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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重刊《北平风俗类征》:谣俗蠡测十四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1-05 15:05:39 / 个人分类:谣俗蠡测:钟敬文民俗随笔

·谣俗蠡测·

 

  十四 重刊《北平风俗类征[1]

 

       钟敬文

 

  我国古代记述风俗习尚(特别是关于岁时的)的文字,产生相当早,在先秦、两汉的文献里就有了。但是专门记载一地区或全国这方面文化资料的书籍,却似乎到汉、魏之后才涌现。象大家知道的梁代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就是显著例子。六朝以后,有隋代的《玉烛宝典》、唐代的《岁华纪丽》及宋代的《岁时广记》等。到了清代,这类著述就更多了,如《杭俗遗风》、《清嘉录》等就是这方面比较流行的书籍。

  我国过去记载风俗、习尚的著述,从所记的内容看,约有两类:一类是单记岁时活动的,如《荆楚岁时记》,就是这一类的始祖;另一类是概括地包含社会风习的多方面情况的,如《杭俗遗凤》就是这一类的例子。这两类著述所取材的地域,有的限于某一地区,有的却是包含许多地区的。后者如二十年代胡朴安编纂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就是例证。

  从这类著述的写作方式看,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编者自己写作的,如宗懔等著述,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另一类是类书性质的,即汇辑别人的记录而成的,如《玉烛宝典》等都属这一类。这后一类的形式,是比较多见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于一般社会科学,特别是民俗学(包括民俗志)、民族学(包括民族志)等的兴起,记录民间风俗、习尚(包括民间文学、艺术)的文章比过去热闹得多了,编辑成专书出版的也常出现了,如《苏粤的婚丧》、《潮安年节风俗谈》和《中国新年风俗志》等(至于出版的民间歌谣集、民间故事集等,那就枚举不尽了)。从我国这门科学发展的历史看,这正是——个近于丰收的季节。

  李家瑞先生编纂的《北平风俗类征》(1937),可说是这种时代风气影响下出现的一种产物,但它又是一部具有自己的特点,并且具有自己的优点的风俗学述作。

  首先,我们觉得这部书的取材是相当广阔的。全书上下二册,共数十万言,所援引的书籍、期刊多至400多种。把北京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近数百年来有关的文献资料差不多都网罗在一起了。跟它比较起来,那位清初著名诗人兼学者朱彝尊所主编的《日下旧闻考》中的有关风俗部分,就显得怎样寒伧了(自然这里面包含着辑录时代的先后一类的问题)。明清两代记述的北京风俗的专书也不是没有,如《燕京岁时记》等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但是它是单记岁时活动的,而且篇幅也很有限。在李家瑞先生这部书里,把北京风俗分为12类(连卷未“杂缀”计算在内,共13类),单就第一类“岁时”,就占了120页。所收罗的繁富,可以推见了。

  其次,这书丰富的资料中,明显地包含着多民族的传承文化的成分。汉民族本来就是由许多各自独立或半独立地存在着的部落、部族长期融合凝聚而成的。但在他相对地形成后,又与周围的一些部落或民族不断融合,各民族的文化逐渐交融在一起,或暂时并存在一个地区的集团生活中。这种融合或暂时并存的情形都相当明显他表现在这本汇集了数百年来(自辽代到清代)各族所遗留的文化足迹的记载里。这不但对于汉族近世北方民风习尚的形成和状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就是对于一般不同民族间民俗乃至整个文化的混合、演变过程规律的探索,也提供了很有益的事实例证。

  再次,这书里的资料,有力地说明风俗现象的民族性和阶级性。自原始共产社会解体以后,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历史的传统和根据共同语言、地域及文化上所表现的心理素质等原因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和继续,它在关及广大民众的生活、思想、感情的风俗习尚上相当长时间地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共同性。自然,它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域,也有差异、演化和变革。但却不能否认,它的这种相对稳定的共同性。在长期对立的阶级社会里,各种文化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自然,由于各种外在原因和各种文化自身的特点,这种烙印有时是很直接的、显赫的,但有时是比较间接的、隐微的。尽管如此,任何一种类的生活文化现象,在阶级社会里,要不带一点这种烙印是不可能的。在一个民族里,风俗习尚,是与人民各方面社会生活血肉相连的文化现象,在性质上它既是民族的,又是阶级的。北京是长期各民族聚居和相互混合的城市,又是各代地主最高统治者及其成员居住的城市(当然同时它也是被统治的中下层人民所聚居的城市)。在具有这样社会历史情形的地方,那两种性质(民族性与阶级性)都表现得很清楚。关于前者,中国北方广大农民的风俗也以同样或大致相似的形式在这里出现,例如填仓、龙抬头之类。关于后者,最明显的如好些仪式、习尚,是上层阶级产生和流行的,跟普通人民的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也有些风俗差不多是上下共同奉行的;但是,由于资产的贫富、身份地位的高下,同一风习,具体作法却显然不同。它像镜子一样,反映出他们截然不同的各自的社会阶级地位。在这方面,这本书里的记录(特别是后者对比的记录),是具有贵重的阶级社会文化史料的价值的。

  这部类书式的风俗学资料书,它所具有的特点和优点,如果我们要仔细往下探求,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是,我想仅就上述这些,已经足以说明它的价值并不寻常了。

  像这样一部书,它在学术界和一般社会上当然不会是没有相当用处的,现在我们试简略举述几点:

  (一)对于研究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近世文化)的参考作用。关于我国历史的文献是相当丰富的。这些数量巨大的史料,由于它本身存在着种种情形,它的应用价值并不一致。总的说来,它的价值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它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关于过去占人口绝大多数,并为社会的脊梁的广大民众的生活、文化和思想、感情的史料记述得太少(从那些著作者的出身、经历和当时学术气候等方面看,这种情形,并不是怎样不自然的事)。即使是记述民族风俗、习尚的书,也往往偏重在上层社会的活动。例如陈元靓所编纂的《岁时广记》那样份量不小的书(40卷),所记述的风俗行事,就有不少并非那时一般老百姓所共同奉行的。从文献上看,我们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并不能说太少,但真正属于广大人民所共有的(换一句话说,够得上称为“民族的”),实在也不太多。从这点看,李家瑞先生40多年前所编纂的这部书,就一个地方的风俗习尚搜集到这样丰盛的记载是很不容易的(这当然有客观的原因,即关于北京的文字记录本身就比较丰富)。大家知道,风俗习尚,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要撰写一部比较名实相符的民族文化史(或北京文化史),没有这个部门的叙述,至少是不完整的,是一个“缺典”。这样说来,我们就可以正确判断这部书对这方面学者的研究和著作所具有的意义了。

  (二)对于建立和推进民俗科学的作用。民俗科学(风俗科学)是比较年青的学问,却也是富有生命力的学问。我们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决不能忽视或轻视这个科学领域。前几年,我国中央社会科学院把民俗学和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一同列入全国研究科目的规划中,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这门学科,从体系上说,除了关于它的原理研究和历史的整理、记述之外,还应该包含这方面科学史的整理和叙述,以及方法论的探讨等方面。这种学问不但具有一般重要的科学意义,而且它还具有比较广泛和复杂的科学领域。今天世界上许多科学比较发达的国家大都有这方面的研究,以及有关的实物收集、整理和展览等活动。从学问本身的研究领域说,也大大地扩展了。我们是这方面资料极富有的国家,而且有明显地保留着那些比较原始状态和发展、递变痕迹的可贵史料。但是,我们在这门学问的研究上,不仅起步较迟,中间还走过一段曲折道路。现在正在乘强劲东风,加倍奋勇前进。对于这项工作,这部书所能贡献的东西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有助风俗史的探索和记述;其次,它有利于我们这方面的一般原理研究;再次,对于这方面资料学的探讨、研究,也不是无所裨益的。总之,它在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整个民俗学的研究中决不是一部等闲的书。

  (三)对于风俗改革工作的协助作用。现代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前世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的社会形态,从古老的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会形态。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国内各民主阶级(特别是工农阶级)的共同奋斗,终于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崭新的中国。30多年来,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现在全国上下正在为建成四个现代化和两个文明的伟大目标而并力前迈。这是一个激烈的历史性的社会变革时期!从经济、政治、法律、家庭的各种社会制度以及伦理、风俗、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都起着变动。这种变动,象海洋里的水,从海底直波动到海面,既广阔而又深湛。风俗、习尚,不仅是社会现象的一个相对独立部分(包括所举说的婚丧礼俗、岁时行事等),而且是广泛地普遍存在于社会所有现象的各部门的。生产方面有风俗,法律方面也有风俗,伦理、宗教方面同样有风俗、习尚。像这样的社会文化事物,在我们社会历史性大变动的漩涡中,怎么能安然不动呢?单就我个人在北京居住的一点经验来看,也可以明了我们当代社会风俗变化的急剧。随便举点小例子,如中元节北海的放荷花灯,中秋节的卖兔儿爷像,或一年一度的厂甸春市,……这些风俗在刚解放时还存在的,现在已经属于历史博物馆的事物,或属于历史上的记载。现在20岁以下的年青人大都已经不知道它了。至于随着社会变动新产生的风俗、习尚,那就更多了。总之,在这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的时间中,北京一隅,在风俗习尚方面就起了如此重大的变化,整个国家这方面的变化情形也可以想见了。

  在我们这样的时代,风俗的急剧变化是自然的。但是,自然的变化(包括新生的东西),大多数可能是合理的,有些可能不一定合理。为了有计划地有根据地改变广大人民的风俗习尚,除了根据我们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之外,我们还要依靠风俗科学的理论知识及历史知识,必须对实际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严肃的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否则,鲁莽从事,未必能收到应有效果,甚至会产生意外的不利。在这种意义上,象《北平风俗类征》一类内容丰富的资料书(尽管它的采集地仅很于一隅),无疑是能提供有益的助力的。因为在这些风俗资料里,体现着某些风俗变革的规律,和使变革有利于人类社会文化进步的例证。这正是这部书的刊行一定有裨于现实生活和文化建设的一点。

  上述三点,是这部书比较重要的科学的和现实的作用。此外,当然还有其它种种作用,如对于来北京的外国观光者(特别是其中的学者们)提供一定的地方风俗、历史知识;又如对于国内一般知识分子(包括史地学者在内),它也是一部有益处和有趣味的书。关于这方面的话,我就不再一一絮说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像不少有价值、有用处的著作一样,跟它的优点、长处一道同存着,也不免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李家瑞先生这部编纂和出版在40多年前的资料书,也不是没有缺陷的。由于编纂者的世界观(包括他的学术观)和专业才识等的限制,他这部著述,在分类、选材等方面都是有值得商榷之处的。同样使我们感到不满足的,是缺少一篇运用本门学科知识(我们姑且不对他要求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所辑的大量、庞杂的(同时也是有价值的)资料,进行客观分析和综合,写成一篇比较有份量的“导言”。这种工作是学术界的读者所希望,也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资料书的编著者所应该给予的(他是过去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该书也是以这学术机关的名义出版的);同时,这部书里丰富的材料是能够提供这种探讨的便利的。但是,编著者却把这个任务留给了后来人。我们在郑重指出这不足之处的同时,也希望同志们能够在接受、消化他的贡献之余,立志为他填补这种学术上的缺陷(写出关于它的有正确观点和科学分析的评论文章),或进一步由自己编著出更为圆满的同类的书来!

  最后,我想对热心重刊这类风俗、史地资料书的北京出版社说几句话。该社在“文化大革命”前,已陆续出版过《长安客话》(明代蒋一葵著)、《帝京岁时记胜》(清代潘荣陛著)及《清代北京竹枝词》(孔尚任等著)。近年来又重刊了《帝京景物略》(明代刘侗等著),现在又要重刊这部现代人编纂的《北平风俗类征》。做为一个北京地区的出版社,这种书物的刊行,固然同自己所承担的任务有相当关系,但是,他们肯于再三印行这类书,也正说明他们在出版计划上是比较有远见的。它对于今天正在广泛展开的民俗科学活动(包括搜集、研究、展览和出版等),特别对于我们这些多年从事这种学问的人,是一种及时的恩物。不消说,是应该表示欢欣和感谢的。今后,在出版方面,希望他们能再接再厉,更多提供同类的书物。它对我国学术文化的提高决不是无关重要的。在这里,我表示一点虔诚的心愿。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于北京西郊

 

  [1] 原文载于《燕都》,第五期,1985年10月。

 

来源:钟敬文著:《谣俗蠡测──钟敬文民俗随笔》,
巴莫曲布嫫、康丽编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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