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锡伦：《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学》

《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学——车锡伦自选集》
自序

　　這本論文集取名《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學》。在此，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對中國「民間文學」的認識。

　　中國文學藝術有數千年不間斷的發歷史，其中的文學大致由三部分組成：作家文學、民間文學、通俗文學。作家文學是作家按照個人（或「流派」）的文學理念，刻意創作的文學，其創作和流傳主要是書面的形式。民間文學是大眾的文學，其創作和流傳主要是口頭的形式，創作和傳承者主要是民間藝人（包括故事家、歌手和民間演藝人員），但大眾都可以參與民間文學的創作和傳播過程。通俗文學是介於作家文學和民間文學之間的文學，其作者（編者）大都是不被納入正統文學「作家」之列的文人，其創作和流傳主要是書面的形式，作品的特點是「通俗」。明、清時期，印刷業普及，出版商大量出版了此類通俗文學作品。其中既有可列入世界文學之林的偉大作品（如長篇通俗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也有大量媚俗的爛汙之作。作家文學和民間文學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主體；作家文學、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三者之間有密切和交叉的關係。比如清蒲松齡（1640-1715)的文學創作：他的詩文屬於正統的作家文學；他的《聊齋志異》是古代文言小說創作的顛峰之作，其中許多又是記錄、改編的民間故事；他模仿民間小曲創作的《聊齋俚曲》（14種）是通俗文學，其中部分作品也流入民間口頭演唱。由於中國古代記錄文學作品的書面文學語言有「文言」和接近口語的「白話」、乃至「方言」之分，因此，不能只用文學語言的「雅」和「俗」、是否用方言來作為區分現存作家文學、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作品。比如《紅樓夢》是曹雪芹用白話創作的作家文學作品，現存最早的「虎（狼）外婆」型民間故事《虎媪传》是用文言記錄， 署名「过路人」编著的通俗小說《何典》 是用吳方言書寫的，蒲松齡的《聊齋俚曲》用的是淄博方言。

　　「俗文學」是現代日本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提出的概念。 鄭振鐸先生借用了這一概念，他在《中國俗文學史》中提出：俗文學「就是民間的文學，就是大眾的文學」，並提出俗文學的六個「特質」。我基本認同鄭振鐸先生的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認為「俗文學」和「民間文學」兩個概念可以通用。在區別於占主流地位的中國民間文學研究 、體現被視作「俗文學學派」研究的特點時，我多用「俗文學」這一概念；但我認為用「民間文學」概括此類文學比較準確。

　　本集所收的文章，並未局限於民間文學的「文學」研究，而是把研究對象放在它們存在和發展的民間信仰和宗教文化背景中介紹；其中的研究對象，也超出了民間文學的范圍，所以本集用了「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學」做書名。

　　我對民間信仰和宗教問題的關注，始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那時，長達十年的「文革」動亂已經過去，人們開始對過去高喊的「口號」和價值觀念進行反思。為了同「本職」教學工作不太脫離，我選擇了與宗教和民間信仰活動結合的、古老的民間演唱文藝活動的調查和研究。這樣的選擇，也同我不贊同當時占主流地位的民間文學理論限定的中國民間文學的概念和範圍（參見鍾敬文教授主編高等學校教材《民間文學概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有關，想用個人研究的實踐，表達對這一問題的突破。這些調查研究都在業餘就便進行，開始並沒有明確的範圍，涉獵的方面很多，後來才比較集中在寶卷研究方面。

　　對中國寶卷的研究，我是從田野調查、文獻整理和寶卷歷史發展過程的研究三個方面進行的。2000年前發表的有關文章，大都收入《中國寶卷研究論集》（臺北，學海出版社，1997）、《信仰教化娛樂——中國寶卷研究及其它》（臺北，學生書局，2002）兩本論文集中；文獻整理的成果是《中國寶卷總目》（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修訂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為了避免重複，本集收入最近發表的概述性的《中國寶卷新論》（載《東亞人文》第一集，北京，學林出版社，2008），它補充了我過去對寶卷歷史發展過程介紹的某些疏漏，同時根據多年研究的體會，提出了寶卷研究的困難、空間和容易產生的誤區。有感于當代研究者對寶卷的淵源和形成問題，仍一再重複著前輩鄭振鐸先生七十年多年前作出的「寶卷是變文的嫡派子孫」的推論，又提不出經得起推敲的論據和論證，所以收入了《宋代瓦子中的「說經」與寶卷》（原載《書目季刊》，臺北，第34卷2期，2000）和《佛教的俗講、懺法與寶卷之形成》（原載《周紹良先生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兩篇短文，供研究者討論。

　　我對寶卷的田野調查，因為沒有獲得研究經費支持，只能就便進行。調查的面雖廣，寫成的報告不多，本集只選入《江蘇靖江的做會講經》一篇。 這篇報告最初發表於二十年前（《民間文藝季刊》，上海，1988年第3期），修改後曾收入《中國寶卷研究論集》。二十年來跟蹤調查，期望能得到有關方面的支援，寫出一部全面反映靖江做會講經和寶卷歷史發展和現狀的報告。但我堅持的調查原則與有關人士不一，做起來困難重重。如今已年過古稀，沒有精力再跑「田野」了。因此，將前此調查所得的材料，儘量補充到這篇「報告」中，並附錄對靖江做會講經和寶卷歷史發展的幾個問題的看法。中國寶卷有近八百年的發展歷史，靖江做會講經和寶卷出現的年代，即使推論，也不會超過四百年。它也不是「出土文物」、「活化石」，而是一直按照此類民間文化遺產自身的發展規律和民眾的需求而發展、變化。這自然不包括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至今，當作「文化產品」對它們的改革、整理和包裝。

　　我曾先後對江蘇省南通、揚州和金湖地區的香火神會、神書和香火戲做過田野調查。正式發表的報告僅《江蘇南通的「童子戲」和「太平會」》（與金鑫、殷儀合作，原載《東南文化》，南京，1989年第一期，後收入《信仰教化娛樂——中國寶卷研究及其它》）。那時香火神會題材敏感，調查自然不能深入。這篇報告的意義在於它突破禁區，首次將這一民間信仰文化活動公開報導出來，引起海內外學界的注意。本集收入的《江蘇北部的香火神會、神書和香火戲》，原來是我研究計劃的一個「提綱」，提供給1993年11月在南京召開的「江蘇儺戲、儺文化學術討論會」，曾收入《信仰教化娛樂——中國寶卷研究及其它》。收入本集又做了修改補充，仍然是一個「提綱」。九十年代初，遼寧省藝術研究所的友人任光偉先生曾向我提出，遼寧的「民香」（參見任光偉《遼寧民香的考察和研究》，臺北，施合鄭基金會，1994）是從山東半島傳入的，同蘇北的香火也有關係，引起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1997年退休以後，由於某種機緣，我對蒲松齡聊齋俚曲的音樂形式做了些研究，同時注意到蒲松齡詩文中提到的山東淄博地區的「巫戲」「巫風」，最後便寫成了收入本集的《山東江蘇儺文化區和蒲松齡記述的「巫戲」「巫風」》一文（原載《河南教育學院學報》，鄭州，2007年第1期），對時賢的研究提出了修訂和補充。

　　1984年我在同浙江省嘉善縣文化館的金天麟先生合作調查該地區的民間宣卷過程中，發現了當地的「贊神歌」，最初的調查報告《浙江嘉善地區的宣卷和贊神歌》發表在《曲苑》第二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後來我另寫了《浙江嘉善下甸鄉王家埭村的「贊神歌」（調查報告）》（原載《民間宗教》第三集，臺北，1997年12月，後收入《信仰教化娛樂——中國寶卷研究及其它》），收入本集時做了修改。

　　本集所收兩篇關於中國民間故事的文章，也都同民間信仰有關。《八仙故事的傳播和上中下八仙》是1984年應《民間文學論壇》（北京）徐紀民先生的約稿，發表於該刊1985年第四期，曾收入論文集《俗文學叢考》（臺北，學海出版社，1995）。徐先生要求我談「上中下八仙」，談這一問題，自然躲不過「八仙故事的傳播」。《中國精怪故事和神仙鬼怪故事系列》是1986年後參與主編《中國民間文學大辭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的副產品。當時，參編同仁力求按照中國民間故事歷史發展的實際，在民間故事的分類方面有所突破。我提出了「精怪故事」的概念，同已故好友孫叔瀛先生合作，在上海文藝出版社的支持下編輯了《中國精怪故事》集（該社於1992年初版），這篇文章最初便是該集的「前言」。

　　研究中國寶卷，必然要涉及宗教——主要是佛教和明清民間教派，我沒有能力在這方面做專門研究，但閱讀了許多有關的寶卷、經卷和民間教派人士編寫的通俗讀物，同時做了大量的讀書筆記。本集所收《最早以「寶卷」名的「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以下12篇文章，便是從中選出來的。（其中有些曾在刊物上發表過）它們涉及到有關文獻的內容、編者、教派、年代、版本、同其他民間演唱文藝的關係等問題，對於後來者的研究，或可提供一點幫助。

　　以上是對本集所收文章的簡單介紹。

　　回顧幾十年來個人所作的研究，除了對中國寶卷的歷史發展和文獻整理尚成系統外，其他涉及的方面雖多，所作大都是拾遺補闕的文字。這些研究成果，大致停留在對作為歷史文化的民間文學、民間文藝的「是什麼」的解釋層面上。這樣的研究，也必然受個人讀書、識見的局限，其間的疏漏和錯誤難以避免。我堅信前賢所說「學如積薪，後來者居上」。希望年輕的朋友給以正誤和補充。

　　泰安車錫倫

　　2008年12月自序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