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斗牛的起源与农耕[1]
钟敬文
要明白一种习俗的起源之时代及意义等，不可不从社会的观点去加以检讨。因为人类的文化，无论是物质的，抑或是精神的，它的产生与流行，都可以从社会的环境上找到正确的解答。风俗、习惯，自然没有例外。
尼登教授曾有一则谈论民俗起源的话云：
民俗起于不知不觉之中。人与人相接触之后，民俗自然产生。……我们推求民俗的起源：最初是偶然有人做了一件事，得到成功，以后旁人复仿行之，也成功了。因此仿效者日益加多，久之成为民俗。民俗既经成立，便觉得非这样去做不可。……
假使我们相信这个持论的话，那么，一切民俗，差不多都是没有它所应诞生的理由的。它的产生，只由于某人的偶然动作。它的流行，也不过仅由于模仿的成功，而不是另有需求的客观性和可能性。这种观念论者的解释，是很难于正确地把握“事物的真相”的。反之，我们另看看从社会学观点出发的学人之意见吧。例如马哲民氏说：
风俗是由某种生活环境常常发生的一种关系的行为之形式，而又以之支配一定社会人类的内心行为，所以它虽不是法律、道德等规律，但亦带规律的性质，是人类行为自然形成之“典型”[2]。
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力所形成的社会生活之下，人类生活的形式，本与之相适应。由一定的生活形式，便决定一定的风俗。等到社会变化，风俗亦不得不随之变化，这是一个定律。
这里所引的两小段话，虽然很概括，很简略，但我们觉得它对于人类俗尚的产生及其性质、变迁等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斗牛，是民间娱乐，是一种流布于世界各地的颇有力的风俗。我们倘要把它看做一种在不可知的时代中，由于偶然一些人的高兴，而被倡立了的（它和那产生着它的时代的民众之物质生活及其一般的精神状况，是毫没有关系的），这便不用说了。我们如果不满足这种偷懒的解释，那么，进一步把它所产生的时代及原因细探出来，这是必要的，而且是富于意义的吧。
我以为西班牙式的斗牛，与中国式的斗牛，是产生于两种不同的经济背景之下的。前者是狩猎时代的产物，后者是农耕时代（或兼畜牧时代）的产物。前者的目的（无论是自觉的，抑或非自觉的），在演习着人类对于兽类（牛）的征服能力，或对于实际劳动——狩猎野兽——模仿的游戏。后者则在致使或比赛那于初民生活有迫切关系的生物（兽力的奴隶）之体力的壮健，当然同时在表现上不免带着一些宗教的意味。
要详细地阐明这个问题（单指后者——即中国式的斗牛与农业的关系），我们不能不作下列数点谈述[3]。
第一，我们先来探问这个颇像有点迂远的问题：中国的农业时代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据旧史所说，伏羲开始教民畜牧，到神农时代，便发生了农业。但这种时代，现在学者多承认它是“神话及传说的时代”，虽然其中不无包含着许多事实的影子，但其“时间”及“人物”都是缺少可靠的确定性的。并且这种人物和时代，只是当日某一个氏族或部落的呢？还是真如我们后代史家所想象的那样，主要地属于我们全民族的原始祖宗及原始时代的呢？这也是很大的问题吧。
倘转到比较可靠的材料上检查，则在商朝末叶[4]，他们尚是“一种粗耕的、兼田渔游牧的经济生活的民族。”至于农业上用兽力（在中国大都用牛，所以“犁”字以“牛”）的事，据近年国内学者的考究，同得到“开始于周代”的结论[5]。这大约是颇靠得住的吧。
第二，要谈谈牛在我国过去被注意及敬重的情形。如我们所知道，牛，这种驯养的动物，因为它与人类生活之关系，所以它在许多民族间多曾被虔敬地重视过。例如古埃及与印度的先民都达（Todas）对于牛的崇敬之忱，真是达到极点了[6]。
中国古代对于牛的注意和重视，在文献上是颇不贫乏的。例如，仅从文字上看，凡牛之雌雄、牛岁、毛色、行动、鸣叫等，皆有特定之字（参见许慎《说文解字》卷二）。此外，如万物的“物”字，告诉的“告”字。皆从牛得其义，可想见我们古代祖宗的生活和牛类关系的紧密了。
像古埃及或现代许多文化落后的种族那样崇奉牛神的事，在我们中华民族，似尚未见有此种较显著之文献的发现。但对于牛的尊敬的情绪，直到现在，在村落及小沛镇的人们的头脑中，是仍然相当地保存着的。《礼记·月令篇》有“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气”的话，可见后来所举行的“迎春”的隆重典制（汉唐以来，“土牛迎春”，为朝廷及地方之重要典制。见《续汉书》李涪刊误等），它的来源是极古老的了。又《王制篇》云：“诸侯无故不杀牛”。注云：“冶者，民之命，牛植谷，故王制禁杀”（现在乡间还有以杀牛为罪恶的。这恐是混合了原始农业社会思想及佛教的“好生观”的结果）。从这些断片的材料中，以考古代农业时期，对于牛这种牲畜的重视当不是全无一点把握的吧。
第三，关于牛的性格，我们也想顺便说点话。如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的家畜，在原始时代，都是“野生”的。人类至了驯养野兽的成功，在文化史上便开始了极光荣的记录。据考古学者们的探究，到新石器时代，才有人类驯养动物的遗迹。而在几种被人较早豢养的动物之中，牛类便是其一。
不错，牛在许多被豢养的动物之中，也算得上是极驯服的。但它终是动物——由野兽变成的家畜动物，它不免有“野性”迸发的时候。《说文》“？”字训“触”，“告”字训“牛触人，角著横木，所以告也”。又《周礼》有“封人掌……饰其牛牲，设其奔衡”的语句，杜子春云：“？衡，所以持牛，令不触人。”[7]由这些看来，牛类常有发作野性的事可知。关于牛斗的文献，如辛谠的勇持斗牛之角（见《唐书·辛谠传》），崔安潜的爱看它们竞斗的姿态等（见《北梦顼言》），都不是什么很特殊的事例。
第四，不妨提一下文化荒野幼稚的种族，他们的游戏娱乐与禽兽的关系。因为人类早期的生活（狩猎的、畜牧的、农耕的）与动物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因之反映在他们文化上的物事，也不能不以这为主要成分。原始民族以及一部分开化较迟的民族（甚至于文化已经很高的民族），他们的娱乐——日常或定期的娱乐，以禽兽（尤其是兽类）为对象，是非常普通的事。各民族的戏剧及踊舞，其起源及扮演，很多是以兽类的动作等有相当的关系的。随便举点例子，如古希腊人“春祭”时饰马尾、效牛鸣以娱神，印第安人等有饰小羊惧狼以诱水牛来救的简单戏剧（见克尔沃唐（Chlverton）的《论艺术之起源》），日本人的狮子舞（见西村真次教授《文化人类学》第三章第八节），澳大利亚人的蛙蝶舞（见格罗塞（E. Grosse）博士的名著《艺术的起源》第八章）等。我国有些地方每到了旧历新年常有弄麒麟、狮、象等娱乐的事[8]。
至于直接以禽兽之类为戏的事，更是各民族所习见的。印度人的玩蛇（见松村松林博士的《惊异与神秘的生物界》等著作），马来人的斗鸡（见《马来半岛土人之生活》），土耳其人的斗公羊（见英人密林根（Milingen）氏所著《土耳其》），以及中国人的斗鸡、斗蟋蟀、玩猴于及绵羊等，都是好例。
以上我们把阐明本文要旨所需要交代的话一一述过了。在此，我们要来简切地结束了本文的主要论点。
大约当我国已进入犁耕的周代，某地方的民众为了要使他们的经济生活所深重地依赖着的家畜（牛）之体力增进健壮（或彼此要竞较它们的壮健），所以在秋收之余或将从事于春耕之时，大家乐于赶着正在隆重地举行祈谷或报赛典礼的际会，兼行这种角斗的比赛。在“为生活”的实利意义之下，他们藉此娱神并以此自娱。
这种风习，自发生至今，为时已约二三千载，原意当早被忘却（至少忘却了一部分），表现的方式也有不少“变本加厉”之处。但我们倘加以精细的考察，它的起源的时代及原因，并非怎样难以捉摸的。
普列汉诺夫曾经这样说过：“我们毫无什么能力可以说在他们的生活上（他们，指文化上未开展的原始人），游戏比维持生活所必要的活动，占着更大的意义”（见普氏所著《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一文）。这是我所以要把现在尚保存着农业风的金属社会中的斗牛风俗，解释为起源于远古初进犁耕时代，与当日民众实际生活有迫切关系的娱乐之理由的说明。
1931年6月2日作于杭州
[1] 节选自《金华斗牛的风俗》，引自《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
[2] 见马氏所著《精神科学慨论》第八章。
[3] 一切宗教（原始人的自然在内）的产生及作用，并不像玄学家所想象的那么神秘奥妙，它和人类的物质生活是有拆不开的深密关系的。不过，它穿了一件看似奇特的服装表现着罢了。所以斗牛的习惯（其实，民间的许多习俗亦然），带着宗教的意味，不但不妨碍它与实际生活的密切性，并且可说反足证明这一点。
[4] “可靠的材料”指河南安阳小屯出土的甲骨。关于殷墟的时代，罗振玉氏云：“安阳之墟，为武乙所都，殆无疑义，”（见罗氏《殷墟员卜文字考·考史篇》）。
[5] 引语见程仰之先生所著《殷民族的社会》，刊于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十六期。参看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6] 古埃及人最崇拜牝牛及太阳，以牝牛为天神（参见酒卷芳男氏的《历史以前》）。都达人所尊敬神圣的水牛，饲育于榨乳僧。榨乳时，皆须行极严重的礼节。详见斯泰尔氏《异域的人民》第二四章。
[7] 《庶物异名疏》云：“郑玄调‘？’设于角，‘衡’设于鼻，如？状。释之如？状者，汉时有置于犬之上，谓之？，故举以况衡。”
[8] 据我所知，广东、浙江等省，皆有此俗，又元宵儿童的灯会，其灯形模仿各种动物。纸鸢亦然。
(来源：钟敬文著：《谣俗蠡测──钟敬文民俗随笔》，
巴莫曲布嫫、康丽编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