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按：今年七月是已故关德栋教授九十一岁冥寿。2005年先生病逝后，笔者曾推动中国俗文学学会和山东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合编过一本《关德栋纪念文集》，作为中国俗文学学会的《中国俗文学学会通讯》第34期特刊(2006年3月，北京)。按照有关规定 ，那是一本“内部刊物”，流传不多。今陆续摘发其中若干文章，作为纪念。
本文作者：《齐鲁晚报》记者 杨晓珍
山东大学的关德栋教授去世已经半年多了，前几天我赴其夫人闫淑珍女士之约，再次到他那个略显凌乱的书房。此行的目的是去拿创建山东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的邓昂先生转交的一些资料，也顺便了解一下闫淑珍教授的工作状况。然而，回来之后，那两篇稿子都迟迟没有动手，心中却有一种隐隐的痛不能释怀，忍不住又将过去的采访笔记找出来，翻阅间那个隆冬的午后，又历历在目了……
关德栋教授是今年五一前去世的。长假过后，关先生的儿子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噩耗，因为此前我曾采访过关先生。关德栋教授是出生在北京的满族人，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53年，关德栋教授作为国家特批的正教授被派到山东大学工作，2005年4月28日长眠在山东这片他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土地上。
那次采访关德栋教授是在隆冬的一个午后，对面的老人靠在一把藤椅里，像是翻阅一本闲书一样，讲述着一个个关于自己的生活片段，轻描淡写地说完故事后，老人习惯用“你可能会……”“你必须……”这样的句式来表述自己的观点和感悟，像是给记忆这本大书作了眉批;可也因为这种独特的句式和谈话方式，一个下午让我有许多次感到有些难为情，比如关教授谈到现在的大学生相比较于他们那会儿要显得浮躁和功利时，又比如老人指出现在的年轻人不读书和不怎么会读书时……
先生说，我们面对的作品、作者都是文化知识的综合体，作为研究者必须得“有一些办法”。先生说的办法当然就是博学、一专多能。
“你读了关于我的介绍之后，也许你会想‘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呀?'其实像我这种情况，如果放在过去或是西方，就不会有人感到奇怪了，因为在过去或是在西方，人们会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就应该是一专多能的。”刚到关教授家，还没等我正式提问，关教授就说出了上面这段话，接着他又拿出自己刚为两位学生的书写的序让记者看，他说“你看完了，就会明白我说话的意思。”先生为之写序的书，一部是研究“聊斋俚曲”的，一部是研究“宝卷文学”的，而书的作者，椐先生介绍也各自有所擅长的专业，他们为了完成著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其中一些时间精力则是用来为研究作品涉及而自己又不擅长的东西补充知识。先生说，我们面对的作品、作者都是文化知识的综合体，作为研究者必须得“有一些办法”。先生说的办法当然就是博学、一专多能。
博学多才作为关德栋教授的招牌，也的确为他赢来了声望，关教授被聘任为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兼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东分会名誉主席、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东方民族民间文化学会理事长、山东省文联委员、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编辑委员会顾问等职。也正是因为他的博学多才，在《中国戏曲曲艺辞典》、《中国目录学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民间文学大辞典》、《敦煌学大辞典》等辞书中，都设有专目介绍关德栋教授生平和学术成就的专条。说到此，还有一件趣事，在一本关于目录学的辞书中，赫然写着“关德栋，近代人”的介绍，其实这个误会不难让人理解，因为关德栋教授满族人的身份，加上他遍览群书而显得有些“旁门左道”的学识，容易让人将他联想成是满清士人，就连记者在未见到关教授本人前，也以“满清遗少”来定位先生。
但关德栋教授说他非但没有沾着“满清遗少”的光，反而是受了“满清遗少”的累。关教授说到1920年7月自己出生时，北京的满族已经非常落败。为了生计他们大都得学一种“社会需要，而又少数人才能做的技能”，因此他的父亲以及几个哥哥都是学理工科的，唯有自己学不了别的，所以不得已学了中文。1939年关德栋先生考入了北京大学。关先生回忆说，那时北大读书的环境非常好，希望读的书都可以从图书馆借到。二年级以后听课也很自由，这些都为他选择今天的路创造了条件。关先生强调说，他做选择时必须考虑自己将来的生活问题，考虑作为满族人的特殊地位，就这样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学的东西必须是少数人从事但是社会需要，自己必须学得好到能在竞争中挤到最前面的程度。”
这个时期正是中国俗文学史学科创建的初期，受到郑振铎、钱杏邨、赵景深等著名学者的影响，关德栋先生开始了对俗文学的研究。他善于继承前人的业绩，又勇于开拓创新，很快他发表的研究论文就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其中关于敦煌变文研究的一系列文章，解放后还陆续被人选编到《敦煌变文论文集》中。
先生从此与“俗”字结了缘，他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北京佛教学院、上海佛教学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上海美专任教;建国后担任过兰州大学少数民族文系副教授、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主任、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教授的课程有《中国文学史》、《中国民族史》、《蒙藏佛教史》、《佛典文学》、《民俗学》、《人民口头创作》、《民间文学概论》、《明清俗曲概论》、《敦煌文献研究》、《梵文》等课程，从1955年起开始培养研究生;1981年后，指导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韩国、巴基斯坦等国的硕士和博士进修生，进行“敦煌学”、“聊斋说唱”、“明代时调歌曲”、“满族谚语”、“讲唱文学”和“中巴关系史”等课题的研究及论文写作。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自古以来文人们的一种追求，与关德栋教授同时代的许多学者都有留洋的经历，但是关先生坦言：“我没有那个条件。”
关德栋教授坦言自己有过“留洋”的梦想，他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希望自己能到德国去读书，能到印度去看看。可以说关先生年轻的时候一直抑制着到异国求学的渴望，但是他没有遏止自己对神秘知识的向往，他自学了梵文和巴利文，还自学了多种语言，可以借助工具书查阅和翻译资料进行研究。
到上个世纪80—90年代，关德栋教授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视野开阔终于为他赢得了两次出国的机会，而他自己亦自觉地把出国的机会变成了“读书”和“行路”的过程。1983—1984年，因关先生年轻时的几篇论文的缘故，使他意外地获得了美国路斯基金，获得这项基金的，关先生是山东的第一人。应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系的邀请，关先生赴美讲学一年，行前他给自己定了详细的研究计划。当回顾这段经历时，先生说“搞学术研究应该有一个开阔的视野。过去我们往往习惯于从单一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搞俗文学就只搞自己的这一摊，不去想想国外对我们俗文学的研究状况如何，俗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有什么联系，思路比较窄。”在美国考察期间，关教授注意到美国学者在研究俗文学时非常注意运用多学科知识，他们将俗文学与语言、音乐等多学科结合起来研究，既考虑纵向联系，又考虑横向联系。在培养学生的时候也是考虑学生的知识结构问题。回国之后，关先生借鉴国外的研究和教学经验，提出：“俗文学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概念之争上，应该和整个民族文化联系起来，脱离了民族传统文化就无法全面理解俗文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应该有所突破，学会从多角度、多层次考虑问题。”1993年，根据中德文化交流协定，先生又获得了德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基金，应邀赴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和科隆大学东亚研究所满学系从事合作研究。这对年轻时代就梦想去德国读书的关教授来说，无疑是一种安慰。
先生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好朋友一生都不一定等找到，有时即使是结了婚的对象也不是生活中的好伙伴。而我和季先生不常见面，但是我们的心是很近的。
山东大学百年校庆期间，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应邀来校参加纪念活动。在季羡林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关德栋教授谈到季羡林学术史上的几件往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提到此，关先生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是半个多世纪的老朋友了，我们的友谊，首先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学术爱好，我们有可以互相接近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好朋友一生都不一定等找到，有时即使是结了婚的对象也不是生活中的好伙伴。而我和季先生不常见面，但是我们的心是很近的。”关先生说：“虽然我学的是中文，但实际上我念的周边的东西多，关涉到历史、语言、社会学、宗教史、民族史。” 而季先生自称是个“杂家”，虽然大学读的是德国文学，但后来却相继学习了梵文、巴利文、吐火罗语，研究印度史、佛教史、比较文学、民间文学，并“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所以关先生说“我们学术研究接触的面比较广，在佛教、梵文、印度学、俗文学等许多研究领域都有交流，能在一起探讨问题，互相切磋。”
据说，使他们结为莫逆的还因为他们有一段患难与共的经历。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一书中曾有如此回忆：“有一天，山东大学派来两个外调人员……他们调查的是我同山大一位北京籍的国文系教授的关系。我由此知道，我这位朋友也遭了难。如果我此时不是黑帮的话，对他也许能有一点帮助。但我是自身难保，对他是爱莫能助了。”在领教了两位外调人员“拍桌子瞪眼”、“扯头发”、“打人”、“用脚踹”、“用山东国骂”之后，季先生说“我在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之余，想到的还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那位朋友：‘碰到这样蛮横粗野没有一点人味的家伙，你的日子真够呛啊!'”
文中所提到的这位北京籍的教授朋友，就是关德栋先生。
关先生说：“评论一个事物我们已经发现可以有千百种看法，但是我们却要求、也只允许有一个看法是正确的，这个所谓正确的看法就是我们已经习惯因循的思维模式，拘泥于这个模式，我们发展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从1981年起，关德栋教授开始指导外国留学生、研究生。(伦按：五十年代关先生就指导国内外的来访学者和研究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已故陆树崙教授，是关先生1955年开始指导的中国研究生)他教授过的外国硕士、博士进修生中，有些已成为了著名的汉学、中国俗文学专家。先生称他的外国学生为“鬼子”，经过与“鬼子”常年的接触，关先生也从他们身上感悟到了许多东西。他说：“‘鬼子'看我们其实很简单，我所认识的‘鬼子'内心都非常能理解东方的文化，理解东方的人情世故，即使是他们这些人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也只能欣赏一部分，有很大部分他们欣赏不了。”先生举例说，“同样是名著，列夫·托尔斯泰笔下安娜的爱情西方人都可以理解，而《红楼梦》里讲的爱情他们就不能接受，认为那种讲法不对，他们认为人情世故不应该是那样的。当然造成这种分歧很大的一个因素是文化背景、审美情趣的差异，但是抛开这些，我们也可以领会到我们脑子里有一个从小到大已经习惯了的思维模式。”关先生说：“评论一个事物我们已经发现可以有千百种看法，但是我们却要求、也只允许有一个看法是正确的，这个所谓正确的看法就是我们已经习惯因循的思维模式，拘泥于这个模式，我们发展起来就比较困难了。”先生进而说，“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是这样，相互理解似乎可以做到，但是真正达到思想的融合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我们多角度考虑问题，跨学科研究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