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家乡”在哪里?

“家”、“家乡”在哪里?

车锡伦

　　老祖宗创造“家”这个字儿的时候，是指他们挡风遮雨住的地方。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专门搭猪圈，就同饲养的猪儿、狗儿住在一起，于是拉来一头小猪(“豕”)，造了“家”这个字。

　　当代词典说，“家”是亲人聚合的居处;流行歌曲中唱的“家”，是人们感情的“港湾”。“家”又同“家乡”联在一起，“叶落归根”，历代诗人都为此写出了深情而无奈的歌!在我一生奔波、南来北往，步入老年的时候，我迷茫起来——我的“家”、“家乡”在哪里?

　　人不论到了多大年纪，都会怀念在父母庇护下的家。我能回忆起来的最早的“家”，是一个红色大门内很大的院落，有许多树木和花草，我同几个小伙伴在那里玩耍嬉戏。但很快就被赶出来了，因为那是美国人办的“教会”，日本鬼子把美国牧师和避难的老百姓都赶出来，那里成了日本军营。那时，父亲在泰安西门外执业行医，门面是租赁的一座两层的小楼，那里叫“铺子”。我同哥哥们睡在楼上，夏天在地板上铺一领草席，臭虫、蚊子咬人，睡觉时满地滚;冬天在草席下面垫上许多草，钻进冰凉的被窝，与哥哥挤在一块才暖和。这座小楼是父亲筹款建造的，那时他已是泰安城里的名医，便一直住在那里(建房钱代租费，逐月扣除部分)。日本投降后，战争不断，城门是争战的要地，一次次炮声隆隆，震得房子直晃荡。哥哥们都离开家，我不敢在楼上睡，便睡在楼下父母卧室的床底下。后来，国民党军队不再来攻城了，每天又派飞机来轰炸。两架“一个头”(当时人们按飞机螺旋桨的数目来识别飞机)的飞机每天来一次，在西门扔两个炸弹。它们总是扔偏了，扔在我们家的南面，那里炸出了一个大坑。当第一次呼啸落地的炸弹爆炸的瞬间，我恐惧地大声哭叫。那座小楼历经战火，墙上有一条透明的裂缝，却一直没有倒塌。

　　那时，还有一个“老家”，在泰安南门外往东背靠护城河的五马庄。说是“村庄”，实际上是一条背靠护城河的街道，是旧时的“官道”，除了几家外姓，都是车姓本家。老家有一个临街的小门，进去是一个院子;穿过贴南墙的夹户道子往东，又是一个院子;从南面一排房中间过堂出去，是一个大场院。这些院子里都住着人家，我祖母住在中间那个院子的西房里。房门前有一棵笔直的槐树，在房檐高处生出许多树杈。暑假里父母便赶我到老家去，我也愿意到那里自由自在的玩。我爬上槐树，用绳子吊上一块木板，支在那些树杈上，在木板上睡觉。祖母喊我下来，拿着扫把要打我，我溜到场院里的柴火垛边藏起来。她老人家是小脚，跑不动。1952年祖母80多岁，到城里同我们住到一起。那年“土改复查”，老家有人悄悄来传话说：几位“本家”農會干部要把我们家打成“漏网地主”，分老家的房子，要父亲赶紧给他们送礼打点疏通。父亲一生行医，自认不是“地主”，不理这件事。不久，真成了“地主”。一天晚上，村里叫父亲去“斗争”，母亲不放心，让我去看看。我不愿去，见母亲一直在流泪，便去了。我躲在房门外，见父亲低头站在那里，一些人在吆喝。我听出来父亲不是地主，是代祖母来挨“斗”的。直到“文革”后，听五马庄本家老人们说，当初祖母也没有订为“地主份子”，而是“地主成分”(按照后来“文革”中的说法，是“可教育子女”)：我们家是没有“地主份子”的“地主”。但那“老家”房子没有了，留下的几间房，也被人住进去了。

　　18岁我就离家外出求学，五十年漂泊南北 。虽然在有些地方待过十几年、二十年，但人家仍把你作“外來戶”，自己自然也就沒有“家乡”的感觉。父亲早在1961年便去世，最给我“家”的温暖的，是每次回到母亲的跟前，听她讲家族的往事，亲友的情况……。1994年母亲以九二高寿仙去。此后，老家的弟弟、妹妹常来信，邀我回家看看。回去了，弟弟、妹妹和晚辈都很热情接待;遇到的老同学，即使当年交往很少的校友，也那么热情。但是，他们的热情接待，使我总感是做“客”。

　　如今，父母亲已长眠在泰山脚下，当年的“家”和“老家”早已经找不到踪影。巍巍不动的泰山依旧，景致依旧，还可回映出当年师友同学和伙伴们的身影和友情。但是，泰山被“圈”起来了，进山要 “进山票”，景点要买“门票”，明白无误的向你宣示：你不过是一个来此旅游的“游客” !

　　(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