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光裕 ：“诗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

　　1954年一场错误批判与1983年不申报民间文学硕士点

　　博学多才的关德栋教授，山东大学留给他的不愉快并非冤案一事，另外还有不少。记得在1976年夏秋间一个晚上，先生找到我家里。那时候，我工作在省委，宿舍在山大。这天晚上，我们谈得很多，先生第一次给我讲他年轻时一些事，又告诉我颇有离开山大的想法。我劝他不妨留下，因为情况或许会变好的。我知道他的处境，理解他的想法，他要求我做的事都一一照办了。“文革”以后，全国形势越来越好，山大的形势也渐渐好起来。后来，中文系为他成立了民间文学教研室，成员暂时为三人，将来还可以增加。这些使他看到一些希望，我逐渐发现先生似乎打消了调离的念头。改革开放的春风，给知识界带来一片新气象，先生抓紧时间，埋头工作。1979年以后几年间，他公开出版的著作有：《聊斋俚曲选》(齐鲁书社，1980)，《贾凫西木皮词校注》(齐鲁书社，1982)，《聊斋志异说唱集》(上海古籍，1983)，《聊斋志异戏曲集》(上海古籍，1983)，《子弟书丛钞》(上海古籍，1984)，《聊斋志志话本集》(齐鲁书社，1991)等。有几年几乎是每年出一部书，不难看出工作热情非常之高。对他来说，失去的时间已经太多，要通过加倍努力补回来。1983与1984两年间，关先生获美国路斯基金应邀赴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系讲学。改革开放以后，他是山东大学第一个获得美国基金的全额邀请，赴美讲学交流的学者。

　　这些颇令我高兴。我希望他那些不愉快，从此成为遥远的往事。经过了蹉跎岁月，历史应该翻开新的一页。就我自己而言。1970年借调省委;1973年回校主持《文史哲》复刊;翌年，因为与主管《文史哲》的党委副书记不合而回到省委;1979年下半年，应老校长吴富恒教授之召，回山大重掌《文史哲》编务。从此，我没有离开山大，不再在山大与省委之间徘徊，与先生的来往也比以前多些。为办《文史哲》，我期望获得文科各系师长的支持，于是告诉关先生，有好文章一定要给我。《文史哲》于1980年第2期，刊发关先生长文《论子弟书》。我向编委介绍说，当今中国研究子弟书以关德栋先生成就最大，该文是我刊独家文章。编委听我介绍后，没有异议地通过了。在全国高校学报中，《文史哲》率先在封二撰文介绍本校文科各系的名教授。从1982年第5期开始，一期介绍一位。就中文系名教授而言，我刊在介绍了高亨、萧涤非两先生之后，为配合关先生访美于1983年第6期封二，以《关德栋教授与中国俗文学史研究》为题做专门介绍。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全国社科学术刊物数量激增，竞争加剧，造成订户直线下滑，北京的著名学术刊物大都未能幸免。我《文史哲》订户连年下滑数万份，到1980年只剩下两万三千左右。然而到1982年，我刊订户又回升到三万三千余份。1981、1982两年间，《文史哲》订户增加一万，增长40%。在当时学术刊物中，可算是不小的进步。看见我的刊物有进步，先生心里十分高兴。他是我办刊的衷心支持者之一，不断为我推荐好文章，介绍国内特别是国外学术信息，介绍我与校外著名学者联系。在我于1984年底辞去《文史哲》主编以前数年间，我们间有一段愉快合作，至今难忘。我们的师生情谊也比以前进了一步。

　　不过，关先生在1983至1984年赴美国讲学期间，出现中文系找借口不申报民间文学硕士点之事，成为他“文革”后的最大打击，也是他晚年的最大打击。

　　关先生一生学术生涯，以对俗文学史的贡献最大。中国俗文学史的奠基人是郑振铎。包括关德栋先生在内的追随郑振铎从事俗文学研究的学者，称“俗文学学派”，他们与受前苏联民间文艺学影响的“民间文艺学学派”，在治学理念与研究方法方面都有不小差别。关先生三十岁以前，就以敦煌变文研究成为俗文学界名人，国内外享有盛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俗文学史的领军人物，为复旦大学赵景深教授与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赵先生年龄比关先生大得多，他在复旦大学是中国戏曲史博士生导师，于1985年去世。关先生一直担任中国俗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东方民族民间文化学会理事长等职。按理说，山大中文系以关德栋教授名义申报民间文学硕士点，理所当然，义不容辞。这样做，既对促进中国俗文学研究十分有益，也对扩大中文系社会影响十分有益，总之对各方面都有益。关先生1983年出访美国之前，民间文学硕士点已经在系学术委员会与系务会议通过，正式列入中文系申报研究生计划。山东大学通过报纸向全国公布的研究生招生计划中，也有民间文学硕士这一项。根据这个计划，他已经招了三名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凡此种种，表明申报关先生的民间文学硕士点，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也不应该成为问题。不料关先生赴美以后，中文系实际申报时没有上报民间文学硕士点材料。没有上报材料就是自己放弃申报，结果导致教育部批复的文件中，山东大学没有民间文学硕士点。当时，我听说后十分吃惊，特地跑到老校办公楼，找研究生处的孙坚奋处长。我说：老孙，为什么没有关先生的民间文学硕士点?孙坚奋告诉我，从学校方面讲是希望各系多报，因为山大要成立研究生院，目前硕士点数量不够。中文系没有申报民间文学硕士点的原因，听说是“没有梯队”。(按：当时教学科研中所说“梯队”，指队伍成员的老、中、青结合)我与孙坚奋一向随便，接着说，各系报给你的梯队，有真的，也有不真的。那些不真的，无非是凑起来的。两个人明明是冤家对头，或者两个人工作上根本不来往，为了“梯队”就填在表上了。中文系已经有民间文学教研室，再凑几个人不就有梯队了?我还说，我是副教授，我愿意做关先生的梯队。可是孙坚奋说，你说什么也没有用了，硕士点报批已经结束，只能等以后再说。接着，我去问中文系领导，证实了“没有梯队”这个理由。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吴富恒校长，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我知道，如果尚未报批，校长尚有办法;报批既已结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改革开放后，关先生工作热情高涨，期望将一生倾心的俗文学史专业，最终留在中文系。中文系不申报民间文学硕士点，令他这个期望完全落空，从而成为一生中另一次重大打击。过了十九年，到2003年，山东大学返聘离休了的关德栋教授为博士生导师。这件事说明1983年中文系不申请这个硕士点是错误的，历史已有结论。对关先生而言，文革中“特务”冤案是令他政治上蒙冤，这一次打击则令他一生事业蒙羞，令他学术声誉蒙羞。

　　关先生一生，以事业为重，视事业为生命;不以权势为意，不以物质利益为意;淡泊明志，与世无争。在中文系数十年，能让则让，能容则容，系里矛盾概不过问，更不参与。他把全部心思放在事业上，与世无争主要是为事业，所谓“宁静致远”者也。在学术界，先生早已不是无名小卒，他是著名学者，是受人尊敬的领袖人物。所以，山大不申报民间文学硕士点这件事，很快成为学界的谈资;学术界为山大招了民间文学硕士生，不申请民间文学硕士点，议论纷纷。那么，中文系当局因何缘故做出这种糊涂事呢?是智者一失?是一时草率?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如今事过境迁，说不清楚了。往事，都成为历史。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抹不掉，擦不去。为悼念老师，我旧事重提，旨在平心静气探究经验教训，期望可以帮助人们不再做这类糊涂事。因为事情原委相当复杂，不得不从头讲起。

　　首先，山大中文系具有申报民间文学硕士点的优越条件。申报的最重要条件是学科带头人。这个硕士点的学科带头人，就是关德栋教授。这是其一。其二，中文系已经成立民间文学教研室。高校中文系设有民间文学教研室者，寥寥无几，所以也是一个重要条件。其三，关先生已用民间文学硕士点名义招了三个研究生，培养硕士生已是既成事实。具备这三方面条件，申报这个硕士点顺理成章，也有把握。山大原政治系主任徐经泽教授曾于1980至1984年借调教育部高教一司，负责高校教材建设。有一次，徐经泽对我说，改革开放以后，教育部通过调查知道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是全国仅存的敦煌学三位著名学者之一。当时教育部很想在大学里建立新学科，包括建立敦煌学，因此以关先生名义申请硕士点，他认为教育部批准是不会有问题的。徐经泽本人自1984年从教育部回山大创建社会学系后，马上创办《民俗研究》杂志，邀请关先生的研究生到社会学系工作。如今《民俗研究》已是国内外颇有名气的一本杂志。

　　现在，再看所谓“梯队”问题。中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原有三个教师，锡伦调走后，还有两人。从组建梯队看，可以说条件基本具备，然而存在不足。为什么说基本具备?已有教授一名，且为名教授，这是组建梯队最重要条件。此外，还有年近五十岁的讲师一名，还有三个研究生。在读的研究生，当时可以作为梯队成员。梯队的不足之处，主要是缺副教授一名，有两名更好。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因为梯队可以不限于教研室，可以在系或学校范围内罗致成员。此为其一。其二是，申报材料上填写的梯队，可以与实际工作的梯队不完全一致。例如，中文系这次申请某硕士点时，某副教授将与自己势不两立的另一副教授，未经他本人同意就作为梯队成员填写在申报材料上。填写这样的梯队，事实证明不影响申报成功。中文系当局如果真心想申报这个硕士点，只需花点时间，找一两个愿意为关先生做梯队的副教授，将名字填上申报材料就行了。事情就这样简单。在关先生不在国内的情况下，中文系领导责无旁贷，理应解决申报材料上的梯队问题。总之，梯队是否成为问题，关键看中文系当局是否真的想申报。如果真的想申报，梯队就不是问题;如果不想申报，梯队也可以说是问题。

　　可见所谓“没有梯队”，无非是不愿意申报的一个借口，一个可以公开讲出来的借口。

　　那么，中文系为什么不愿意申报民间文学硕士点呢?原因可能涉及两方面。其一，当年在评价关先生学术成就方面，或许存在一些客观困难;其二，系里一些人对关先生长期抱有成见与偏见。

　　记得在山东大学迁曲阜时，与关先生住同一宿舍的一位曲师院老师，曾以关先生之学问询我。我这样回答：别人不知道的，关先生可能知道;别人不懂的，关先生可能懂。我以为，关先生的价值大致在此。不过，关先生这些专长，解放后大都不是学界热门。像敦煌学在解放后一直受冷落，以致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像满文、梵文、藏文、巴利文，都是长期无人问津。俗文学在解放后，因为“学苏联”的缘故，变成了民间文学。前苏联的民间文学与俗文学，其实不是一回事。前者遵循列宁的两种文化理论，内容多讲阶级斗争，故而后来高校的民间文学课都讲不下去了。俗文学的生命力，远非前苏联民间文学可比。改革开放后的俗文学硕士点仍以“民间文学”命名，说明“学苏联”的影响难以消除。从国内情况看，关先生擅长的学术，解放后大都不是热门，大都受冷遇，此为事实。我说，在评价关先生学术成就方面，或许存在一些客观困难，主要指此。特别是年轻人，未能看见关先生的成果在解放前被学界热捧的情景，正确评价更困难些。注意这一点，可以避免苛求当事人

　　不过，俗文学只是在国内受冷落，它在国外不仅没有冷落，相反一直很热，发展迅速。改革开放后受国际间学术交流增多的影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关先生擅长的学术，由“冷”变“热”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到今天，我国俗文学与人类学、文化学等结合，已经成为一门应用广泛的学科，炙手可热，如日中天。社会学系徐经泽教授及时把握这门学科将由“冷门”变成“热门”的发展趋势，创办了《民俗研究》，又把关先生的研究生请到系里工作。社会学系能做的，为何中文系不能做?拥有良好条件的中文系，为何坐失良机?原因之一是，中文系领导人缺乏作为高校领导一种必备条件——及时地、准确地把握学术发展趋势，至少在俗文学问题上是如此。不能及时把握学术发展趋势，必定目光短浅。我认为，这是中文系当局不愿意申请民间文学硕士点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进一步看，中文系不愿意申报这个硕士点，我以为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对关先生的一种成见与偏见。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追根溯源，最初源于1954年中文系讨论《长生殿》时，对关先生发动的一场批判。

　　1954年，关先生受当时任山大副校长的陆侃如教授与冯沅君教授两人之托，在中文系纪念洪昇诞生二百五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做了一个发言。他这个发言，最终引起对《长生殿》主题思想的一场讨论。以关先生为一方，以批评者为另一方。两方的分歧，简单说是：关先生认为《长生殿》主题思想是李隆基、杨贵妃的真挚爱情;另一方根据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皇帝不能有真挚爱情，批判关先生宣扬超阶级的爱情，也就是超阶级的人性。于是，洪昇纪念会变成了针对关先生的“批判会”。关先生的一千多字纪念文章，与批判他的长达一万多字的文章，都收入后来出版的《元明清戏曲论文集》。若用改革开放后的观点衡量，关先生的见解比较平实，接近传统见解;批判者坚持阶级分析，观点受左倾教条影响很深。学术领域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本是诸多研究方法之一。可是解放以后，它以凶猛之态，凌厉之势，取代其它方法，独霸学术界。独霸的结果是，阶级分析成为包治百病的仙丹妙药，成为用来随意打人的棍棒，最终导致学术变成政治的附庸。将阶级分析作为打人棍棒，造成冤案无数，冤魂游荡，改革开放后遂成为过街老鼠，阶级分析独霸学界的局面也宣告结束了。

　　在今天看来，1954年针对关先生的这场批判，无疑偏离了学术讨论的轨道，扭曲了是非判断，无疑是一场错误的批判。究其原因，主要归之于当年社会环境，归之于左倾教条之横行。此一时，彼一时，不妨以宽厚之心，谅解当年发动批判的年轻人。再从另一面看，批判关先生的年轻人所以占得上风，关键是靠了左倾教条之横行;不充当左倾教条急先锋，无法占得上风。在当年，充当急先锋是一种光荣，改期开放后就不算是什么光荣了。彼一时，此一时，是非观念大不一样。关先生是左倾教条的无辜受害者。在受害与加害之间，有责任问题，有是非问题。责任，不妨谅解;是非，仍需分清。是非不明，对受害者是一种不公平。

　　关先生作为左倾教条的无辜受害者，1954年这场错误批判对他的伤害很重。突然站出来批判他的，是中文系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他是教授，另一方是刚毕业的学生，难免引起对他产生种种负面看法。问题还不止如此。关先生作为国家特批教授，年纪很轻就做教授这件事，也成了招妒惹祸的根子。1954年，他三十四岁。系里一些助教、讲师大都二十五六岁，或更大些。双方年龄相差不大，职称差别却这样大。对教师来说，职称是最重要的利益;职称问题，最容易引发教师的心动或激动。这位年轻教授在讨论中被刚毕业学生占了上风这件事，再与职称问题纠结在一起，很容易引发心理上不平衡，进而演变成为一种情绪化的成见与偏见。人言可畏，关先生不得不承受很大压力。而关先生的不幸，还与俗话所说“欺生”现象联系在一起。下面，举个例子做比较。在《长生殿》问题上，主要是批判关德栋教授缺乏所谓阶级观点。冯沅君教授在一篇文章分析《红楼梦》刘姥姥形象时，也因为缺乏阶级观点而被一个青年在报上公开批评。冯沅君与关德栋，同是中文系教授，都因为缺乏阶级观点而遭青年人批评，时间也相隔不久。今天看来，这类批评都源于左倾教条之横行，都欠公正，暂且不管。我要说的是，冯先生解放前就在山大教书，人们早已了解她，所以不能因为一次批评而不顾她另有诸多重大建树，从而对她产生类似对关先生那样一些意见。与冯先生不同，关先生1953年才到山大，时间只有一年，系里多数人不知道他以前的诸多建树，不知道他具有多种语言才能与早负盛名，总之对他很不了解。关先生个性中又有傲岸的一面，这种个性很难融入新群体。不融入新群体，群体成员就很难了解他。所以当关先生受到批判以后，人们因为对他不了解或不理解，客观上容易产生种种与实际不符的消极看法。这些消极看法，经“欺生”现象的发酵，再经职称差别的煽风点火，不断在群体成员间扩大或放大起来。

　　于是，1954年中文系在《长生殿》讨论中出现的一场错误批判，最终演变为系里一些人对关先生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与偏见。

　　1954年这场错误批判，并非关先生以后数十年不幸的根源，然而是以后数十年不幸的开端。从此，他不得不面对一些人的成见与偏见，不得不生活在这场错误批判留下的阴影之中。诚然，在“文革”前，这些成见与偏见实际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中文系领导不支持。另外，中文系老一辈教授如陆侃如、冯沅君、萧涤非等都了解关先生，也尊重关先生。可是，“文革”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一批年轻教师走上系领导岗位，对关先生的成见与偏见逐渐成为影响领导决策的重要因素。

　　“文革”以后，学术领域发生重大变革。以前成为“冷门”的俗文学、敦煌学等迅速由“冷”变“热”，由此促使关先生的学术专长越来越受社会重视。他对敦煌学的贡献被重新发现，对俗文学史的贡献被重新肯定，学术地位越来越高。1983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全额基金邀他讲学，表示国外学术界对他成就的首肯。凡此，都是公开信息，都不是秘密。可是，中文系领导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因而无动于衷。在社会上，关先生已变得很“热”;在中文系，他仍旧很“冷”。可谓冰火两重天。在新形势下，徐经泽教授可以在社会学系感受到关先生的特殊作用，中文系领导为什么反而感受不到?为什么熟视无睹?为什么充耳不闻?为什么无动于衷?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我看不是妒嫉或主要不是妒嫉，更不是无知(文化水平都很高)，其中关键是对关先生怀有一种成见与偏见。这成见与偏见最初源于1954年那场错误批判。头脑里有了成见与偏见，才熟视无睹，才充耳不闻，才无动于衷。没有成见，怎能熟视无睹呢?可见，中文系不申报民间文学硕士点，其中存在比不能及时把握学术发展趋势更重要、也更关键的一个原因，这就是中文系领导对关先生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与偏见。

　　俗话说，“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讲的就是成见或偏见。怀有成见或偏见的人，常常狭隘偏执，执迷不悟，不可理喻。社会心理学认为，成见与偏见是人类一种消极心理。这种消极心理，虽然一般人难以完全避免，领导人必须自觉避免，自觉克服。让这种消极心理参与决策，任何时候都是领导人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与错误。

　　1983年，关先生已经63岁。这时候，退休制度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关先生退休以后，中文系就失去申报民间文学硕士点的基本条件，就无法申报了。对中文系来说，1983年是申报这个硕士点的唯一良机。对关先生来说，不申报这个硕士点，等于逼迫他马上退休，因为年龄到了。本来，申报这个硕士点是列入中文系计划的;他出国以后，中文系不执行计划，计划被人家撕毁了。他认为，这是“圈套”，是“阴谋”。很久以后与我谈起这件事，先生还是怒不可遏。一次次从书桌座位上站起来，手里拿着烟向我走来，不断发问：“你说，你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或说“恶毒”，或说“暗算”，看上去非常生气，非常愤怒。看得出来，这件事对他伤害很重。即使没有提工资，不换好房子，他也不至于这样生气。先生一生看重事业，事业是他的生命。可是，人家有权，他没有权，无可奈何。最后，他不得不默默吞下人家为他酿制的这杯苦酒，没有找领导告状，也没有公开揭露，只是偶尔与我说一说罢了。支持他生活意志的，是不可动摇的自信。不申报这个硕士点，固然令他名誉蒙尘，然而他的事业，他的成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凡研究敦煌变文，研究子弟书，研究聊斋俚曲，他的著作是必读的经典，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他仍旧是关德栋教授，关德栋教授仍旧是他，这是最重要的。先生对事业充满自信;待人处世，能让则让，能容则容，一直以柔为主。因此，依然努力工作，做他该做的事。

　　时光流逝，过了二十年后到2003年，山大校方决定返聘离休十多年的关德栋教授招民间文学博士生。这个决定，无疑是对1983年不申请民间文学硕士点的公开否定。只是人们不禁要问，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只要能按下良心不顾，

　　欺负书呆子真的不难

　　关先生在山东大学凡五十二年，期间所受重大打击有两次：其一是“特务”冤案，其二是中文系不申报民间文学硕士点。在学校里，他那些不愉快大概只对我经常说起。当我去家里看望，才将心头蓄积的不满与愤怒，多少说一说。我想安慰几句，常常语塞难言。

　　关先生数十年不幸，“命压人头不奈何”，起点是1954年那场以左倾教条为基础的错误批判。这场错误批判，促使一些人对他渐渐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与偏见。错误批判的阴影，笼罩他后半生数十年，可知左倾教条危害之大。不过在“文革”前，系里一些人对他的成见与偏见，实际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当年中文系的系主任、总支书记章茂桐。

　　章茂桐，本是1937年投笔从戎的大学生，1938年为中共郓城县委书记。解放初，任北京外交学院党委副书记，后来自愿来山大，1958年开始到中文系工作。他官越做越小的原因主要在于自己性格，总想有时间念书，做点学问，瞧不起官迷与弄权之人。1958年，全国到处用砍树拆屋得来的木材去炼铁，他敢对党委说：“这是胡闹!”因此挨批判，受处分，好在不久就平反了。我是总支委员，多年共事，深知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他做系主任，老先生开什么课，一周课时多少，亲自登门与老先生商量好，再转告教务员排课。他作为总支书记，对老先生不分亲疏，待之以礼;即使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候，也是一视同仁地尊重，包括对大右派陆侃如教授。他对中文系的贡献，主要是较多地保存了元气;若想繁荣发展，也是回天无力。他离休后，我戏称“老右”，他总反驳说：“我也执行极左路线，犯了错误”。党内有纪律，极左路线不执行不行，所以我们两人说的都对。凡执行极左路线而省悟“犯了错误”者，心中必有良知。像章茂桐这样懂业务、作风正派、心有良知的党员干部主持中文系工作，一些人对关先生的成见与偏见无法得逞。就我而言，踏上社会就遇到这样的领导，年龄大了更觉得是三生有幸。

　　“文革”以后，章茂桐调任校党委纪委书记，此为党委用人得当。中文系总支书记换了人，一批年轻人走上系领导岗位。关先生在系里的处境，渐渐变得困难起来。在这方面，令我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是车锡伦调离山大。

　　车锡伦，是复旦大学赵景深教授的硕士研究生，1979年从内蒙古大学调山东大学，成为民间文学教研室三成员之一。我与车锡伦所以熟悉，并非关先生介绍，最早是他为调动爱人工作到《文史哲》编辑部来找我。这个要求我无法满足，从此我们就来往起来。此人富有个性，工作起来什么都不顾，什么都不知道，真的像工作狂;给我的印象是工作勤奋，思想活跃，事业有成。他喜欢俗文学，业务水平又高，在民间文学教研室工作最合适不过了。后来，他想调离山大。有一天，车锡伦坐在我那一室一厅的陋室说话，我劝他以不走为好，因为关先生的工作需要他。车锡伦说非走不可，那天他列举的几个事例中，至今尚记得一件事。1980年9月在淄博召开蒲松龄学术讨论会，山大中文系为会议主办方之一。车锡伦与关先生合作校点《聊斋志异戏曲集》，又与关先生一起参加会议筹备工作，他参加会议的论文也写好了，可是没有接到开会通知。他说，会议通知是中文系发出的。中文系参加会议的人，连现代文学教研室的人也能去，偏偏他这个参与筹备的人被排挤在会议之外，这也是太欺侮人了。他很激动。当然还有其它原因，总之他的结论是，无法继续工作下去。恰巧这时，赵景深先生将他推荐给任半塘先生;任先生通过他的学生、时任教育部长的蒋南翔敦促山大“放人”。于是，他在1981年调离山大，到扬州师院为任先生筹建词曲研究室。

　　我可以不相信自己的感受，却无法不相信车锡伦的感受。他从外校调来不久，对中文系不存在历史遗留的恩怨或成见。他对关先生执弟子礼，学术上始终合作融洽。然而，他感觉中文系在排挤关先生;排挤关先生，因此排挤他。车锡伦这个感受的真实性，我无法怀疑。于是，我知道章茂桐调离以后，原本熟悉的中文系变得陌生了。根据我多年经验，如果章茂桐在，中文系不可能发生这类不公正的事;要是发生了，章茂桐知道了会干预，会妥善解决。

　　车锡伦调走后，关先生赴美国讲学，接着发生不申报民间文学硕士点事件。我没有忘记车锡伦调走前说的话，知道中文系当局对关先生之不公。就我自己而言，1984年底辞去《文史哲》主编，又谢绝了其它公职，主要想弥补自己“少壮不努力”的过失。然而，业务上始终不能以俗文学为专业。我出版的第一部书是《柳宗元新传》，我撰写文艺学、哲学、史学、编辑学、出版学方面文章，总是不想搞俗文学。关先生从美国回来后，我因为辞去公职，空闲较多，我们的来往反而比以前多起来。我对关先生的钦佩，对他的理解与同情，也越来越多。

　　前面谈到，关先生在申报硕士点问题上，被人算计，吃了大亏。这件事从他本人情况看，也是因为太相信系里的计划，太相信别人的承诺，自己犯了过于轻信的错误。按常理说，申报硕士点的计划在系里讨论通过了，也在报纸上公布了，三个硕士生也已经在读，凡此说明申报计划不能变卦，这个硕士点不会有什么问题。按常理说，的确是如此。那么，为何又说关先生犯了过于轻信的错误呢?原因是，这个世道变了，按常理办事已经行不通了。就像一首电视歌曲里唱的：“这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古怪!”古怪得令你莫名其妙。“文革”十年中，讲真话就倒霉，讲假话反而吃得开，促使假话大行其道，畅行全国;说话不算数，早就是十分平常的事。不只如此。威名远扬的大人物、大权威也常常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凡社会道德必以诚信为第一。如今上上下下都出尔反尔，不讲诚信，说明道德沦丧之严重。出现道德沦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靠强权把儒家与儒家道德统统作为封建糟粕，彻底打倒了。打倒不难，否定也容易，问题是打倒儒家道德之后，中国还有道德吗?两千多年来的中国道德，一直以儒家道德为主。就像欧洲道德靠宗教维系那样，两千多年来的中国道德一直是靠儒家来维系的。现在，儒家道德与为社会维系道德的儒家都打倒了，新道德又无法在道德废墟上形成，这样一来，中国还有道德吗?没有了，基本没有了。诚然，儒家道德必须革新。可是革新道德，任何时候都必须与改变社会心理、改变风俗习惯相结合。改变社会心理与移风易俗，决不像换件衣服那么容易，只能一步一步来，欲速则不达。靠强权打倒儒家道德，只能造成道德真空;原先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规定不再起作用了，人性中一切丑恶东西乘机恣意泛滥起来。在此情况下，道德岂能不沦丧?道德沦丧遂成为中国的社会危机之一。在这里，我讲社会上道德沦丧，并非有意为中文系失信于关先生的错误开脱，只是想说明，出现这类问题，社会环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先生按常理办事，却犯了过于轻信的错误，这个世道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古怪”了，令人莫明其妙。他如果不是过于轻信，访美以前多做些防范工作。譬如，把申报硕士点之事向学校领导汇报，要求领导关注;或者当面给系里要员都讲一讲，讲得越多越好，知道的人越多越好。这样一来，他出国后人家很难搞小动作。可是，他不做防范工作就放心地出国了，这就为人家偷袭创造了条件。可见，我老师是真正的书呆子。欺负书呆子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是自己良心。只要能按下良心不顾，欺负关先生这样的书呆子，真的不难。

　　其实，关先生从美国回来以后，硕士点之事虽已无可挽回，也还有一些补救办法。办法之一是去告状。单位领导与属下有了矛盾，做领导的不怕属下手中有理。属下手中的道理再多，真理一大堆，碰上权力也是无济于事，常常一败涂地。但是，属下到上级去告状，单位领导还是有些害怕的。中文系撕毁计划不申报民间文学硕士点，对学校不利，对系发展不利，研究生处也有不同意见，关先生完全有理由给领导讲一讲。说是“告状”也行，说是“依靠组织”也行，给领导讲一讲总是可以的。据我所知，他要去告状，有两个现成的渠道。一是长期主持校政的吴富恒教授是他中学老师，关家与吴家有通家之谊;另一是山大党委书记就住在他楼下。想找书记或校长讲一讲，并不困难。假如车锡伦调走前就去告状，硕士点问题或许就不会发生了。访美回来以后去告状，虽不能解决硕士点问题，总可以令当事人名誉受损，还可以改善自己的处境。

　　可是，解放后生活了数十年的关德栋教授，竟是没有学会告状。一个教授到校长书记家里走一走，本是普通平常的事。不知什么缘故，先生的脚总是不肯跨进领导的门;有一次，有一件事要告知吴富恒校长，还是托我去转达的。对付自己反对的人，有些人是当面敷衍，或笑脸相迎，背后去告状，给对方致命一击。关先生不是这样。他常常当面表示厌恶，表示鄙弃，侧目而视，一点不给对方面子，背后从不告人家的状。此为君子。如今社会上君子越来越稀少，大概要像熊猫那样立法保护才行。

　　高等学校本是学术的圣殿，知识的工厂，必须崇尚知识，崇尚学术。我们的高等学校因为经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长期洗礼，以及其它种种运作之后，早已衙门化。大学与衙门一样，崇尚的是官职，是权力。在大学做官，越大越好，最好是一把手，这样很容易成为大学问家。即使写不出一篇像样的论文，照样做教授，照样做博导。人家凭什么?凭官做得大。学问之多少与官职之高低成正比，无需青灯黄卷之苦，无需砚城笔阵之劳。由此鸡犬升天者，大有人在;飞黄腾达者，所在多有。故而在大学教书而富有心计者，不肯把心思放在学术上，纷纷专心于仕途，千方百计谋得一官半职。我老师关先生如果“与时俱进”，也谋个什么官做，命运必定会好得多。

　　关先生如果想弄个官做，他的有利条件，其实比一般人多。其一，他个人历史清白，1948年参加革命可以为做官加分许多。其二，他家庭出身没有问题。当年老教授中家庭出身没有问题者，少之又少。其三，本人为国家特批教授，1953年以前已在两所高校任系主任。其四，国内外学术界有影响。这四方面条件，作为谋取官职的资本，颇为充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年长教授纷纷谢世，这时候他想弄个什么委员、什么代表之类，只需稍加努力，如向组织靠近一些或表示一下等，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有官职在身，且不说有些人趋之若骛，总不至于有人敢欺侮你，敢排挤你。大学教师做官，肯定比做学问划算。做官必能获利，大官获大利，小官获小利，不获利者乃傻瓜，世道是如此。这些“古怪”事情，关先生不会不知道。不过，他若想做官，年轻时在兰州，在福建，都有很好机遇，何必等到年老体衰之时?年轻时无意于仕途，现在连学校领导的家门都不想进，更不用说为自己谋什么官做了。

　　先生一辈子只想读书做学问，只知道凭本事吃饭;清清白白一辈子，干干净净一辈子。所以我常常说，关先生一生清高，一生正直。清高正直的另一面，可能是狷介。狷介之士，眼睛里容不得一点沙子，我行我素，独来独往。我老师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点沙子，爱憎分明，清浊有别。在古代，狷介之士误伤及人的事也是有的。

　　清高正直之人，胸怀君子之心，明净如赤子。可是当今世道，滔滔者天下皆浊，清高正直者无人理会， 无人欣赏。所以，关先生连连吃亏，连连倒霉。吃亏也好，倒霉也好，先生我行我素，依然故我。老师这种精神源自古代士大夫，颇具古风，且未经“污染”，为当今知识界最可宝贵的精神，令我非常喜爱。不止喜爱，犹有衷心钦佩，这也是我们愈走愈近的重要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春节，先生告诉我他“离休”了。一听是离休，不是退休，我开始一怔。接着，想到他1948年随军代表接收兰州大学的事，马上明白了。我说，离休好，以后系里的会可以不参加，系里的事可以不问，这样清静;以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自由。他给我说，离休还加一级工资，还给家里装了电话。这时候，我摆脱了学校公职，束缚少了，谈话更自由些，他的许多不愉快渐渐成为我们的话题。我要是较长时间不去家里，他会想个法子找我。我一去他家，必定陪着一根一根地抽烟，天南海北地说话，很轻松，很惬意。大概是九十年代后期的一天，他讲了自己遇到的另一件怪事，再一次令我非常吃惊。

　　在讲这椿怪事之前，我再说一遍：欺负书呆子的最大困难是自己良心，只要能按下良心不顾，欺负关先生这样的书呆子，真的不难。

　　1989年，关先生获得科隆大学东亚研究所基穆教授的邀请，到德国访学。为关先生访学，基穆教授经申请获得了德国国家科研基金。根据中德文化协定，每一年交流访问学者，限于十个名额。关德栋教授为1989年中方十名访德学者之一。于是，他在山东大学填了六张表格，办了访德的手续。关先生1989年德国访学这一个名额，最后在他完全不知情、事前事后不告知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山大校方掉包，私自掉换给别人了。关先生这一次访德未成，基穆教授只能在德国第二次申请国家科研基金。1991年，基穆教授第二次邀请关先生访德。于是，他在山东大学第二次填了六张表格，办了访德的手续。可是，他1991年德国访学这一个名额，再次在他完全不知情、事前事后不告知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山大校方私自掉包。两次在山大办了访德手续，两次都没有下文，不知什么缘故，关先生很纳闷。最后，在季羡林劝说之下，他借北京开会的机会到教育部询问。教育部主管这件事的同志对他说：山东大学校方给教育部汇报说，关德栋教授“年老退休，体弱多病”，不能出国访问，所以换别人去德国了;又说，看来你并非“体弱多病”，可以出国访问。于是约定，下次办理出国手续时，教育部与他家里电话直接联系，以避免再次发生事故。在教育部直接协助下，他终于在1993年去德国科隆大学访学。关先生这一次访德，已经是基穆教授为他第三次申请德国国家科研基金，第三次向他发出邀请。

　　我听先生从头到尾讲完这件事，好像听一个传奇故事。老师讲这故事，就像讲一个与己无关的笑话，心平气和，语调语气都跟平常一样。似乎是，今生今世什么委屈都受过了，这点委屈算不了什么。我听了，不只为老师之不幸感到伤心，更感到十分可怕。事故的责任方，是山大校领导;受害方是我老师关德栋教授，区区一布衣。一方为官，一方为民，差别不小。不过我想，虽然事关校领导，毕竟是多年前的事，年久的档案也可以公开，在悼念老师文章中说说总可以。

　　在1989年、1991年这两年，关先生两次办了访德手续以后，山东大学校方都将他的访德名额接受下来，然后换别人出访德国。这两次暗中掉包，原因未见公布，不敢妄测。问题的关键是，关先生这访德名额，是不能换别人顶替出访的。他访学的任务有二：一是到科隆大学基穆教授领导的满学中心讲学，并合作研究;二是帮助鉴定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批满文文献。关先生这访德名额，是德方通过国家科研基金全额资助的、具有上述两项特定学术任务的、针对中方特定专家——关德栋教授的访学邀请。与有些出国访问的名额不一样，关先生这访德名额不能换别人顶替;从根本上说，山东大学无权换别人顶替关先生访德，此其一。其二，对这两次掉包，访学的两个当事人——中国的关德栋教授与德国的基穆教授，都不知情。从以上两点，可知这两次掉包，是不合法的，也是不道德的。山东大学以伪造与欺骗之术，欺骗了自己学校的关德栋教授，欺骗了国家教育部，也欺骗了德国人。大学乃文明之地，今天高等学府发生这种无视法纪、以权谋私之事，完全不可思议。

　　从法学观点看，这两次暗中掉包都是山东大学滥用公权力，侵犯关先生合法权益，用时髦话说是侵犯人权。这两次滥用公权力的执行者，是学校外事部门。不过，将出国访问的人暗中掉包，事关重大;只要查证，容易露馅。所以一般讲，外事部门只有在校级领导(一位或数位)的授意或支持下，才敢于掉包;否则，不敢擅自作主。至于顶替关先生访德之人，理应是有点权势者;不然的话，不值得校领导去冒这个风险。根据这样的推测，这两次滥用公权力的涉及人员有：一，学校外事部门;二，校级领导人(一位或数位，其中必有主管外事者);三，一前一后顶替访德的两个人;四，不可知的其他人。他们在大学里官居高位，且为饱学之士，懂法律，知道德。这样一些袞袞诸公肩负“为人师表”之职，怎能做出连自己脸面也不顾的事情呢?而且，并不是一次。当一次得手之后，又有下一次。两次操作，都神不知、鬼不觉，轻易得手。要不是关先生听了季羡林的话去教育部告状，大概还有第三次。如此无法无天，良知安在?太出乎意外了，太不可思议了，我越想越害怕。

　　基穆教授为了邀请中国关德栋教授一次访学德国，他在德国先后申请国家科研基金，凡三次;为此到首都波恩去奔走，凡十五次。不知我老师的“命”为什么这样苦，自己倒霉还不够，还连累无辜的德国友人。关先生最初应邀访德是1989年，时年69岁;到1993年实现访德时，已经73岁。我山大袞袞诸公，利用公权力，以伪造与欺骗之术，折腾我年迈老师四年之久，也折腾德国基穆教授四年之久。这样做了，始终若无其事，始终心安理得，从未对关先生做任何说明，更不用说道歉了。真的像那首歌曲所唱：“这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古怪”，古怪得令我感到害怕。我党不准以权谋私的禁令，三令五申，为什么连大学领导都禁不住呢?为什么连大学领导都公然不讲法纪、不顾道德呢?“为人师表”的招牌已经砸得粉碎，早已不存在了。那么，我们还要不要人伦道德，还有没有人伦道德呢?想到这里，我岂能不感到害怕?不过我想，如果第一次暗中掉包之后，若有媒体披露其事，并提出责问，大概就不会有第二次了。任何权力如果不受监督与约束，什么样的荒唐事都做得出来，高等学校的权力也是一样。

　　到2003年，山东大学终于返聘离休十多年的关德栋教授为博士生导师。这是山东大学对他的最后肯定，也算是一种纠错。我听说，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参加2001年山大校庆时，公开称赞关德栋教授与王绍曾教授“有学问”。关德栋教授是我过从甚密的老师，王绍曾教授与我为忘年交，所以听到季先生有此宏论，我非常高兴。季先生是伯乐，令人钦佩。不过，如果没有季先生这个伯乐，或者如果不是季先生而是别人提意见，山东大学会对关先生纠错吗?一个高等学府对一个在自己学校工作了数十年的教授纠错，为何要靠外力推动呢?堂堂大学能长期犯错而不能自己主动纠错，原因何在?我不敢细想下去，我怕对这个教育失去信心。话还是说回来，纠错总是好的，迟到的纠错比不纠错总是好些。

　　从1983年中文系不申请硕士点到2003年纠错，时间过去了二十年，关先生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他不顾年迈体弱，积极制定计划，准备带领学生拼搏一场。可是，一届博士生没有带完，他就去世了。关先生真的很不幸。我以为先生的不幸，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我山东大学的不幸，也是我国“俗文学学派”的不幸。我老师永远地走了，他的那些不愉快将成为远去的历史。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我这篇悼念文字记录先生那些不愉快，旨在以史为鉴，不敢另有什么用意。以史为鉴，可以令人聪明，可以使社会进步。谨以此文寄托我对老师的哀思，并为泉下老师祈福。呜呼哀哉!

　　2005年12月初稿，2011年10改毕于山东大学望云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