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为一个学者,就必须要具备他所研究的这门学问所需要的知识。当然,所需要具备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思维能力,对世界对事物的根本看法与为人等等,哪一个方面欠缺,都不容易成为一个较有成就的学者。
我们这里主要讲知识方面的问题。研究哪一种学问都需要有相应的知识。就说杀猪吧,毛主席说:读书比杀猪容易。杀猪,我们看起来比读硕士、博士容易,实际上它也有一套知识和技术,要了解刀子向哪个地方去,用刀要有功夫。假如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那么杀猪也杀不好。各个行业都有它相应的知识,都要有一套必备的条件。
再比如学历史,要读一些具体的历史著作,古代的、现代的,还要熟悉史料学,以及工具书的使用、史学史、史学方法等;学文学,首先要学语言,语言也有古代、现代之分。就文学本身来说,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文学体裁的种类,文学批评史等,都应该知道。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是一门学科,它自然也逃不出这种规律。
要研究民俗学或民间文学,仅看一些理论显然是不够的。现在有一种风气,有些学者过分热衷国外流行的理论、学说,而对本国民俗实际认识不够,也没有大多的兴趣去接触,这是一种很大的偏颇。外国的理论当然应该了解和学习,但是要想对本国的民俗实际做出科学的研究,首先必须对本国的民俗有较广泛而深入的认识。研究民间文艺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本身知道的不多同样是不行的。
我常举一个例子,前几年,一个硕士生,一入学就说要写一本神话学的书,是关于神话创作方面的。我一听,心里嘀咕,但也不好意思说出来。神话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尤其关于神话创作我们知道的更少,这位同学给自己找了一个麻烦。他很快交给我一个大纲(包括参考书目)。大纲且不论,参考书目里只有一两种关于神话作品本身的书,其他大都是些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神话,神话作品本身知道得很少,而只去看神话理论乃至于一般哲学等方面的学术著作,这是远远不够的。后者当然可以看,但首先得熟悉神话作品本身,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即使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对神话有很多研究的学者,他的理论也不过是一家之言(尽管它很有价值)。所以那时我对那位同学说,你还是去好好多读一些神话作品,然后再读理论方面的书吧。那就是说,这个同学存在着认识上的问题,缺乏老师的指导。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变的话,那他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科研成果。
研究一种学问,需要有许多条件,学科本身要求学者具备什么知识、为什么需要这些知识等问题,是必须认识清楚的一个问题。有些同学在校期间,老师没有给予很好的指导,只是要他多读一点外国理论书籍。我们并不排除外国理论,但仅有外国的理论是不够的,除此以外,最重要的是他首先要有本国的民俗方面的各种知识。一句话,就是说一个学者的知识结构要合理,知识修养要全面。
㈡民俗学者应具备的知识修养
⒈十多年前,我曾郑重提出过这方面的意见
在1979年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会议上,我提交了一篇题为《把我国的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几点看法,较为重要的比如说民间文学的研究队伍的修养问题、研究方法问题。当时搞民间文学的人,多数由一般文学方面转来,他们读过一般的文学概论、文学史及作品,这些知识对于民间文学研究也不是没有用。但是,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毕竟有很多不同之处。我认为民间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研究特殊的文学,就不能只用一般的文学理论去研究。民间文学本身有特点,要理解它,研究它,就要懂得它本身的知识,懂得它本身所要求的研究方法。前两天在本班讲课的伊藤教授,他研究“享夫福女儿”的故事,搜集了很多地方同类型的异文,比较了它们的同异,这就是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杜甫的诗,研究他的《三吏》、《三别》就不能够运用这种方法。民间故事是口传的文学,杜甫的诗是书本的文学,它们有各自的特点,一是流动变化的,一是凝固化的,不能使用同一的研究方法。
在当时(1979年),搞民间文学的人,百分之九十五是学一般文学出身的,他们文学素养也可能不错,但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就有某些欠缺,所以当时我强调要认识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强调要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填充相应的知识。
⒉根据近年的观察,觉得民俗学工作者知识结构和知识修养问题仍然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十多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同时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我们的民俗学研究人员在知识结构和知识修养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与不足。
我常想:建筑师建房子,他先要有关于房子构造的知识,了解建筑材料的特性、功用,否则,他造不成高楼大厦。做学问也是这样一个道理,搞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不能缺乏它本身应有的知识。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里面,有一部分作品原来属于民间文学,如六朝人的志怪小说,唐朝人的传奇。志怪小说大都是民间神话传说故事的简单记录;唐代传奇也多半是把民间故事传说当作素材进行再创作的。对于这一类作品,假如没有关于民间文学这一特殊文艺学的知识,或者没有民间文艺学史的知识,那就难于研究彻底。所以关于六朝志怪小说,如《搜神记》等,现在文学史上说了几句,但他们用一般文学观评论这些本不属于作家文学的作品,应该说的话他说不出来,不需要说的他说了。还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般说《桃花源记》属作家文学,它以民间文学为素材,同唐朝人传奇接近。陶渊明是借民间传说来抒发他自己的理想。对于这种作品单方面地作为作家文学来处理至少是不够的。《桃花源记》这个故事的素材原来就是一个世界上很有名的故事类型,讲时间经历得很快的那种(如欧文的《李迫大梦》)。现在还有很多这种类型的民间故事流传,这一故事最典型的记录是六朝人所记樵夫王质看仙人下棋“烂柯”的故事。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故事母题(motif)。陶渊明即是用了这个故事作为他抒发理想的素材。但现在研究文学史的人没有民俗学的知识,纯粹把它作为陶渊明的创作,这种认识不完全,就如打鼓没有打到点子上一样。
我这里说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需要的专业知识,应从两方面来讲,一是专业本身的知识、专业结构的知识;另一方面除了本学科外,还应具备与研究学科密切相关的辅助学科的知识。
㈢民俗学者应具备的知识结构中的重要学科
⒈民俗学本身的一些学科知识——如民俗学理论、民俗志、民俗史及民俗研究史、方法论、资料学等
研究民俗学、民间文艺学,首先需要有理论的知识。理论包括概论的、专题研究的,我们编的《民间文学概论》那就是概论式的入门书。还有属于专题的著作,如美国学者道森的《民间故事论》,它是专门论述民间故事的著作。作为一个研究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人对专业理论知识不掌握是不行的。
其次,需要民俗学方面的民俗志知识。民俗志是关于民俗事象的记录,在民间文学方面就是各种作品集,有诸多种类如神话、故事、歌谣、谚语等,这些都是研究这种学问本身的材料,还应有民俗演变、发展的历史方面的知识。一切民俗事象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如放风筝,现在从南到北都有,是当代的民俗,但是放风筝起码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最初的意义与现在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这点前面已说过,不再多说)。民俗、民间文学都有它的历史传承,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具有历史发展的观念。人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人能够用思维的方式去改变自然,用劳动改造世界。人类发展中历史感很重要。
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应该包含有这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民俗(或民间文学)本身的历史,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先辈用他们的理论思维认识这些民俗事象的历史,即前人的民俗学观点。对前人民俗观的整理,当代有张紫晨、王文宝的《中国民俗学史》两种。虽然现在作出高质量的民俗学史或民间文艺学史的条件不太成熟,但我们应该知道学科史方面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任何的学问都有它的研究方法,不管研究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比如我们去外地出差,要到达目的地,就一定要依赖某种交通工具作为抵达的方法、手段,研究一种学问同样需要相应的方法。研究民俗学,就离不开田野作业,田野作业至少在我们搜集资料时是主要的方法,它帮助我们取得第一手材料。哪一个学者都会有他的研究方法,有的博士生作了论文可能不知道自己用了什么方法,这种情况是有的,但说他没有方法是不对的,也许他的方法不太高明,也许他的方法乱,但是不可能没有方法。你想一个人对一种文化现象作理论的观察、探究,写成几万字的论文,这里边能够没有方法吗?所以从事学术研究的老师就有必要培养学生运用理论方法的自觉性。能否意识到这一点,结果是不一样的,意识到了方法的运用就会好一些,而且方法不只一种,有多种方法可供人选择运用。
上面讲到伊藤先生的故事研究,他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如果我来写这篇文章,我会这样考虑,对于“享夫福女儿”的故事,可以从儒家伦理上着手分析,女孩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中国的传统伦理。“享夫福女儿”故事中第三个女儿,已有自己的主见,她父亲是一个有钱人,有一天父亲高兴了,问他三个女儿都享谁的福?大女儿、二女儿都说享爸爸的福,唯有三女儿说享自己的福。这个思想从中国传统伦理来讲是不符合的,但是从客观上讲是不错的,就是说人不能总是依靠自己的父母,要有独立生活的精神和能力。三女儿有自立意识,我想这就是民众的思想、民众的价值观。伊藤先生花了很大功夫,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进行比较,我用的方法则是从故事本身意义、性质来认识。
又如灰姑娘的故事,外国人搜集了很多故事异文,但我若研究这个故事,大概会从社会、家庭来看,它说明了什么,里边透露了什么信息。我初步这样考虑,母亲爱她亲生的女儿,这是血缘关系,再一个是财产分配问题,如果不将非亲生大女儿排除出去,那她也要占一财产份额。当然还不只这两点。这就是我与其他用众多故事比较同异的研究方法不一致之处,我注重从故事所体现的意义上分析,这也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
无论是研究故事,还是其他民俗,都要用某种方法,假如你知道的方法多,你自觉地予以选择运用,那就有可能取得好的研究成绩。如果你不能自觉地运用某种方法,虽然也能研究,但不容易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一点,我在教学上比较重视。尤其是硕士生、博士生乃至于博士后人员,他们都是专门从事高级意识形态工作的人,所以更要注意方法论。
最后一点是资料问题。研究哪种学问都要有资料,资料是否丰富、来源是否可靠、如何取舍、管理、安排,都要有讲究。所对一门学问从知识方面上讲,应该注意知识的配置、补充。
⒉密切相关的学科知识——如民族学(包括民族志)、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包括宗教史、宗教学史等)、社会文化史(本国的及世界的)、语言学、考古学等
一个学者如果仅知道自己的专门知识,那还是不够的。特别是民俗学关联范围很大,如果没有多方面相关的知识,视野就会受到局限,所以相关的知识同样重要。相关的知识,这里举了六、七种,只是比较重要的,还有很多未列出。第一种是民族学,是关于各民族发生、发展,性质、特点及其文化形态的研究。理论的民族学与记述的民族志二者同样重要,仅有理论不行,应该有具体的民族生活知识(包括民俗在内)。其次是社会一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文化史、语言学等都是重要的知识学科,这里重点谈谈宗教学。
据我几十年的工作接触,民俗内容追溯其来源百分之七八十同原始宗教、法术有关。人类为了保存自己,抗拒自然灾害,抵抗凶恶势力,为了丰收,为了长命等,形成了种种民俗事象。如狩猎生产方面,即使猎手枪法很好,但为了安全和获得猎物,他也要祭拜山神,施用某种法术;有的事情个人无能为力,像瘟疫,人们只能求神问鬼。原始人智力低下,技术也不发达,为了抵抗外来的灾难,只得求神力,依靠宗教法术的力量。当然社会发展了,原来因宗教法术产生的东西渐渐失掉了它本来的意义,如傩,在开始时是赶鬼的仪式,现在变成傩戏了,宗教法术的意义已经淡化。
研究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没有宗教学的知识寸步难行。我们以“人牲”问题为例,造桥、铸钟、做房子等在过去是复杂的工程,人们不像今天有高明的工程师,不需要宗教、法术帮忙。如北京大钟寺,关于大钟的铸造就有一个传说,当时铸钟的工匠铸来铸去就是铸不成,他的女儿知道后,跳进铜水中,钟于是铸成。这位女儿跳进去是什么含义呢?那就是说人用最贵重的生命献给神,使神保佑钟的铸成,这是原始的思维。但我们有些人,把这位女儿的举动视为英雄献身的行为,甚至把她同当今的民族英雄相提并论,这种看法,用一句俗话说,是牛头不对马嘴。一个是有高度政治觉悟为民族献身的人;一个是迷信神力,用人作为牺牲,即把生命作为献给神的祭品。这种认识上的根本性错误是由于人类学、宗教学的知识缺乏。具有这方面知识的人都会知道“人牲”这一原始时代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
还有兄妹婚,兄妹俩生下了一个肉团,有人解释为是对兄妹婚的惩罚,兄妹不该结婚而结婚了,让你生一个不伦不类的肉团。乍看起来这一解释似乎有道理,其实这是外行的认识。在原始人眼里,一次生下一个小孩是正常的,但要有百家姓,又不能天天生小孩,所以生一肉团剖开来。剖开,在我们眼里是破坏了,但在原始人那里不是这样,在他们眼里死的可以变成活的,肉块可以变成活人。所以,用一般的常识或我们现在的伦理观念去推论是不合适的,如果有民俗学、宗教人类学的知识就不会犯这种错误。在“洪水神话”中还有兄妹利用烧烟、滚磨的方式决定能否结婚的情节,有人解释说:这是在抗拒血缘婚。实际上,原始人做事情,特别是一件非常的事,都要占卜,占卜是原始信仰表现的习惯方式,现在乡人的“八字合婚”也是一种占验、占卜。原始人对这种事情没有把握,而且婚姻事情要得到神意的许可,占卜是得到神意的手段。像这类事象,假如具有宗教学上的知识,就会正确理解它。
现在,我们有些民俗学工作者缺乏这样的知识,年轻一代要尽力补上这一课,有这些知识同没有这些知识是大不一样的。我希望在四五年内中国能产生50个到100个专家,什么样的人算作专家呢?好像标准不好确定,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说外行话,如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了外行话。如果知识结构健全,知识修养好,就不会出这样的错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去年北大开办了一个人类学研讨班,碰到费孝通先生,我同费先生说,这几年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气象很好,成果很多,当然是好的一个方面,另外也还有缺点。费先生很严肃地说,从事这些工作的大多数同志知识不够、基础不扎实。基础不扎实,可能还包含其他方面,但最重要的是知识结构不健全。他们这一辈没有正规地取得这方面的知识,如果说他们一本人类学的书都没看,也不是,只是他们缺乏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十多年来,我一直思考这一问题。开会之前,我在八大处休息,我考虑了十几个问题,都很重要,最后确定了四个问题在会上讲。在四个问题中,我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我们的队伍质量就没有办法上去,我们一定要补好这一课;否则,我们的学科就不能健康迅速的发展。当然对年青一代还有其他诸如做人方面的要求,这是另外的话了。
㈣要长时期不断学习、吸取与消化
⒈不可能一下子学习完备,须有计划地加以安排,逐步实现
那么多学科知识是不是一下子能学习好呢?也不是,我们的博士生学习只有三年,是不是都掌握了有关知识,也不一定。有些博士毕业几年了,也还是要不断地补充知识,这是终身的事情。我90多岁了,20多岁就做这方面的工作,不断地学习,但是也不能说我的知识结构就已完备了。因此要下定决心,长时期不断地学习、吸取、消化需要的知识。像吃东西,一天几碗饭,如果不消化,几天下来就会生病,我们的胃很聪明,只吸取最需要的养分到血液里去,其他都排出体外。我们的脑子同样应该如此,我们读一百本书,里边留下来存在我们知识结构中的可能是少量的,但这少量的很重要。要读一百本书,就需要一定过程,有计划地安排好,比如我今年要读十本书,就有计划安排吸收哪一个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安排,不要被要读的书多而吓倒。
我也在不断地学习,这几天老师们讲课,我都很认真地听。这不仅是礼貌问题,实际上我也是来学习,这几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知识要吸取、消化,才能有用。有些同志买书摆在那儿并没有认真读。如《金枝》是一部很重要的书,它翻译出来时,我们很高兴,很多人都买了一套,我说7元钱买这两本书并不难,但要真正读完这两本书,而且有心得就不容易。像这一类经典性的著作一定要认真读,最好每年读一次,或者几年读一次,最起码也要认真通读一遍。
⒉在长期学习中,不仅是量的增加,而且是质的提高
书要广泛地吸取消化,书读多了,就可以发生从量的增加到质的变化,如我们对法术、宗教的知识了解多了,就可以有新的领悟,知识之间还可以互相贯通,到那时学问就自然上去了。
*本文节选自《对中国当代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原文刊于《民间文化讲演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8页。收入《谣俗蠡测──钟敬文民俗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