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瓦子中的“说经”与宝卷
车锡伦
按：中国宝卷在笔者所见现行的《中国文学史》中，大概只有几句话的介绍，许多年轻朋友缺少这方面的常识，是必然的。本人读郑郑振铎先生关于宝卷的论述，从产生怀疑到公开讨论，下面这篇文章，是第一篇。因郑振铎先生是我的太老师辈，受“为尊者讳”的传统观念影响，一直不想公开讨论这一问题。后来同已故前辈关德栋(关先生也以郑先生为师)和周绍良先生谈起，得到他们的鼓励，也因为看到某些文章“以讹传讹”，约走越远，限制了大家做进一步的探讨。因此，不揣浅陋，写了这篇文章。在大陆没有刊物愿发表它，所以拿到台湾去发表，也想表明中国大陆的学者，不都是在“鹦鹉学舌”。 (2006年10月)
又，本文发表于2000年台北《书目季刊》(34卷2期，2000年9月)。2006年曾在某网站转载。至今仍见许多研究者抄袭郑说，因再次转发，公开“叫板”。请仍抄袭郑先生推论的研究者，先去读点书，找点证据，来驳倒本人论证。(2011年7月)
一、宋代城市中的“瓦子”
宋代城市中出现了“瓦子”(又称“瓦舍”)，这是一种大型的游艺、娱乐场所，也是货卖杂陈的商业区。京师汴梁及其他大城市中的瓦子规模很大，南宋初年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东角楼街巷”中记汴梁城内这一街区即有瓦子三处：“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1]”瓦子中的勾栏、棚即各种民间伎艺的演出场所。同书卷五“京瓦伎艺”载瓦子中演出的各种伎艺有小唱、般杂剧、傀儡、手伎、球杖踢弄、讲史、小说、小儿相扑、影戏、弄虫蚁、诸宫调、商谜、合生、说诨话、杂扮等[2]。同时，“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3]。可见这些瓦子是集吃喝玩乐为一体的民众消闲娱乐场所。据有关记载，汴梁城中这类瓦子有八处[4]。
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城内外也建有瓦子。《梦梁录》卷十九“瓦舍”条说：
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顷者京师(按，指东京汴梁)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杭城，绍兴间(公元1131-1163年)驻跸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为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也[5]。
据《西湖老人繁胜录》卷六载，临安城内有瓦子5处，城外瓦子20座[6]。瓦子中的演出伎艺更加丰富，出现异彩纷呈的局面，其中更作为“说话四家”的“说经”(或作“谈经”)的出现[7]。人们在瓦子里吃喝玩乐留恋忘返，故被视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子弟流连破坏之门”。
二、南宋时期瓦子中的“说经”
宝卷与南宋时期瓦子中的“说经”(又作“谈经”)等的关系，最早是郑振铎先生提出来的。他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
当“变文”在宋初被禁令所消灭时，供佛的庙宇再不能够讲唱故事了。……但和尚们也不甘示弱。大约在过了一些时候，和尚们讲唱故事的禁令较宽了吧(但在庙宇里还是不能开讲)，于是和尚们也便出现于瓦子的讲唱场中了。这时有所谓“说经”的，有所谓“说诨经”的，有所谓“说参请”的，均是佛门子弟们为之。[8]
这里所谓“谈经”等等，当然便是讲唱“变文”的变相，可惜宋代的这些作品，今均未见只字，无从引证，然后的“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也当即“谈经”等的别名。[9]
上述郑文肯定：(1)瓦子中的说经等均系佛门子弟(和尚)为之;(2)“谈经”等即宝卷。
郑振铎先生的上述结论，至今仍为许多研究者及工具书所秉承，如释宽忍主编《佛学辞典》“宝卷”条：“宋真宗时，明禁僧侣讲唱变文，变文乃变成谈经、说经、说参请等形式，亦即讲唱变文的变相发展，宝卷亦因之应运产生。”[10]但不论郑振铎先生及后来的研究者，均未对此加以论证。因此，先介绍宋代文献中关于说经等的记载。
说经(“谈经”)始见于南宋人的文献，它们都是把说经等做为瓦子中的说话伎艺介绍的。最早的记录见南宋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灌园耐得翁所著《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11]
稍后于《都城纪胜》的《西湖老人繁胜录》介绍瓦子中的民间伎艺人有：
说经：长啸和尚、彭道安、陆妙慧、陆妙净。[12]
南宋末年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小说讲经史”的记载，承袭《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的说法，但增加了“说诨经”一项：
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说诨经者，戴忻庵。[13]
由宋入元的周密在宋亡以后所作《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中记录说经、诨经的伎艺人最多，同时又增加了“弹唱因缘”一项：
说经、诨经：长啸和尚、彭道(名法和)、陆妙慧(女流)、余信庵、周太辩(和尚)、陆妙静(女流)、达理(和尚)、啸庵、隐秀、混俗、许安杰、有缘(和尚)、借庵、保庵、戴悦庵、息庵、戴忻庵。
弹唱因缘：童道、费道、蒋居安、陈端、李道、沈道、顾善友、甘道、俞道、徐康孙、张道。[14]
此外，南宋末年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引子”中曾列出“演史、讲经”的之名，但在“小说开辟”中罗列的众多作品中，却未提到“讲经”类的作品。从以上宋人文献中有关说经等的记述中可以看出：
(1)它们都是南宋(公元1127-1279年)后期或宋亡后的文献，其中最早的是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的《都城纪胜》;而介绍北宋(公元960-1127年)都城汴梁(今开封)瓦子伎艺最详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约成书于南宋初年)及其他北宋文献中，均无“说经”等的记载[15]。因此，说经等伎艺在瓦子中的出现，最早是南宋中叶以后的事。宋亡后的《武林旧事》中所载说经等伎艺人数目最多，则说明这类伎艺是在南宋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不可能是一百多年前即被“禁断”的“变文”的直接继承，而是一种新出现的民间讲唱伎艺。
(2)《都城纪胜》等载说经“谓演说佛书”。“佛书”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很可能是伎艺人选取某些与佛教有关的故事，胡乱敷衍，以取悦听众;而冒名佛家“讲经”，以作招徕。因而继之出现了以插科打诨标榜、语涉淫秽的“诨经”。明人编《墨娥小录》卷十四“行院声嗽”(按，“声嗽”指笑谈俗语。)收“诨经”，注为“嚼黄”，可见世俗民众对这类伎艺的评价[16]。至于“说参请”，研究者认为是借佛教禅堂说法问难的形式，以诙谐谑浪、滑稽可笑的语言，表现说话人“舌辩”的才能[17]。因此，它们不可能是佛教悟俗化众为目的的讲唱伎艺。上述文献中所载说经等的伎艺人，除了几个以“和尚”为艺名外，多是以道流自居的“某道”“某庵”，更有艺名为“混俗”的人，这些伎艺人也不可能是正统的“佛门子弟”。
(3)上述文献中均未提到说经等的具体作品，说明它们做为民间说唱伎艺，本来就没有形成富有特色的传统作品。因此，当代研究者提出了几种可视为说经的作品，也多有争议;即使意见比较一致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也有研究者从其内容、体制、语言现象等多方面论证，认为是唐五代佛教寺院中俗讲的底本[18]。
三、宝卷与“说经”无关
最早对郑振铎先生“宝卷即谈经等的别名”提出质疑的是日本学者泽田瑞穗，他在《增补宝卷研究》一书中指出：
因为有这样一种尚不明确的宋代谈经，就把它同明朝以后的宝卷简单地联结在一起是有些勉强的;把宝卷断定为“谈经的别名”，更有自以为是之嫌。[19]
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宝卷之名出现于元代，现存有确切年代的宝卷文本是题为北元宣光三年(即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脱脱氏施舍的彩绘抄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20]。新发现据“古本”传抄的《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21]，研究者据其内容也定为元代作品[22]。另外一种《销释金刚科仪》(今存最早为明代初年刊本)，研究者认为它是南宋理宗淳佑二年(公元1242年)宗镜禅师的作品[23]。明代这部科仪十分流行，又称《销释金刚科仪宝卷》，其演唱形态，与上两种宝卷相似。从以上三部明代以前的宝卷可以看出：
(1)宝卷继承了唐代佛教俗讲的传统：《销释金刚科仪》演释鸠摩罗什译《金刚盘若婆罗蜜经》，是俗讲讲经文的直接继承;《目连宝卷》唱述佛祖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目连(目犍连)尊者地狱救母的传说，《西游慈悲宝卷》唱述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它们是弘扬佛法的俗讲说因缘的嫡派。
(2)从形式上看，宝卷是按照一定的仪式，在道场法事中演唱的。据明代人的记载，《销释金刚科仪》主要用于追荐亡灵的道场[24]。《目连宝卷》卷末结经发愿文最后有“刹尘沙界诸群品，尽入盂兰大道场”，说明它用之于盂兰盆道场。《西游慈悲宝卷》卷末有“《升天宝卷》才展开，诸佛菩萨降来临”的唱词。其中《升天宝卷》即上述《目连宝卷》，说明它是在《目连宝卷》之前演唱，亦用之于盂兰盆道场。就其演唱形态来看，它同唐代佛教的俗讲也有很大差别[25]。
宝卷最初是佛教徒讲经说法以悟俗化众的宗教说唱文本。宋代的瓦子勾栏是城镇市民“娱戏荡游”、令子弟“流连破坏’的场所，在这样的场所不可进行严肃的宗教仪式，也就不可能演唱宝卷。事实上，元代以下，不仅宗教宝卷，即使清及近现代的民间宝卷，也是在民间法会(“庙会”、“家会”)或民众朝山进香的信仰活动中演唱，而不进入公众娱乐场所的茶馆、书场[26]。因此，宝卷同南宋瓦子中演唱的“说经”等不可能有等同或继承关系。即以当代较多研究者认为的“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来看，它同《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虽同演唐僧取经故事，但内容、形式及演唱形态均有很大区别，不是同类作品。
综上所述，南宋瓦子中的“说经”等既非“佛门子弟”以悟俗化众为目的说唱，宝卷“即谈经等的别名”的说法，可以否定。
注释：
[1]《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页14。
[2]同[1]，页29-30 。
[3]同[1]，页14-15。
[4]见吴涛《北宋都城汴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页106。
[5]同[1]，页298。
[6]同[1]，页123-124。
[7]《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中均有南宋“说话四家”(或称“四家教”)的提法，但它们列举的说话门类，均非并列的四家，所以今人一直对这“四家”有歧义，不过对“说经”为一家，大致没有分歧。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四章“说话的家数”，中华书局，1980，北京，页100-129。
[8][9]商务印书馆，1938，长沙;又，上海书店影印本，1984，下册，页306、307。
[1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香港华文国际出版公司，1993，页889。
[11]同[1]，页98 。
[12]同[1]，页123。
[13]同[1]，页313。
[14]同[1]页455、459。
[15]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北京)页135注释引《三朝北盟会编》云：“(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杂剧、说经、小说……”引文中的“说经”系“说话”之误，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许涵度刊《三朝北盟会编》下册，页583。
[16]《墨娥小录》作者不详，引文见北京中国书店影引明隆庆五年吴氏聚好堂刊本，卷十四，页8B。
[17]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页115-116引张政良《问答录与说参请》，张文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
[18]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前言”及附录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辩》，中华书局，1997，北京。
[19]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译文(笔者与佟金铭合译)见拙著《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学海出版社，1997，台北，页264。
[20]此卷今存北京图书馆。参见拙文《中国最早的宝卷》，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6卷三期，1996、5，台北;又收入《中国宝卷研究论集》。
[21]本卷校点本收入王熙远《桂西民间秘密宗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桂林。
2011-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