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重点对凤台县茅仙洞的道教、佛教
文化的
历史渊源做了探讨，并对该处
宗教文化对沿淮地区
民俗文化产生的
影响做了初步研究，提出对于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
民族传统文化，仍应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因势利导，兴利除弊，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维护和建设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不懈地努力。
凤台县茅仙洞是安徽省重要道教宫观之一。两千多年来，道、佛两家在茅仙洞交替主持，布道传佛，对淮河文化尤其是沿淮地区的乡风民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想就茅仙洞的宗教文化历史渊源及其对沿淮地区民俗文化的影响，做一点初步的探讨，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茅仙洞的宗教文化渊源
茅仙洞坐落在凤台县城西南约3.5公里处之三峰山西南坡之上，本是一座天然石洞。三峰山是八公山山脉的西端，地处淮水三湾，自然风光优美，而茅仙洞背山临水，风光更是优中之优，秀丽而幽静，为古“寿春八景”和古“下蔡镇八景”之一，也是新世纪淮南市人民政府命名的“淮南十景”之一，是出家人隐居或修炼的极好场所。
茅仙洞道教文化的发轫可追溯到西汉宣帝时期。据清《凤台县志》记载，汉宣帝地节年间（约公元前69——66年），道家鼻祖、老庄学派的忠实信徒、陕西邠州（今咸阳）居士茅盈从北岳恒山云游到此，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便在洞前结庐修行。后来，其弟茅固、茅衷亦因厌倦官场生活，且慕其兄修炼有成，便相携到此，“来栖下蔡西南山洞”（清•光绪《凤台县志》）。《中国道教基础知识》上也说：“茅氏三兄弟善医道，精药物病理，常行医民间，扶危济困，深受民众爱戴。”自此，兄弟三人共同在此学道修炼，采药炼丹，并为慕名而来求医问药的百姓治病疗疾，广结善缘，被当地百姓赞誉为仙人、神仙。由是人以洞居，洞以人名，茅仙洞的名声便开始在沿淮、江淮地区传扬开来。
据传，茅氏三兄弟高祖为东周末年名士茅蒙。蒙字初成，曾拜纵横家始祖鬼谷子为师，后隐于华山修炼，传说得道成仙。三茅曾祖茅偃仕于秦昭王。祖父茅嘉仕于秦庄襄王，及至秦始皇即位时，因其积有战功，死后，秦始皇命以相国之礼葬于长安之龙首山。父亲茅祚志在农桑，躬耕乡里，不再信奉道家学说。茅祚生三子，即长子茅盈，字叔申，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次子茅固，字季伟，生于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三子茅衷，字思和，生于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
据《中国人名大辞典》记载，茅盈“少秉异操，独味清虚，年十八，弃家入恒山修道，后隐句曲，人称茅君。“茅盈自幼便仰慕其高祖茅初成修道之风，18岁入恒山拜师修道，研究黄老之学及长生术，因此明于药性病理，精于医道。茅固、茅衷虽曾入仕，后因羡慕其兄茅盈修道有成，便弃官从道，来到茅仙洞。茅仙洞清天观主持、博陵道人崔宗轩先生（1907－1991，生前为凤台县政协委员）生前曾经撰文记述，现录于此，亦可供参考：
“凤之南，皆山也。内有双峰山一座，山之阳有古洞两穴，背山面淮。幽美林壑之间，筑有殿堂亭榭，其为茅仙洞古寺也。
西汉成帝（应为宣帝——本文笔者注）年间，邠州居士茅衷、茅盈、茅固三兄弟，无意于宦途功名，遍游山川，以访仙道至此，遂落户此山……开径凿石，辟路伐木，于洞穴之侧，筑草庵凉亭，且以姓名洞，茅仙洞于兹名传后世。其时荒草满山，藤葛悬崖，杳无人迹，惟鸦雀之来往，尽狐兔之腾跃而已矣。
后游人渐多，山林不安，茅氏兄弟迁徙江南句容，择深山而隐居，至仙逝彼山。”
茅氏三兄弟迁隐江苏句曲山后，分别隐于华阳、蓬莱、玉柱三洞之中，继续潜修，直至道成飞升。当地百姓遂改句曲山为三茅山，俗称茅山，并尊三兄弟为“三茅真君”：茅盈为司命真君，茅固为定箓真君，茅衷为保生真君，被后来的道教茅山派奉为祖师，立祠供奉。
道家学派信徒茅氏三兄弟在茅仙洞住持修行，可以说只是开创了茅仙洞道教文化的先河，但其文化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到了东汉末年，随着河北张角为首的“太平道”和西南巴蜀地区张陵为首的“五斗米道”的创立，宣告了我国道教的正式诞生。茅仙洞，也自然而然地成了道教的重要活动场所。而且更为有趣的是，随着佛教的传入，三国以降1800多年间，茅仙洞一直是道、佛两大教派信徒交替住持、修炼的重要场所，道士、僧人、尼姑交替司庙，很少有门户之争。
三茅之后，及至西汉末年，古印度佛教开始传入我国，并逐渐与我国传统文化与宗教习俗融摄贯通，渐次演变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宗教之一，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有关资料记载，大约在东汉中晚期，便有佛教僧人带两弟子来茅仙洞居住，从此便又开了佛教信徒在茅仙洞宣扬佛法的先河。崔宗轩先生遗文中也说到，此僧僧号长兴，他们来到茅仙洞后，看到这里风景优美，地理优越，便开始在茅仙洞洞外空旷地带建设庙宇，取庙名东林寺，并在庙内塑立佛像，设立道场，宣扬佛法。长兴和尚之后，约汉末三国之交，又有法名长修者女僧一人，携二女徒来住，易庙名为元同庵，继续从事佛事活动。
三国时期，吴国道士胡道兴师徒三人来到茅仙洞，改庙名为长兴观，茅仙洞正式成为了道教的活动场所。胡道兴道长在此排出道士辈分“道德通玄境……白谨宗诚信”共一百字。之后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有道长名李德兴者，师徒五人，来居观中，并易观名为隆兴观，道教活动更加兴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隋统一中国，前后三百多年。而这一期间，正是佛教传播、兴盛于中国南北之际，而茅仙洞却一直由道教主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茅仙洞道教影响之深远。
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后，茅仙洞道观后续乏人。此时又有女僧名长静者率徒来住，重修宫观，复庙名为元同庵，与其徒数珠诵佛，从事佛事活动。唐初，茅仙洞又换和尚来守，僧名修山，携徒二人，庙遂改称淮滨寺。中唐时期，有著名异僧道树入住，一时佛事兴盛，香火益旺。大诗人白居易与道树私交甚密，曾写过一首《寄道树禅师》的七律诗相赠。这首诗被收在2007年本人主编的《茅仙洞景区诗词选》中。诗中写道：“一山门做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从诗中所描写的景物、环境看，所指应该就是凤台的茅仙洞。另有中唐诗人杨衡的一首题名《游硖山寺》的五言诗写得更为具体、鲜明：“结构天南畔，胜绝固难俦。幸蒙时所漏，遂得恣闲游。路石荫松盖，槛藤维鹤舟。雨霁花木润，风和景气柔。宝殿敞丹扉，灵幡垂绛旒。照耀芙蓉壶，金人居上头。翔禽拂危刹，落日避层楼。端溪弥漫驶，曲涧潺潺流。高居何重沓，登览自夷犹。烟霞无隐态，岩洞讵遗幽。奔驷非久耀，驰波肯暂留。会从香火缘，灭迹此山丘。”
此后直到清末千余年年，茅仙洞皆为佛家净地。史料记载比较有名的有，宋代名僧长安，住持期间易庙名为淮山寺。宋尽元兴，此地又来女僧三人，师名清修，又改庙名为元静庵。明洪武年间，主持和尚法号觉灵，带两名徒弟永祥、永庆在此落足，修复殿堂，额题古硖石寺。现庭房窗旁墙上，尚嵌存有明代凤台诗人张軏题诗石刻碑记一块。张诗写道：“石磴盘空入翠微，竹林疏处见禅扉。云封松顶鹤归晚，草刺山溪客到稀。百尺老藤悬峭壁，千年古洞依斜晖。方袍尽日闲无事，檐下穿针补纳衣。”可见当时佛事活动之一斑。
清末光绪年间，茅仙洞佛事衰微，道教活动再次复兴。光绪17年（1891年），全真派龙门正宗道士葛明兴、金大椿、谢宝胜三人及徒子李至高、童至方等，来此苦守经年，化缘募捐修建地藏王殿。光绪20年，又铸八卦钟一口，重达千斤，现仍置于青天观院中。后谢宝胜清修不坚，尘心萌动，还俗投军，因屡立战功，官至南阳镇总兵，节度河、陕、汝军事。期间曾捐银重修茅仙洞三仙楼，有碑记载此事。
民国24年（1935年），道家苏理纯、苏宗善广结善缘，化钱筹资，重修庙堂，更道观名为清天观。于兹时，胡里生、范宗兴、崔宗轩等道徒先后入观。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宗教政策不断得到恢复、落实，茅仙洞的道教受到重视。1950年，苏宗善继任茅仙洞清天观道长，1956年出席安徽省政治协商会议，1957年夏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理事。1991年，道长纪修诚被选为安徽省道教协会副会长，道士李成义被选为常务理事。1993年被评为全国先进道观，道长纪修诚被评为先进个人。道观亦得到修整，面貌较之解放前大为改观。
二、茅仙洞宗教文化对沿淮地区民俗文化的影响
道家和道教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东汉末年以前的道家学派，信奉黄老之学，在思想理论上都以“道”作为最高范畴，主张尊道贵德，效法自然，以清净无为法则修身治国。而道教则是在秦汉黄老道家理论的基础上，吸收古代神仙家的方术和民间巫术鬼神信仰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实体。道教的宗旨要义，是企图通过“道”的教化，通过精神、形体的修炼而脱离尘世，“得道成仙”。
佛教大约是公元前2世纪由古印度传入我国的，本已支派纷呈，传入我国后，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又分成了若干宗派。各派教义宗旨虽有所区别，但万变不离其宗，佛教的基本主张主要包括：善恶因果报应论、生死轮回论，以及三世说、即身成佛说等，劝人向善，戒杜恶行，行善积德，忍让恭行,以求解脱（涅槃）。
两千多年来，茅仙洞道、佛交替，香火绵延，双方教义主张相互交流、碰撞、融摄、互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宗教文化景观，同时对沿淮地区社会民俗文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直到今天。其中有不少宗教遗风、社会习俗，已很难严格分清是属于道教还是属于佛教。笔者粗略考察，在当今社会，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宗教崇拜风气复苏。解放前，由于以茅仙洞为中心的道、佛两教文化的辐射影响，沿淮地区的民众对道教和佛教是非常敬畏和崇拜的，这从各地的宗教活动历史中可见一般。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破坏，宗教被片面地等同于一般的封建迷信，被视为“精神鸦片”，各地道观、寺庙遭毁坏，宗教从业人员遭批斗甚至被强行遣散、还俗，人们是谈教色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多元化变革，以及党的宗教政策的调整、落实，在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破除了个人迷信和“左”的思想禁锢，人们的思想已从单一的对某一种理论和学说的信仰、崇拜，而变得活跃、多元，对宗教的敬畏与崇拜意识的复苏与回归，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对宗教的敬畏与崇拜意识的复苏与回归，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民间，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一般而论，官场干部与知识分子群体中，人们对道教的崇拜意识要强一些，有些身居领导岗位的公务员，往往爱在办公室里悬挂一些反映道家或道教修身养性、节欲自持、淡泊人生的字画作品，以明心志与自励；还有些人为了职位升迁，甚至偷偷地请阴阳先生看祖坟风水，找一些所谓占卜“大师”抽签、算卦、看相等等，以卜官运。诸如此类，都是明证。而在民间，在普通百姓人家，人们则对佛教的善恶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以及神仙鬼妖之说敬畏意识要强一些。有资料显示，当前沿淮地区一些县、市的信教群众，一般都在三、四万或四、五万人以上，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县、市，有的信教群众人数竟高达10万之众（这些数字也包括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人数）。而民众中具有宗教崇拜意识者，就不是数字所能统计的了。在后面的行文中，都将涉及到这一话题，这里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
二、恢复和新修道观、寺庙之风成蔓延之势。宗教崇拜意识复苏回归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各地恢复和新修道观、寺庙之风的悄然兴起且成蔓延之势。这种现象虽与各地重视旅游业和旅游经济发展有关，但个中亦难排除人们对传统宗教的怀念与依恋情结。笔者调查，人口仅为60多万的凤台县城乡，除茅仙洞外，近几年恢复和新建的寺庙、道观就有12处之多，其中道观1处，佛寺11处，而新建的就有5处之多。在恢复的道观、寺庙中，规模比较大并有僧尼或道士主持的有淮南市八公山风景区里的白塔寺（佛教），淮南市潘集区的清明孤堆寺（佛教）；寿县城里的报恩寺（佛教）和四顶山上的四顶奶奶庙（道教，碧霞元君）；蒙城县的庄子祠（道教），小涧镇的九鼎灵山寺（佛教）；颍上县迪沟开发区的竹音寺（佛教），怀远县的禹王宫（道教）等等。新建规模较大的寺庙有凤台县李冲回族乡毛冲村外号人称毛神仙的毛传文所建的龙锦寺（佛教），淮南市毛集试验区农民公园里所建的明德寺（佛教），以及颍上县八里河风景区里所建的白雀寺（佛教），等等。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凤台县李冲回族乡毛传文所建的龙锦寺，规模宏大，气势壮观，胜过茅仙洞道观建筑，所花数百万元资金，全由毛传文个人出资和社会人士捐助，毛集试验区农民公园的明德寺耗资百万，也基本上是当地农民集资捐建。据凤台县宗教局的负责人介绍，该县一些乡镇领导人对辖区恢复或者新建道观、寺庙的事宜一般都比较热心，当地老百姓也大都持欢迎、支持的态度。
三、庙会已成为一种新风尚。庙会亦称庙市，自古有之，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一般都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故而称作庙会。庙会期间，除了进行集市贸易和物资交流外，更多的则是善男信女到宫观、寺庙里烧香礼拜、祈求神明、降恩赐福、消灾避祸，保障一方平安。按古风惯例，现在茅仙洞的庙会仍然是每年举行两次，第一次是农历的二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诞生日），第二次是农历的七月三十日（地藏王诞生日）。茅仙洞庙会起源于何时现已无从考证，但说其历史久远，恐不会有多大的争议。每次庙会都是盛况空前，山上山下、道观内外，有朝山送香火的，有许愿还愿的，有做小买卖的，也有游山玩水、看光景凑热闹的，可谓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足有四、五万人之众，最多时可达10几万人，搞得当地公安部门都很紧张。这些赶庙会的人大都来自方圆几百里范围内，包括淮南、蚌埠、阜阳、六安、凤台、寿县、怀远、凤阳、长丰、霍邱、颖上、利辛、蒙城等市、县、区。
由于茅仙洞庙会的辐射影响，自古以来，沿淮地区城乡庙会风气就很盛行。近十几年来，不仅在凤台、寿县及淮南各市区，包括周边市、县，凡乡镇集市，不管旧时有无道观、寺庙，每年春节过后直到清明前后，一般都有庙会举办，时间少则两、三天，多则六、七天。而且多数都是乡镇政府出面，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和各类商贸活动，有条件的乡镇还进行一些招商引资活动。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参与民众少则万余，多则可达10多万。如蒙城县城西马集镇有个鹤庵（佛教），每年举办两次庙会，每次人数都有10多万人参与。怀远县的禹王宫庙会，每次举办，参与人数也在10万人以上。当然，如今的庙会性质已与旧时有很大的不同，多以官办为主，经贸为主，文化活动也较为健康，但仍有相当多的民众自发性的宗教活动参杂其中。
四、占卜算卦之风盛行。占卜、算卦、看相、求签等民间信仰习俗与道教渊源深厚。茅仙洞至今仍有一些人每天在山门外摆设卦摊，从事占卜算卦活动，而在其三清殿内，亦有道观道徒手持签筒，劝说香客和游览者抽签问事，占卜吉凶祸福。这一民间信仰习俗在沿淮地区尤为流行。无论在淮南、蚌埠、阜阳等市级城市，还是在广大的县城、乡镇的街头巷尾，以及一些风景名胜、旅游景点，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能看到占卜、算卦、看相、求签的摊点。笔者曾访问过一些从事此类职业的人员，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拥有了“某某协会”会员、某某研究会研究员的头衔，取得了从事此类活动的资格。当问到其中一些人的从业动机时，他们竟毫不掩饰地说：“没办法，总得混口饭吃吧。”1991年淮河大水灾期间，笔者当时在凤台县政府负责民政救灾工作，曾到西淝河一带灾区住过点，有几个重灾村青壮年大都跑到南方，搞类似抽签摇卦式的“鸽子叨铁”之类的小把戏，以此讨点钱财，以度灾荒。
五、在一些偏僻乡村，巫婆、神汉行医现象仍时有出现。此类人往往都是打着“某某大仙附体”、“某某神灵转世”为托词，为求医者画符、烧香、焚纸、念咒语，让病人吃灵丹、喝仙水，而且往往还被群众传说得灵验无比，神乎其神，惟妙惟肖。与旧时代巫婆、神汉行医不同的是，现在这些人都很机警，当他们发现病人确有重病时，也会告诉病人亲属，说病人的病不是“外科”，劝他们送医院治疗。但他们也有失手的时候。前年淮南日报就曾报道潘集区某乡村有一少女生病，因家长迷信巫医邪术，延误了医治而死亡。
六、另外，在沿淮地区，旧时代民间流传下来的祭灶、求子、许愿、还愿等等带有明显道、佛宗教色彩的乡风民俗，现在仍很流行，特别是祭灶，俗称过小年，送灶王爷上天述职。现在每逢春节将至，街头小贩卖的年画中就有这方面的内容，并且还在灶王爷画像两边题上诸如“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之类的对联。还有在婚、丧、嫁、娶、吃腊八粥、建房破土、出门远行等事项中，亦有一些带有浓重宗教色彩或影响的仪式与做法，已经在人民群众中约定俗成，深入人心，很难随着某一时期社会政治、思想以及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即时变革。
三、结论
综上所述，两千多年来，由于茅仙洞道、佛两教的交替驻守，香火绵延，以及茅仙洞所处的特殊而又优越的地理位置，其宗教文化对沿淮地区民俗文化的影响，的确是非常浓重而又深远的。依目前的情势而论，这种种影响既有正面的积极的因素，也有负面的消极的弊病。从正面来看，道家的尊道贵德，效法自然，以清净无为法则治国、修身，以及道教的天人合一、修心养性、养生健体、扶正祛邪等等主张；佛教所宣扬的善恶因果报应论、即身成佛说，以及劝人向善、戒杜恶行、忍让谦恭、行善积德等等教义，对于人们自觉加强身心修养、净化心灵、去恶从善、乐善好施、扶贫济困，以及培养礼仪文明行为，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构建和睦家庭、和谐社会，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从反面来看，两教中天然存在的唯心论、宿命论、鬼神迷信、消极避世等非理性理念，尤其是千百年来两教传承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些旁门左道、歪理邪说，对人们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对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规范和健康向上的志向、情趣，无疑也将产生不良的影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2009年第六期《求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思想多元特征明显 意识形态面临挑战》的文章。文章指出，当今，“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随着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各种思想文化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相互激荡、彼此碰撞，这一方面有利于学习借鉴世界有益文明成果，另一方面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文章同时分析了“国内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特征更加明显。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思想意识日益活跃，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在主流思想舆论进一步巩固的同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有所滋长，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舆论时有出现”的严峻形势，明确提出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繁重任务。笔者以为，刘云山部长的分析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当前，对国家文化安全和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的，不仅有外部的因素，而且也有内部的因素。内部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新的形势下，民族传统文化中某些糟粕文化与垃圾文化的死灰复燃与民间蔓延。因此，对于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我们仍应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各级党委、政府要正确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特别是宣传、文化等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要注意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因势利导，兴利除弊，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维护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不懈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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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中国道教基础知识》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1月版
②《中国佛教基础知识》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1月版
③《淮南市志》 黄山书社1998年12月版
④《凤台县志》 黄山书社1998年8月版
⑤《八公山志》 黄山书社2007年8月版
⑥《州来古今》1——6辑 凤台县政协编辑内部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