内部尤其是生产队之中，村庄间的边界固定化，村庄彼此隔离、互相封闭。[1]集体化时代，村里的年轻人频繁地在一起共同劳动和共同娱乐，这让村庄内部尤其是生产队内部的年轻人有了很多产生爱情火花的机会。[2]

公社解体后，不再有行政性的力量将村民限制于村庄之中，他们向村庄外流动和迁徙具有了可能性，同时交通事业的发展，使村民的流动范围能够扩大到全国乃至海外。稳固而封闭的居住环境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原来稳固而封闭的婚姻圈也变得流动和开放起来，这时的通婚圈在样态上已无法呈现出一个“圈”的模样，其边界已经呈现出非常大的不规则性，本村、本乡邻村、本县邻乡、本市邻县、本省邻市、外省乃至海外的婚姻都有可能发生。目前的通婚圈，不再服膺于当地的地方性规范，而服从于婚姻市场的资源调控方式。

婚姻市场调配内部资源，受资源总量和资源调配规则的限制。在资源总量方面，可具体分为男性资源和女性资源，在我国，男女比例失调，男性总人口比女性总人口多出数百万乃至千万，我国婚姻市场中资源的初始状态就未达到平衡，之后用任何手段来调整，都不可避免有一大批男性要“打光棍”，性别比失衡让婚姻市场出现“婚姻挤压”现象，不过，在具体的一个村落社区中，由于人数总量不大，“婚姻挤压”现象表现在其中得并不明显。相对来说，资源调配规则在村庄中有更大影响力。资源调配规则于基本服从“婚姻梯度”，即男性在自身阶级以外通常为“向下婚”，女性在自身阶级以外通常为“向上婚”，[3]这几乎注定要使婚姻市场内部的资源发生不平衡的配置，市场中低等级的男性和高等级的女性必然会出现找对象难的问题。目前，决定“婚姻梯度”等级的主要因素为经济。改革开放后，国家把目标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方向调整，于是，市场化的逻辑开始大举进入村庄，村民们的金钱欲望被大大调动起来，这首先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内地的农民大量用到沿海地区寻求打工机会，打工仔打工妹应运而生，同时，村民的通婚范围也开始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甚至是主导，原来嵌入通婚圈的经济因素，开始脱嵌于通婚圈，并反客为主，使得通婚范围服从于经济因素。

在经济因素的驱动下，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女性开始流向经济发达地区。1980~1990年代的H村，四川、贵州的女性有10~20人流入，而本村又有10~20人流向海外。1980年代，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海外华侨陆陆续续地回村，当时一有华侨回来，屋子里面就挤满了人，关系近的亲戚自然来了，隔了好几代的远亲也跟了过来，大家和华侨寸步不离，生怕错过了分钱的机会，有人甚至连华侨上厕所也跟进去，还有的人在争东西时当着华侨面就吵起来了，如此搞得有的华侨后来都不敢回来了，有一位华侨甚至感慨地用当地话说，“不问亲疏钱做人”，意思就是有钱才好在当地做人。华侨归国“现身说法”和报纸电视等媒体的宣传，让H村人当时对外国充满了美好的经济想象，村里的女性也是在这种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中选择了漂洋过海。当时村里年轻女性是很愿意出去的，他们出去的途径主要依靠介绍，既有亲戚、朋友、邻居，也有希望从中牟利的中介。村里女性嫁到海外的对象，一般都是华裔人士，华裔千里迢迢通过各种关系娶国内的女性为妻，其实也是婚姻市场中“婚姻梯度”影响的结果，在外面混的惨淡的男性华裔，在金钱为主导的评价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加上社会排斥等文化因素，其很容易国外在婚姻市场中处在下等位置，如此其中很多人就要回过头到当时经济尚有差距的国内寻求伴侣。

当时如H村这般的女青年向海外流出，是当地的普遍现象，这样当地男青年的婚姻问题就有可能成为难题，尤其是那些家庭经济状况非常不好的，这些人解决燃眉之急的办法是到经济条件更差的地区去寻找对象——附近山区农村乃至四川贵州地区农村的女性，即使如此，当时H村里没娶到老婆的人仍然有10多个。在经济因素主导的“婚姻梯度”影响下，当地通婚圈不再仅呈现出以往那种在附近区域内循环流动的样态，其还呈现出在广阔区域内女性由经济不发达处流向经济发达处这种单向度流动的样态。

福建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区位优势经济得到快速发展，H村是城郊村，受城区经济辐射，村民有较多的打工机会，更能分享城市的好处，2000年后，H村村民的经济状况已比很多海外底层华裔要好，而且自2005年后，H村被大幅度征地，这让每家每户手里突然多了10~20万的现款。经济条件的好转，让H村和海外的经济差距大大缩小，甚至发生了逆转。2000年后，H村嫁到海外的意愿大大降低，首先去的人数有所下降，其次漂亮女性去的越来越少，原先海外华裔挑走的都是长得漂亮的，现在长得一般他们也可以接受。中介现在在当地找年轻女子越来越难，中介只好把费用一降再降，从以前的10万降到如今的2~3万，另外很多中介也开始转移阵地跑到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去物色对象。1980~1990年代H村年轻女性是稀缺资源而年轻男性出现剩余，2000年后，H村的男性年轻人基本没有“打光棍”的，[①]村中反而出现了“剩女”的现象，7~8个30~40岁的女性至今未婚，这是H村在婚姻市场中地位上升的标志，婚姻市场的下层，女性稀缺男性过剩，而婚姻市场的上层，聚集着过量的女性资源，那些样子丑一点、性格差一点的女性难免成为“剩女”。

二、外嫁女的海外生活状况：

以上探讨了H村女性嫁到海外的内在行动逻辑，这些女性在海外的生活又如何呢？她们是否如愿以偿地过上了富裕幸福的生活？以下对H村29个嫁到海外的女性的生活状况做了一个大致划分：在外从事重体力活（如当搬运工、洗盘子、深山中种菜等）且常常是从早干到晚、最终却连回国探亲的钱都存不到的女性有12位，打工能存下一些钱并且还能寄回来一些的、生活达到当地一般水平的女性有12位，生活达到当地中产水平、在国内也买了几套房子的有5位。嫁到海外的女性生活，无论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大部分并不如人意，许多还及不上国内的生活水平，以下列举三位外嫁女的事例：

事例一：赵玲于1995年经人介绍嫁到台湾。丈夫年龄大其10岁，而且没有工作。赵玲母亲去世，赵玲因为没钱无法回国，两个哥哥出钱，其才得以归国。按当地风俗，父母葬礼上聘请道士做法得钱应由女儿出，但这钱仍由两个哥哥出了，两个哥哥还让赵玲拿走了母亲的大部分遗产。到了赵玲妹妹结婚时，赵玲仍然因为没钱而无法回国参加婚礼，后来回国的钱还是由两个哥哥出，在婚礼上，也是哥哥们帮起做“面子”：赵玲给妹妹的红包（5000元）和金项链都是哥哥出的。

事例二：温静高中毕业后，于1992年到新加波打工，经人介绍于1995年嫁到当地。丈夫大其10多岁，没什么家产，是当地租别人车开出租车的，丈夫有200多斤，而且好吃懒做，家里大部分的开支要让温静去顶，温静在外面一天打两份工，白天一份，晚上一份，晚上干到1点多，早上5点多又要起来，温静结婚7~8年都没要孩子，因为没钱抚养，赚了钱首先要积蓄起来买房子。2000年温静回来一次，家人朋友简直都不敢相认，温静以前很漂亮，身体也很好，是游泳校队的，但此时的温静已是瘦骨嶙峋、形容枯槁，哥哥当时就掉泪了，建议温静离婚。2003年，温静哥哥到新加波旅游时，给了温静一些钱，温静和丈夫才凑够了买房子的钱，随后要了小孩。2010年，温静父亲去世，温静一个人回来，丈夫和两个小孩都没回，因为出不起旅途费，温静回国的钱也是向丈夫的哥哥借了一些才凑够的。

事例三：王梅于1997年经中介介绍嫁到台湾，当时王梅哥哥反对这门亲事，觉得妹妹嫁得太远，但王梅自己坚持要去。其丈夫在台湾本来家庭还可以，丈夫父亲留给他三套房子，一个店面，但男的不务正业，好吃懒做，体重达200多斤，且每天晚上都在外面混，王梅为了管丈夫几乎天天和丈夫吵架，丈夫往往是恼怒地骂“你一个内地的还敢管我！”有时候，丈夫急了还动手打王梅，一次王梅打电话回家哭诉，说被丈夫用手机砸头。过了几年，王梅不堪忍受，在父亲和哥哥的劝说下，独自一人跑回娘家，但孩子却被丈夫留在了台湾。

从以上可以看到，嫁到海外的女性的理想与现实反差非常巨大，她们在海外往外面临多种困难：经济状况不好、家庭地位低下、精神压抑苦闷等等，这都和她们在外面孤立无援的状态有关，在海外，家庭支持机制很少对外嫁女发生作用。[②]

传统的宗族村庄中，婆家为嫁入本家的女子提供安身立命的机制，从经济乃至家庭生活都会给予其一定的支持，但是，婆家的这种支持，最大的考虑在于保护家庭的稳固而非家庭中个人的情感。传统宗族社会，关注的是家族的整体香火绵延，关注的是宗族、房支乃至小家庭是否保持着稳定结构，宗族对于小家庭内部妇女的情感世界的波动是相当不敏感的。传统宗族社会中的娘家对于嫁出去的女子的保护，基于女子情感的考虑会有所增多，当外嫁的女儿“不顺心”时，娘家是女儿短暂的避难所和诉苦处。但娘家在保护女儿时，仍会重点考虑到家庭稳固这一层面，杨华指出，当女儿与公婆或丈夫处得不好时，娘家会敦促婆家妥善地接纳女儿，但敦促是以一种委婉[③]的方式进行的（如即使是女婿的错也先批评女儿），娘家敦促婆家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女儿出气而是为了让女儿重新归属到婆家。[4]新中国成立后，宗族势力遭到政权的打压，同时，政府提倡男女平等，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妇女在家庭中自主性提升，走出祖荫的妇女，被抛向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她们一方面可以自主地去追求小家庭中的幸福与甜蜜，另一方面却发现婚外情和离婚等事件在生活中出现的几率急剧提升，妇女有更多可能满足个人感情，也有更多可能面临家庭破碎。随着妇女家庭地位的显著提高，姻亲的作用在小家庭中日益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娘家人在支持嫁出女子方面起了两个变化，一是形式上的，即较以往更多地干涉嫁出女子的家庭事务，二是实质上的，即把嫁出女子个人生活的状况放在考虑的重要位置。[④]从传统到当下，女性家庭支持机制经历了一个由婆家到娘家，从家庭结构到个人状况的过程。

远嫁海外的女子，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一时难以融入，而在家庭网络方面既无传统的宗族式支持，又无当代的姻亲式支持，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小家庭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因此其在家庭中会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她们把命运赌博式压在了丈夫身上，如果命好，碰到一个勤劳、体贴、有钱、英俊的丈夫，那该女子会过得非常幸福，但是，来国内找老婆的男子往往是在处在当地婚姻市场下层的，这些男子懒惰、暴戾、没钱、丑陋的可能性非常大，女性依附于这样的丈夫，命运将是悲惨的，而且，外嫁女由于空间上的遥远，不能和娘家进行频繁的往来，无法从娘家那里获得必要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缺钱时不能得到家里的及时补助，谋生机会也缺乏亲戚的介绍，出现吵架乃至家庭暴力等家庭矛盾无法得到娘家的有效援助而只能通过写信打电话等远程方式诉说，丈夫的头几次逞威成功又会让其以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再度伤害。同时，由于这些男子处在社会经济的底层，其家庭在社会中也处于依附性的地位，丈夫和妻子多从事技术含量低的工作，他们付出大量体力劳动，却只能换回微薄的报酬，经济分层带来的社会分层又使他们常受到社会上的冷眼和轻视。总之，女性嫁至海外，往往在家庭和社会中表现出双重的依附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处于低下状态，同时她们既无传统宗族势力的庇佑，又无娘家的支持，家庭稳定和个人情感均没办法得到保证，结果贫穷与屈辱成为常态。

三、结语：

卡尔·波兰尼指出，古典经济学家们一直想要创造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无需外界控制，商品的生产和分配通过自我调节就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经济都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但是，市场经济体制却让经济脱嵌于社会，并让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5]卡尔·波兰尼的上述见解对于我们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村庄婚姻圈的变化很有帮助，传统时代，村庄的婚姻圈辐射范围比较固定，婚姻流入地点和流入地点大致对称，每一个地方的婚姻圈都是当地人们经过数次交往后形成的约定俗成，这既避免在太小范围内组成婚姻造成近亲婚姻，又避免每次组成婚姻时需要支付过多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人们在找对象时严格受到当地婚姻圈“地方性”的约束，这通过父母的媒妁之言外在表现出来。当交通条件和信息条件都大大改善后，人们的交往圈子迅速扩大，婚姻圈也随之扩大，并逐步转化为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的婚姻市场，婚姻市场中，必然有“婚姻梯度”的现象，但关键是主导“婚姻梯度”的为何种因素，如果“婚姻梯度”被年龄、相貌、知识水平、身高、经济水平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由于各人偏向因素不一，“婚姻梯度”的级层性会被稀释，但如果“婚姻梯度”为经济因素所主宰，婚姻市场中的资源就会单纯以经济层级来分配，从而形成资源闲置和资源过度集中两个极端，从宏观地域来看，如此的结果是大量女性资源拥挤至经济发达地区，而处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男性资源严重过剩，而且中国男女比例失调这种初始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状态加剧了资源流向不均衡的严重后果。从微观的个人结果来看，也不甚理想，涌入经济发达地区的女性在当地家庭和社会中均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且无法获得来自娘家的支持，她们被经济因素吸引去却往往无法分享当地经济发展的好处，在家庭中又常遭遇各种屈辱，而那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男性，很多人需要以许多非常规的形式来完成婚姻，如入赘、换亲、买老婆、近亲结婚，还有一些则成了“光棍”，以上这些非常规的婚姻形式或无婚姻形式，难免会破坏男性的家庭幸福和个人幸福。H村在2000年以后由于经济水平的提高，一下跃居至婚姻市场的上层，男性打“光棍”现象基本消失，女性也不必漂洋过海以赌博方式赢取自己的幸福，H村成为了经济因素为主导的婚姻市场的获利者，但是，我们为H村村民感到庆幸的同时，也要看到，婚姻市场的整体性结构并未改变，嫁入H村的外省媳妇还在重复H村当年那些外嫁海外的女性的故事，外省媳妇的迁出地的男性，同样也还面临着当年H村男性找不到老婆的难题。经济因素主导下的婚姻市场中的诸多问题，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值得我们继续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