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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學——车锡伦自选集》:自序·后记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1-09-05 05:39:00 / 个人分类:民间文学

《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學——车锡伦自选集》

自序

  這本論文集取名《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學》。在此,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對中國「民間文學」的認識。

  中國文學藝術有數千年不間斷的發歷史,其中的文學大致由三部分組成:作家文學、民間文學、通俗文學。作家文學是作家按照個人(或「流派」)的文學理念,刻意創作的文學,其創作和流傳主要是書面的形式。民間文學是大眾的文學,其創作和流傳主要是口頭的形式,創作和傳承者主要是民間藝人(包括故事家、歌手和民間演藝人員),但大眾都可以參與民間文學的創作和傳播過程。通俗文學是介於作家文學和民間文學之間的文學,其作者(編者)大都是不被納入正統文學「作家」之列的文人,他們或整理、改編民間口頭演唱流傳的作品,或模仿民間文學作品而創作。通俗文學流傳的主要是書面的形式,作品的特點是「通俗」。明、清時期,印刷業普及,出版商大量出版了此類通俗文學作品。其中既有可列入世界文學之林的偉大作品(如長篇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也有大量媚俗的爛汙之作。在中國文學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作家文學、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三者之間有密切和交叉的關係。比如清蒲松齡(1640-1715)的文學創作:他的詩文屬於正統的作家文學;他的《聊齋志異》是古代文言小說創作的顛峰之作,其中許多又是記錄、改編的民間故事;他模仿民間小曲、用方言創作的《聊齋俚曲》(14種)是通俗文學,其中部分作品也流入民間口頭演唱。由於中國古代記錄文學作品的書面文學語言,有「文言」和接近口語的「白話」、乃至「方言」之分,因此,不能只用文學語言的「雅」和「俗」、是否用方言來區分現存作家文學、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作品。比如《紅樓夢》是曹雪芹用白話創作的作家文學作品,最早記錄下來的「虎(狼)外婆」型民間故事《虎媪传》用的是文言,[1]署名「过路人」编定的通俗小說《何典》[2]是用吳方言書寫的,蒲松齡的《聊齋俚曲》用的是淄博方言。

  「俗文學」是現代日本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提出的概念。[3]鄭振鐸先生借用了這一概念,他在《中國俗文學史》中提出:俗文學「就是民間的文學,就是大眾的文學」,並提出俗文學的六個「特質」。我基本認同鄭振鐸先生的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認為「俗文學」和「民間文學」兩個概念可以通用。在區別於占主流地位的中國民間文學研究、體現被視作「俗文學學派」研究的特點時,我多用「俗文學」這一概念;但我認為用「民間文學」概括此類文學比較準確。

  本集所收的文章,並未局限於「文學」的研究,而是把研究對象放在它們存在和發展的民間信仰和宗教文化背景中介紹,其中有的研究對象已經超出了民間文學的范圍,所以本集用了「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學」做書名。

  我對民間信仰和宗教問題的關注,始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那時,長達十年的「文革」動亂已經過去,人們開始對過去高喊的「口號」和價值觀念進行反思。為了同「本職」教學工作不太脫離,我選擇了與宗教和民間信仰活動結合的、古老的民間演唱文藝活動的調查和研究。這樣的選擇,也同我不贊同當時占主流地位的民間文學理論限定的中國民間文學的概念和範圍(參見鍾敬文教授主編高等學校教材《民間文學概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有關,想用個人研究的實踐,表達對這一問題的突破。這些調查研究都在業餘就便進行,開始並沒有明確的範圍,涉獵的方面很多,後來才比較集中在寶卷研究方面。

  對中國寶卷的研究,我是從田野調查、文獻整理和寶卷歷史發展過程的研究三個方面進行的。2000年前發表的有關文章,大都收入《中國寶卷研究論集》(臺北,學海出版社,1997)、《信仰教化娛樂——中國寶卷研究及其它》(臺北,學生書局,2002)兩本論文集中;文獻整理的成果是《中國寶卷總目》(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修訂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為了避免重複,本集收入最近發表的概述性的《中國寶卷新論》(載《東亞人文》第一集,北京,學林出版社,2008),它補充了我過去對寶卷歷史發展過程介紹的某些疏漏,同時根據多年研究的體會,提出了寶卷研究的困難、空間和容易產生的誤區。有感于當代研究者對寶卷的淵源和形成問題,仍一再重複著前輩鄭振鐸先生七十年多年前作出的「寶卷是變文的嫡派子孫」的推論,又提不出經得起推敲的論據和論證,所以收入了《宋代瓦子中的「說經」與寶卷》(原載《書目季刊》,臺北,第34卷2期,2000)和《佛教的俗講、懺法與寶卷之形成》(原載《周紹良先生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兩篇短文,供研究者討論。

  我對寶卷的田野調查,因為沒有獲得研究經費支持,只能就便進行。調查的面雖廣,寫成的報告不多,本集只選入《江蘇靖江的做會講經》一篇。[4]這篇報告最初發表於二十年前(《民間文藝季刊》,上海,1988年第3期),修改後曾收入《中國寶卷研究論集》。二十年來跟蹤調查,期望能得到有關方面的支援,寫出一部全面反映靖江做會講經和寶卷歷史發展和現狀的報告。但我堅持的調查原則與有關人士不一,做起來困難重重。如今已年過古稀,沒有精力再跑「田野」了。因此,將前此調查所得的材料,儘量補充到這篇「報告」中,並附錄對靖江做會講經和寶卷歷史發展的幾個問題的看法。中國寶卷有近八百年的發展歷史,靖江做會講經和寶卷出現的年代,即使推論,也不會超過四百年。它也不是「出土文物」、「活化石」,而是一直按照此類民間文化遺產自身的發展規律和民眾的需求而發展、變化。這自然不包括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至今,當作「文化產品」對它們的「改革」、「整理」和「包裝」。

  我曾先後對江蘇省南通、揚州和金湖地區的香火神會、神書和香火戲做過田野調查。正式發表的報告僅《江蘇南通的「童子戲」和「太平會」》(與金鑫、殷儀合作,原載《東南文化》,南京,1989年第一期,後收入《信仰教化娛樂——中國寶卷研究及其它》)。那時香火神會題材敏感,調查自然不能深入。這篇報告的意義在於它突破禁區,首次將這一民間信仰文化活動公開報導出來,引起海內外學界的注意。本集收入的《江蘇北部的香火神會、神書和香火戲》,原來是我研究計畫的一個「提綱」,提供給1993年11月在南京召開的「江蘇儺戲、儺文化學術討論會」,曾收入《信仰教化娛樂——中國寶卷研究及其它》。收入本集又做了修改補充,仍然是一個「提綱」。九十年代初,遼寧省藝術研究所的友人任光偉先生曾向我提出,遼寧的「民香」(參見任光偉《遼寧民香的考察和研究》,臺北,施合鄭基金會,1994)是從山東半島傳入的,同蘇北的香火也有關係,引起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1997年退休以後,由於某種機緣,我對蒲松齡聊齋俚曲的音樂形式做了些研究,同時注意到蒲松齡詩文中提到的山東淄博地區的「巫戲」「巫風」,最後便寫成了收入本集的《山東江蘇儺文化區和蒲松齡記述的「巫戲」「巫風」》一文(原載《河南教育學院學報》,鄭州,2007年第1期),對時賢的研究提出了修訂和補充。

  1984年我在同浙江省嘉善縣文化館的金天麟先生合作調查該地區的民間宣卷過程中,發現了當地的「贊神歌」,最初的調查報告《浙江嘉善地區的宣卷和贊神歌》發表在《曲苑》第二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後來我另寫了《浙江嘉善下甸鄉王家埭村的「贊神歌」(調查報告)》(原載《民間宗教》第三集,臺北,1997年12月,後收入《信仰教化娛樂——中國寶卷研究及其它》),收入本集時做了修改。

  本集所收兩篇關於中國民間故事的文章,也都同民間信仰有關。《八仙故事的傳播和上中下八仙》是1984年應《民間文學論壇》(北京)徐紀民先生的約稿,發表於該刊1985年第四期,曾收入論文集《俗文學叢考》(臺北,學海書局,1995)。徐先生要求我談「上中下八仙」,談這一問題,自然躲不過「八仙故事的傳播」。《中國精怪故事和神仙鬼怪故事系列》是1986年後參與主編《中國民間文學大辭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的副產品。當時,參編同仁力求按照中國民間故事歷史發展的實際,在民間故事的分類方面有所突破。我提出了「精怪故事」的概念,同已故好友孫叔瀛先生合作,在上海文藝出版社的支持下編輯了《中國精怪故事》集(該社於1992年出版),這篇文章最初便是該集的「前言」。

  研究中國寶卷,必然要涉及宗教——主要是佛教和明清民間教派,我沒有能力在這方面做專門研究,但閱讀了許多有關的寶卷、經卷和民間教派人士編寫的通俗讀物,同時做了大量的讀書筆記。本集所收《最早以「寶卷」名的「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以下12篇文章,便是從中選出來的。(其中有些曾在刊物上發表過)它們涉及到有關文獻的內容、編者、教派、年代、版本、同其他民間演唱文藝的關係等問題,對於後來者的研究,或可提供一點幫助。

  以上是對本集所收文章的簡單介紹。按照我一贯的做法,结集重新出版的文章都要修改,收入本集的文章有的改动较大。

  回顧幾十年來個人所作的研究,除了對中國寶卷的歷史發展和文獻整理尚成系統外,其他涉及的方面雖多,所作大都是拾遺補闕的文字。這些研究成果,大致停留在對作為歷史文化的民間文學、民間文藝的「是什麼」的解釋層面上。這樣的研究,也必然受個人讀書、識見的局限,其間的疏漏和錯誤難以避免。我堅信前賢所說「學如積薪,後來者居上」。希望年輕的朋友給以正誤和補充。

  泰安車錫倫

  2008年12月自序於北京

後記

  在編輯這部論文集的過程中,我回憶了六十年來讀書、教書和從事研究工作走過的路。

  1949年冬天,我在故鄉山東省泰安縣通天街小學畢業,考上泰安第一中學。整個中學時代,我對數學有特殊的愛好。那時我的長兄錫平已經在大學教書(教授「藥理學」,長我10歲),曾為我訂了供中學教師閱讀的《數學通訊》雜志。我感興趣的是每一期上發表的那些初級數學「難題」,試用不同的方式和途徑解開它們,是一種極大的樂趣。這種思維活動方式對我有深遠的影響。1955年高中畢業時,被學校老師一再「動員」,我稀裡糊涂地報考了中文系。

  復旦大學中文系的五年本科,自知先天不足,我努力學好各門專業課。三年級後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分「文學專門化」和「語言專門化」,我修的是「文學」。但是,只要時間允許,能選的選修課我都選讀。比如在語言學方面,除了必修的《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語言學引論》等課程外,我還選修了張世祿先生的《漢語史》《漢語詩律學》,吳文祺先生的《普通語言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運動」不斷,老師們仍然認真地傳道授業。得趙師景深先生的力荐,1960年本科畢業後,我進入中國文學史專業研究班。開始學習的專業方向是中國民間文學史,後來又奉命專修中國戲曲史。1964年4月24日我的畢業論文《南戲「拜月亭」研究》,由朱東潤教授主持,通過論文答辯,正式畢業。5月12日,我到了塞外古城呼和浩特市內蒙古大學報到,分配在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古代文學教研室。教研室主任通知我,準備為蒙語言文學專業三年級講授中國古代文學,從此開始了教書生涯。

  在內蒙古大學的15年,其間一年到農村參加「四清」運動,接著十年「文革」。1972年高校複課後,我覺得應當做點認真的研究,便找來當時可以借到的現、當代詩歌作品集數十種,摘出每首詩的韻腳,歸納分析。結果發現,凡嚴格押韻的作家作品,都是按照北方話戲曲和說唱、小曲唱詞押韻的「十三轍」,於是便按照北京音系十三轍編了一本《韻轍新編》。「文革」後,1977年我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新詩韻的韻轍劃分問題》,便是對此做的理論研究。

  1979年5月,我調入山東大學中文系,在前輩關德棟先生領導的民間文學教研室任職。關先生交給我的研究任務是蒲松齡《聊齋志異》在戲曲中的傳播。我用了兩年多的時間,搜集、編輯、校點了清人改編《聊齋志異戲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後來發表的若干篇與聊齋戲曲有關的論文,就是編校這個集子的副產品。

  1981年5月我從山東大學中文系奉命調到揚州師范學院中文系,擔任為任中敏(半塘)教授籌建的詞曲研究室的「業務負責人」。我一方面承擔中文系古代文學(元明清)的教學工作,為了給剛剛複甦的戲曲史和說唱藝術史研究提供一個發表研究成果的園地,在本師 景深先生支持下,籌編了不定期論叢《曲苑》[5]。此後,直到1997年按章退休,我的教學任務都是講授古代文學(元明清);參加了半塘教授指導的兩屆博士研究生「指導小組」,本人又陸續指導了幾屆中國戲曲史碩士研究生,也開過「民俗學」、「俗文學」等選修課。為了完成教學任務,我在戲曲史等方面花費了很多精力,但寫作和發表的文章很少。其原因,說起來有些尷尬:在揚州,可能看到的戲曲文獻資料十分有限,更難得看到戲曲的舞台演出;那么多學者從事戲曲文獻、文本的研究,我覺得自己能寫的文章很少。

  在本集「自序」中已經說過,八十年代以後,我對同民間信仰有關的古老的民間演唱文藝有了研究興趣,同時,考慮如何按照中國文學藝術發展的實際,建立中國民間文學(俗文學)研究體系的問題,因而參加了校外的多項民間文學研究計劃(在校内不能申请到研究经费),如,我提出並參與主編《中國民間文學大辭典》和《江蘇省民間文學志》等。本師 景深先生在1985年便去世了,我同前輩關德棟教授便經常討論中國俗文學史研究的問題,並按照關先生的要求,先後擬訂了《中國講唱文學叢鈔》和《中國俗文學史長編》的編纂計劃。這些研究課題,除了《中國民間文學大辭典》得以出版外(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都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無果而終,只是陸續寫作和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1997年退休後,我可以放手研究自己感興趣的課題,可惜,我已經屬于“編外”人員,按照規定,沒有申請研究經費的資格了。

  常有朋友問我:我到底“研究”什么?。我曾回答一位學生:我研究的就是「文學史」教材上沒有或很少講到的文學現象。除了少數旁學雜收、「不務正業」之作,我對於宗教、民間信仰、民俗、文學(說唱文學、小說、戲曲和民間故事等)、音樂、語言等方面的研究,大致都是圍繞中國民間文學(俗文學)史上有關的問題展開的。

  民間文學是「文學」,但它們同作家創作的文學作品不同,它們是民族民間集體意識的反映,它們存在于民間的文化活動中。比如研究寶卷,如果不弄清楚它們存在的宗教和信仰文化背景,便不能說明它們的文學特徴。當代搜集、整理出版的許多民間寶卷作品(也包括其他民間文學作品),大都做了文字加工,甚至是改編和再創作,就是因為「搜集整理」者按照個人的理念,認為有這樣、那樣必須由他們來「整理」的問題。

  其次,在中國文學藝術的歷史發展中,各種體裁之間;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之間,都有著密切的聯系。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之后,各學科的「專業」范圍都被劃地為牢。說唱藝術(曲藝)史的研究嚴重滯後,同它切斷了與戲曲史、小說史、民族音樂史等方面的研究的聯系也有關。同時,占主流地位的民間文學研究,又把視野局限於民間故事、民歌等“勞動人民口頭創作”的范圍內,這樣,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便留下了許多空白。

  再如,民間文學是「口頭文學」,同漢語口頭語言和記錄口頭語言的文學語言的發展,有密切的關系。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同關德棟先生討論製訂《中國俗文學史長編》的編纂體例和大綱,便決定大致按照漢語史的分期劃分俗文學發展史的分期。

  總體來說,我認為研究中國民間文學,應當立足於中國文學藝術發展的實際,不論理念和方法,都不能受「進口」的「教條」限制。這已涉及到中國文學藝術史和民間文學史研究的某些基本問題,在此時只能簡單提及。

  在2009年新春到來的時候,我收到長兄錫平教授郵來的賀卡,上邊說「有苦有樂的人生是充實的,有成有敗的人生是合理的」,要懂得「惜緣」、「惜福」和「感恩」。回顧六十年一路走來,感謝我所遇到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他們使我經歷了充實而合理的人生;感謝本師 景深先生和眾多老師、前輩對我的教導,他們傳授我各方面的知識,也教導我如何在學術上堅持和追求;感謝眾多的同輩和青年朋友的幫助、交流和支持;感謝家人和親友的細心照顧,使我步入老年,仍然可以繼續讀書、作文。

  虹橋退士泰安車錫倫

  2009年3月修改于京華客舍

  [1] 清黃之雋(1688-1748)記錄,見清黃承增編《廣虞初新志》卷十九。

  [2] 1926年5月劉半農先生在北京的廠甸廟市中得到《何典》舊本,考証作者為清張南莊著,1926年6月北新書局出版有魯迅的《題記》點校本。現有多種校注本出版。這本通俗小說利用了大量民間「鬼話」素材。

  [3] 狩野直喜(1864-1947)1916年在日本《藝文》第七卷第1、3期發表《中國俗文學史研究的材料》中說:“治中國俗文學而僅言元明清三代戲曲小說者甚多,然從敦煌文書的這些殘本察看,可以斷言,中國俗文學之萌芽,已顯現于唐末五代,至宋而漸推廣,至元更獲一大發展。”(王文寶《中國俗文學發展史》引,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頁1)

  [4] 其他正式發表的報告有《浙江嘉善的宣卷》(收入《中國寶卷研究論集》),《江蘇靖江做會講經的「醮殿」儀式》《江蘇靖江做會講經的「破血湖」儀式》(以上與侯豔珠合作)、《江蘇張家港港口鎮的「做會講經」》、《山西介休的念卷和寶卷》(以上均已收入《信仰教化娛樂——中國寶卷研究及其它》)、《江蘇「蘇州宣卷」和「同里宣卷」》(載《民間文化論壇》,北京,2007年第2期)。

  [5] 這個不定期論叢用「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詞曲研究室曲苑編輯部」的名義,在江蘇古籍出版社支持下共出版兩集(1984、1986),具體編務由內子陳企孟(1937-1991)負責,因沒有經費支持而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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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锡伦

车锡伦

车锡伦,山东泰安人。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戏曲史教学和俗文学史、民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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