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史知识》2009年第一期有感

　　当年订的刊物很少，经济拮据，是一个原因;众多刊物上可看的文章少，也是一个原因。有的刊物订了，很快就放弃了。同《文史知识》有缘，不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过两篇小文章，而是这个刊物创刊的时候，就订阅了它，且一直订下来，中间曾有若干期“收发室”给丢了，还想法补上。什么时候不再订了?记不清楚了，大概是退休前。需要这个刊物原因，即如刊名，它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文史知识”，可以补自己知识的不足;文章实在，废话不多。退休十几年，学校的“阅览室”偶尔去一下，好像已經没有了《文史知识》，大都是一本本开本放大、越来越厚的各种“学报”、“学刊”之类;看看它们的“目录”，有的文章题目很好，读来却觉得浪费时间，“上当受骗”。

　　退休前指导研究生，有时他们问什么刊物可看?我的回答是《文史知识》，开卷有益;问什么工具书必备?答：《新华字典》，可以识字正音。前几年偶尔买到一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字典》，开本、封面都与《新华字典》相似，每个字头注音后，加了笔画数和所属部首。曾向许多朋友推荐，可惜在书店里再也没有见到这本小字典!

　　最近获赠《文史知识》2009年第一期。按照本人看杂志的习惯，从后往前看。原因，免谈。最末一篇《一介平民淘〈文史知识〉之乐趣》，虽有“广告”之嫌，但作者得益于《文史知识》的感受写得很朴实，有些同感，故而翻下去。

　　看最后两篇，分别是是王学泰先生的《经典是这样铸成的》、许嘉璐先生的《语义的可解不可解》两文，颇多收益。王学泰先生的文章谈《论语》。《论语》读过，当年也听老师说过：《论语》是曽子的门生整理的。但说它是孔夫子的徒子徒孙“追念恩师所编纂的恩师言行录”、“纪念册”，读了王先生的论述，越想越觉得有道理。这使我产生的联想：后于孔子的默罕默德的《可兰经》，也是弟子们记录的。两位都是影响世界的先哲、圣人。《论语》和《可兰经》也都是他们的信徒尊崇的经典。默罕默德的弟子、信徒们，后来为什么分成许多“派”?可否从文化背景做些比较研究。

　　当年在大学里，跟吴文祺先生学的“训诂学”。此后多年，主要在俗文学、民俗学“俗”得不能再“俗”圈子里“做学问”。先生讲授的内容早已忘得光光，留下的印象是，这门学问是望而生畏的。读许嘉璐先生的《语义的可解不可解》文，倒觉得不是那么费力。本人十分赞同的却是许先生题外的话：“研究中国的语言，特别是中国古代的语言，究竟是照搬别人的方法，还是根据我们自己研究对象的特点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岂止是中国的语言，研究中国文化，任何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必须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探讨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不能让“进口”的“理论”和“方法”来决定我们的研究 。许先生提出，十九世纪后，在亚、非、拉美、大洋洲中形成一种“殖民地心态”，它表现为对欧美文化的两种态度：一是“抵制”，一是“自惭、愧不如人”。两者都是极端。本人绝不反对引进外国的“新观念”、“新方法”。身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首先应清理一下老祖宗到底做了些什么，留下些什么。

　　友人台湾大学荣誉教授曾永义自命为“酒党”的“党魁”，创《酒党歌》，请几位音乐家谱曲。歌词云：“酒是我们唯一的饮料，酒是黄河浪，酒是钱塘潮，j酒是洞庭水，酒是长江啸!黄河滚滚，钱塘浩浩，洞庭渺渺，长江滔滔!滚滚，浩浩，渺渺，滔滔，弥漫了太平洋的波涛!”不妨也可以拿来形容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其大，其深，其广，其“醉人”“乐人”之处，可以慢慢品尝。

　　说到家，那些“新观念”——欧美的、“苏联”的，马克思的、黑格尔的，……都是解释问题的一种“观念”和“方法”。 一次，北大的一位研究生对我说，导师要他读《金枝》。这本书是欧美现代民俗学的权威著作，必读书(已经有两种中译本)。但这部大书中，一个中国的例子也没有。

　　看完了王、许两位先生的文章，觉得应当好好读读这期刊物。翻过来读第一篇，前辈吴小如老，以自己的研究为例，推荐汪少华先生的著作《古诗文词义训释十四讲》倡导的“守正”、 “八忌”， 进而提出“服善”。言简意赅、振聋发聩!前辈风范，令人敬佩!

　　读这一期《文史知识》，同过去的印象一致：文章有长有短，篇篇言之有物。32开，160页，提供的“信息”量很大。那篇《八面生风王熙凤——趣话王熙凤㈠》可算“又一体”：辞采飞扬，夸夸其谈。不就是说了那点事儿吗，如此铺张，也是时尚。不过，拿捏的标准还是恰到好处，是“趣话”，不是“戏说”。再说，青年人可以学习如何堆砌辞藻，把文章写得长一点。“体制”内规定，文章两千字以下的，不计入科研成果。

　车锡伦

寫于2009年4月

2014年2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