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羽：农民工如何改变中国农村？

耿羽

爱尔兰学者瑞雪·墨菲为研究中国农民工对其原住地的影响，在1996年至2000年间，多次来到江西省万载县、信丰县和于都县进行实地调查，其把采访材料与中文文献（如期刊、地方政府的政策报告和工作总结、县的年鉴、县和乡的调查数据）结合起来分析，写成《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一书（下文简称《农民工》），该书的中文翻译版本近期在国内出版。《农民工》一书的写作缘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农民工外出打工潮和返乡潮对乡村的影响在移民研究、发展研究和中国研究中很少受到关注”。[1]那么，这方面的遗漏是如何造成的呢？其实这与学术界长期对中国农民工群体定位不准有关。学者们在讨论农民工的出路时，大多关注如何促进其“城市化”，即将注意力放在取消户籍制度、改善打工环境及居住环境、保障打工薪金、建立社会保障、保证子女教育等方面，这些讨论对于改善农民工在城市的处境，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片面强调农民工“城市化”，是忽视中国国情的——中国农民工“城市化”必然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反复的过程。这首先是由农民工的人数决定的，中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除了各省外派劳务和广东、福建和浙江等地的侨乡能够向外输出一小部分，绝大部分要立足国内来解决，据农业部统计，目前中国有农民工2.3亿，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则有1.3亿，这个庞大的数字就决定了中国城镇不可能立即消化所有农民工。其次，农民工目前的工作状况也决定了其中大部分人无法长期停留在城市，目前农民工大多数从事于制造业和建筑业，他们干的基本上是高强度、重体力的活，这种工作一般只有青年人才能胜任，这就使得中年的农民工很难被录用，而且由于长期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很多农民工的身心在打工时遭受了很大的摧残，以致于其打了几年工便由于健康状况无法继续。另外，还有一些突发性的事件影响着农民工进城打工，如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由于以上几个原因，农民工群体难以迅速“城市化”，农民工群体常常需要退回到农村中，因此，无论是政策界、学术界还是新闻界，在关注农民工群体时都应“两手抓”——既关注城市中的农民工，又关注农村中的农民工。《农民工》的作者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够以不偏不倚、切中现实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农民工群体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另辟蹊径地关注农民工返乡后在村庄中的表现，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农民工》作者在具体展现农民工如何影响中国农村前，首先对国际学术界流行的两种关于农村劳动力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了评述：现代化理论倾向于积极地评价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其主要讨论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如何使传统社会更为现代，而结构主义理论倾向于消极地评价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其主要讨论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如何破坏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2]作者认为，现代化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看似有很大分歧，其实它们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即“将农民划归消极、落后和保守的一群的分类”，[3]把农民外出打工和返乡视为被动的、被社会结构尤其是城市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过程。作者希望通过考察价值、目标、资源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凸显农民工群体的能动性和主观性，“农民外出打工和返乡是个体追求目标所使用的策略，这些目标由不断的社会化过程所塑造，而外出打工本身也成为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因素。而且，个体是通过使用和再生产构成其环境的文化价值、社会秩序以及分配机制来塑造和追求目标的，因此他们既创造环境也被环境改造。”[4]作者使用的这种理论分析框架应该多少受到过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启发。吉登斯为了打破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二元对立，提出用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即行动者利用结构，并且在利用结构的特质时改变或再生产结构，而且，在吉登斯看来，结构并非是人的行动的外在之物，而是人们行动可以利用的“规则”和“资源”。[5]吉登斯以及布迪厄等人提出的克服二元论的理论，在逻辑上很有说服力，给人颇多启发，但在分析具体问题时，不能一味照搬。像在分析农民工群体如何影响农村时，如果太注重农民工群体的主动影响效果，就有可能无法真正揭示出打工潮导致的乡村变化。《农民工》作者否认把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看作是中心和边缘的关系，的确，把城市和农村的中心——边缘关系理解为一方是现代的、一方是传统的，是偏颇的，但就此来否认城市和农村的中心——边缘关系，同样是偏颇的，这里的中心——边缘关系最主要指的是，由于农村在整个国家发展中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导致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分配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呈现出非均衡状态，因此农村在城市面前便失去了发展的主体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成为了城市的附庸。城市和农村的中心——边缘关系可以被转译为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农民工利用既有的资源去主动地达成各种人生目标，是每一个农民工生存智慧的体现，但农民工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主动性”，和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被动性”相比较，实在是微不足道，其凸显的“主动性”更像是“带着镣铐在跳舞”。《农民工》作者不满意学术界长期将农民工定位为被动和消极的群体而要从主动性的一面来描述农民工，如果该书的主旨是“破”即对既有理论进行反驳，这也未尝不可，但作者对于该书的定位却是在“立”上，即希望全面描述出农民工到底是如何改变中国农村的，在这种情况下，只凸显农民工身上的“主动性”是无法真正回应这一命题的。最终，《农民工》作者花了大量笔墨来描写农民工返回村庄之后，如何利用外出打工所得到的资源来达成他们的目标，如进行教育投资、盖新房、结婚、购买各种商品、成为地方企业家等等。然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乡村的影响仅仅有这些吗？《农民工》作者其实已经敏锐地发现了一些现象，如人们在盖房、结婚以及送礼方面的花费不断膨胀，如一些老人开始对子女外出打工而将家务负担、孩子以及农耕都转嫁给自己的做法表示不满，如“农盲”即返乡后既没有农耕知识也不愿意参加农业生产的青年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但《农民工》一书在这些现象的解释方面是语焉不详的，因为凭借“能动性”这个理论框架，很难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如果说媒体长期在创造着“城市中心论”，那么外出打工这种行为则是在不断强化着“城市中心论”，农民工在城市中，一方面发挥着“主动性”在赚取一些微薄的经济资源，另一方面其价值观念却遭受着剧烈地重塑，城市中的主流观念尤其是市场化的逻辑正在占据着他们的头脑。袁松等人发现，以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为载体，城市中盛行的消费主义正在不断侵蚀着村庄中原有的价值系统和话语系统，村民越来越以物质拥有和利益算计作为自己主要的价值观，[6]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代际关系不平衡的加剧、孝道的解体、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面子竞争、排斥农村生产和生活等现象在村庄中的出现。另外，村庄生活的其它方面，如节日习俗、婚姻制度、休闲方式等，也都正在经由村民打工发生着商业化和理性化式的变革。把村庄的一切变化归因于打工，是牵强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城市文化通过媒体和打工这两个渠道正源源不断地输入村庄，仅从农民自身的主体性出发，是难以看到当今中国农村所展现出来的巨变图景的。本文的分析框架似乎又回到了《农民工》一书要批判的结构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上，但要勾画出农民工如何改变中国农村，绕开城市的强势和主动、农村的弱势和被动，只能见树木而不见森林。

另外，《农民工》一书在分析中国农民工群体时，还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方面缺乏整体的视角。中国农村呈现出非均衡的状态，中国农民呈现出非同质的状态，这些《农民工》作者不会不知道，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努力：“对这三个县的调查有利于我做出比较，而这种比较防止了我将被考察过程的特定特征当做普遍的假设，使我能更自信地概括出农民工返乡潮对原住地区的影响。”[7]但是，由于缺乏更多区域和更长时段的比较研究，《农民工》一书在“概括”方面始终显得力不从心。从时间维度方面来看，可以将农民工大致划分为两代，即老一代农民工（60后和70后）和新一代的农民工（80后和90后），这两代农民工由于打工逻辑不同，其对农村的影响也不同，这方面贺雪峰和董磊明已经概括得比较清楚了：老一代农民工的打工逻辑是，农民外出务工赚取收入，以维持农村家庭的体面生活，劳动力的流出换来了资金的流入，村庄因此显得繁荣。新一代的农民工的打工逻辑是，农民外出务工以赚取进城生活的积蓄，或获得逃离村庄的资本，村庄中劳动力流出，但并没有务工收入的流入，村庄变得萧条。[8]两代农民工打工逻辑的不同，和他们打工之前的经历不同有关。老一代农民工，打工之前一直生活在村庄之中，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熟悉乡土逻辑，对村庄怀有一定感情；而新一代的农民工，打工之前大部分在城镇的学校中上学，甚至寄宿在学校中，他们不了解农村的生产技艺，也不了解农村的生活逻辑如人情往来等，城镇生活和媒体力量使这些年轻人更加认同城市生活的逻辑。《农民工》作者虽然发现了年青打工者返乡后觉得没意思、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等现象，最终却未能厘清年青打工者与老一代打工者的不同。从空间维度方面来看，中国农村从农民认同和行动单位的角度可划分为宗族主导型、小亲族主导型、户族主导型、联合家庭主导型、原子型等几类村庄。[9]江西这个地域的村庄多为宗族主导型的村庄，而从网上搜索可得知，万载、信丰和于都这三个县的宗族传统的确非常浓厚，虽然不能百分之分确定《农民工》作者调查的村庄皆为宗族主导型的村庄，但其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因此，《农民工》一书有可能体现的仅为宗族主导型村庄的农民工状况。宗族主导型、小亲族主导型、户族主导型、联合家庭主导型这几种村庄，一个共同特点是村庄中拥有超越核心家庭的集体行动能力，而原子型的村庄，村民只能以核心家庭作为行动单位。宗族主导型的村庄，相对来说集体行动能力最强，大家对于村庄的认同感也最强，村民无论身在何方，生活重心始终是在村庄内部的，在这样的村庄中，最可能发生“落叶归根”和“衣锦还乡“的故事。《农民工》书中多次表示当地村民有“对家庭的忠诚和对故土的热爱”，并记载了这三个县有大量愿意主动返乡创办企业的打工者。罗兴佐在江西农村调查后发现了“第三种力量”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第三种力量”是指从村子里出去的、在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人，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参与村庄中的公共事务。[10]罗兴佐描述的这种“第三种力量”，虽然和《农民工》书中展现的主动返乡创办企业的打工者不是一个群体，但这二者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宗族主导型村庄中的村民，无论身在何处，最终仍然要在村庄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归属。但在原子型的村庄中，情况则截然相反，由于村民以自己的小家庭作为行动单位，村民对于村庄的认同感大大降低，村庄共同体趋于瓦解，村民们的生活面向是在村庄之外的，这种类型村庄中的打工者，把人生价值实现寄托在了城镇之中，他们有强烈的脱离村庄联系的欲望。随着市场化力量的不断输入以及传统的不断消逝，原子型村庄越来越多地出现，而随着时间流逝，年青一代农民工也必然逐渐替代老一代农民工成为打工族群的主体，《农民工》作者没有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对农民工群体进行更广泛的考察，这使其在宏观上难以对农民工群体有更好的理解，也使其难以对中国农村的最新变化有更好的体悟。

《农民工》一书，将农民工和村庄联系起来考察，这个切入点十分的新颖和犀利，但由于作者过于关注农民工的主动性，以及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缺乏更为广泛的考察，《农民工》一书最终未能成功地为我们展示出农民外出打工给农村带来的变化的全貌。通过评论《农民工》一书，可以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非常吊诡的问题：通过以往和正在发生着的打工行为，城市中的市场化逻辑不断地进入农村，越来越多的村庄和村民遭受着商业化和理性化的洗礼，越来越多的外出打工者过着面向村庄之外的生活，随着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式微，农民工以“主动”方式改变农村的现象也会逐步减少，那么，外出打工这种行为对于村庄最大的影响，也许就是让打工者越来越少地愿意以“主动”方式改变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