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江南社会的传统意识，人们讨论最多的是其强烈的“经世致用”倾向，并归之为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其实，“经世致用”并不是实用至上，而是注重从实际出发，开放包容，灵活应变，开拓创新，其中蕴涵的是求真务实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南北文化互动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成为江南社会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自主开放：从“化外”到“化内”

　　从历史的角度讲，南北文化互动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两大文明体系彼此交汇与融合的过程。由于中原文化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这一过程首先表现为南方由“化外”到“化内”的的转变，其实质是突破文明发展的地域局限，融入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大一统格局之中。江南曾是典型的“化外”文明区域，直到西汉中期，部分中原士大夫仍视其为“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的“方外之地”（《汉书·严助传》）。但江南又是成功摆脱“化外”状态的典范，通过自主开放，不仅实现了与中原文化的有机结合，而且确立起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应该说，开放并不是江南社会独有的文化现象。但在江南社会务实精神指导下的开放是一种自主行为，是在主动地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地域文明的自我调整。早在先秦时期，吴国和越国在江南的相继崛起，既有着积极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历史背景，又是江南文明由部族形态向地域形态演进的标志。两国的北上争霸活动，表面上看只是春秋以来诸侯纷争局面的延续，实际上是力图打破文化发展的地域界限、构建统一文明体系的尝试。从某种意义上讲，秦汉时期大一统体制的确立，正适应了江南文明发展的内在需求，使之很快完成了由“蛮夷之邦”到“文明之地”的转变。“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后汉书·张霸传》）；“忠臣继踵，孝子连闾，下及贤女，靡不育焉”（《会稽典录》）。这是有关历史文献对东汉后期江南社会风尚的描述，与西汉中期司马迁笔下“地广人希”、“砦窳偷生”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汉末以降，北方持续战乱所引发的“北人南徙”浪潮，与其说是中原文化对江南社会空前的冲击，不如说为江南社会在全面融合中原文化基础上实现地域文明的再次跃升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由此开始了中华文明发展重心的南移过程。

　　更进一步来看，江南社会的自主开放不仅是与中原文化互动的一种方式，更是其平等、自主、包容的文化意识的反映。与中原文化强烈的文明正统观和等级观不同，在江南文化意识里，所有文明都有自身的合理性，并不存在尊卑贵贱之分。正是基于这种文化意识，江南在完成由“化外”向“化内”转变的同时，也实现了从“地域之江南”到“中国之江南”的飞跃。

　　灵活变通：从“接受”到“反哺”

　　如果说自主开放使江南成功地融入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大一统文明体系，那么灵活变通则使其不仅善于吸收中原文化，也善于改变中原文化，从而真正做到了南北文化的双向互动。

　　灵活变通作为一种文化取向，在江南地域文明发展早期就已显现。梁晓艳在谈到上古时代江南於越族与中原华夏族的文化品格差异时指出：“当中原国家大规模铸造精美的青铜礼器时，於越人却将青铜这种珍贵的金属材料主要用于制造工具、农具和兵器，这种选择典型地反映了於越人在文化品格和价值取向上与中原汉人甚至楚人不同的特质。”确实，江南社会强烈的务实精神使之能够灵活地面对各种事物、适应各种环境。在南北文化交流中，不是简单地接受中原文化，而是根据实际需要，积极地加以改造和发展，在调整自身文明形态的同时，也对中原文化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从全国范围来看，魏晋南北朝和南宋是中华文明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两个时期，其突出表现是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南北文化全面交汇与融合。

　　就江南社会而言，两个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是有所不同的。魏晋时期是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同时，融合和改造中原文化。一方面，政治重心的南移和北方人口的大量涌入，引发江南社会空前规模的开发热潮，地域文明发展水平获得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南迁的中原文化在江南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与趋向：原本以清谈和浮虚为特点的玄学走向平实，逐渐与儒、佛融为一体；因烦琐、迷信和脱离实际而一度陷入消沉的经学转向简约和务实，由此呈现出新的活力；门阀士族制度虽在形式上仍得以延续，但其强调门第等级的核心价值观却走向解体，南朝历代皇帝无一不出身庶族，便是对士庶有别观念的一种颠覆。相对而言，南宋时期的南北文化互动更多地是在江南的主导下展开的，其重点已不是江南社会如何适应中原文化，而是如何推动中原文化的转型，实现中华文明内在结构和发展体系在新历史环境下的相应变革。因此，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主流的理学思潮的发展和成熟，还是以市民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全面兴起，抑或都市文明的调整和社会经济的变革，都是在江南社会的引领下进行的，带有江南化的特点。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不仅基本完成了空间发展格局的重心南移，而且实现了由中原主导的内向型大陆文明到以江南为代表的开放型海陆文明的转变。

　　开拓创新：从“边缘”到“主流”

　　无论是自主开放还是灵活变通，都是江南社会面对中原文化的扩散而作出的反应。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来说，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江南社会敢于开拓、勇于创新的文化意识以及由此带来的江南在大一统文明体系中所处地位的转变。

　　整体而言，汉唐时期的南北文化交流，虽改变了江南地区的“化外”状态，也导致中原文化的一系列调整，但并没有动摇中原文化在统一文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充满自信和极具浪漫的“盛唐气象”，正是中原文化走向鼎盛的反映。不过，在这种现象的背后，中国社会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变革。晚唐以降，尤其是入宋以后，伴随着江南社会的全面飞跃，这场变革日益显现出来。

　　唐宋之际江南社会的腾飞是在开拓创新的基础上出现的，许多方面是对中原文化传统的反拨。佐竹靖彦认为，宋代的社会变革“是由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推进的社会构造的变化和由宗教时代向学问时代演变的文化形态的变化”。说此期中国社会开始由农耕文明时代转向城市文明时代似值得商榷，但城市在江南社会的变革中确实扮演了独特的角色。从原本高度统一和封闭、保守的统治据点，到多样、开放的社会文化活动中心和商品市场中心地，城市形态的这种转变，引发了社会、经济、文化、思想领域的一系列新动向。在社会领域，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冲破了传统世袭性社会士、农、工、商截然区分的身份限制，推动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组；在经济领域，城市工商业的兴盛和市场活动的扩张，使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越来越多呈现出商品化趋势；在文化领域，市民文化既源于士人雅文化和民间俗文化，又超越了传统文化雅、俗对立的二元结构，属于雅、俗共体的新型文化形态，表明社会文化重心开始由士人阶层转向社会大众；在思想领域，市民意识并不局限于重商逐利的价值观，还包括平等自主的社会观、求富裕的人生观和自由开放的生活观，这些观念的不断传播，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正统意识产生很大的冲击。所有这些变革，使江南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不仅冲破了长期以来由中原文化引导的社会模式，而且跻身中华文明的主流行列。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开拓创新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互动意识，成为江南社会持续发展的核心精神。正是基于这种精神，即便在专制统治日益僵化的明清两代，江南地区依然经济发达、文化昌盛。无怪乎康熙由衷地赞叹：“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