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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锡伦]“非遗”民间宝卷的范围和宝卷的“秘本”、发掘出版等问题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1-07-14 19:43:13 / 个人分类:宝卷研究

非遗”民间宝卷的范围和宝卷的“秘本”、发掘出版等问题

——影印《常州宝卷》[1]序

车锡伦

  摘要:从宝卷的历史发展来看,许多宝卷非文学作品,故不能笼统将宝卷定义为“说(讲)唱文学”。作为“非遗”的宣卷和宝卷,应指清及近现代民间信仰活中传承的民间宝卷及其演唱形式和它们所依附的仪式化信仰活动。常州地区现代仍存在抄传宝卷为功德的观念,不存在民间宣卷艺人的“秘本”问题,宣卷形式仍为“木鱼宣卷”。宝卷文献的整理,应发掘和选择民间抄传善本影印出版,故为本书作序。

  关键词 民间宣卷 宝卷 非物质文化遗产 常州宝卷


 

  一

  什么是“宝卷”?笔者不同时期在表述的文字上有差异。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宝卷研究论集》所收《中国宝卷概论》文中称:“中国宝卷是一种十分古老而又同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相结合的的讲唱文学形式”。[2]2001年为拙著《信仰教化娱乐——中国宝卷研究及其他》写的“自序”中说:“中国宝卷是在宗教(主要是佛教和明清各民间教派)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 [3]。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宝卷研究》第一编第一章“宝卷概论”中说:“什么是宝卷?简单地说,宝卷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在宗教(主要是佛教和明清各民间教派)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笔者的定义已为许多研究者接受和引用。现在借此想进一步说明笔者如此定义的内涵和出现文字差异的原因。

  首先,它包含了笔者对宝卷与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的关系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系统性和阶段性的认识。宝卷及其演唱活动,最早是宋元时期佛教徒继承唐五代佛教俗讲(讲经和说因缘)的传统,而产生的一种宗教宣传和宗教活动形式。现在可以确定最早产生的宝卷有三种:南宋淳祐二年(1242)百福寺(在今江西南昌市)僧宗镜编《金刚科仪》,唱解《金刚般若菠萝蜜多经》(即“讲经”);金元之际(约1234前后)佚名编《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讲唱佛教传说目连救母故事,元代佚名编《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讲唱唐僧取经故事(即“说因缘”)。明代正德前后后(约1500后)各新兴民间教派又以宝卷的形式作为布道书,宣传其教义并作为本教派的宗教修持活动。明末开始出现不带有特定宗教宣传的民间宝卷(或称“世俗宝卷”,主要是讲唱文学故事的宝卷),在清及近现代南北各地均有发展,演唱宝卷成为广大民众参与的信仰、教化、娱乐活动。宝卷的历史发展是累积式的,三个发展阶段的宝卷,在内容、形式和演唱形态方面,既有区别,也有继承和互动。[4]比如,一些早期的佛教宝卷(如《香山宝卷》,民间传唱又称即《观音宝卷》)现当代仍被广泛演唱。当代在江苏常熟地区(包括原属常熟的张家港市部分地区)发现的用于荐度亡灵的《地狱宝卷》和《大乘无为指路宝卷》,则是明代民间教派宝卷的遗留物。同时,尽管自明代中叶以后,正统的佛教僧团不再以宣卷为其宗教活动,但仍有佛教信徒继续编写宝卷(如下文提及的《念佛三昧径路修行西资宝卷》),世俗的佛教僧尼仍参与宣卷活动。直至近现代,江南的个别寺庙,在观音菩萨诞日仍请宣卷先生去演唱《香山宝卷》(这一宝卷的传本中已经出现了“外道”的内容)。清末许多民间教团人士仍然编写新的宝卷,影响较大的如长生教陈众喜编的《众喜宝卷》(五卷,又称《众喜粗言宝卷》),先天道彭德源(托名广野山人)根据《香山宝卷》故事编写的《观音济度本愿真经》。它们都采用当时民间宣卷的文本形式,清末民国间有大量翻刻本。同时,民间教团人士也编辑、刊印宝卷(见下),其中有民间宝卷的整理本和根据民间传统故事改编的的宝卷,而在这些宝卷中,加入宗教宣传的内容。如流传很广的《鸚兒寶卷》(又名《鸚歌寶卷》,清光緒七年[1881]常郡樂善堂書莊刊),这本宝卷的故事源于佛教《杂宝藏经》(卷一)所载“鹦鹉孝养”,明代初年已被改编成民间词话演唱。[5]

  其次,由于宝卷一直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一般称“做会”)中演唱,这就造成其演唱形式仪式化(最初是接受佛教忏法的形式),必须按照一定仪轨演唱的特点。宝卷出现时,被佛教信徒视为体现佛教“法宝”的经卷,故被称作“宝卷”。演唱宝卷要照本“宣扬”[6],至今民间宣卷仍沿袭此传统。在长远的历史发展中,宝卷同各个时期的民间演唱文艺有过密切的交流和互动,但宝卷演唱不能离开它存在的信仰文化背景而作舞台或书场表演。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江苏靖江县的有关部门,曾将靖江的“讲经”(演唱宝卷)从“做会”活动中剥离出来,发展作“靖江评书”,无果而终。

  第三,了解以上宝卷历史发展的信仰文化特征,可以理解笔者为什么将宝卷及其演唱活动又定义为一种“说唱文本”、“说唱形式”?——历史上宗教宝卷中唱解宗教经典、宣讲宗教教义和修持仪轨;近现代民间宝卷中训诫式的“劝世文”宝卷(许多是民间教团人士编写的),以及大部分用于仪式活动的卷本,不是文学作品。所以,筆者最初将宝卷和宣卷笼统地视作一种说唱文学和说唱艺术形式,失之片面。

  现在,中国的民间宝卷已被视为 “非物资文化遗产”。在第一、二批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扩展名录”中,甘肃的“河西宝卷”和江苏的“靖江宝卷”列入“民间文学”类,浙江的“绍兴宣卷”列入“民间曲艺”类。(各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也列入了一些地区的宝卷)这样的决定,强调了宝卷和宣卷的文学性和说唱表演艺术性,同时,也就限定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宣卷和宝卷的范围。按照笔者的理解,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间文学”和“民间曲艺”类的宝卷和宣卷,是指在民间信仰活中传承的民间宝卷(包括大量留存下来的宝卷文本)和演唱形式,以及它们所依存的民间信仰仪式化的活动。历史上的宗教宝卷,除了已经融入现代民间宣卷系统而被改编演唱的外(比如早期佛教的《香山观音宝卷》、《刘香女宝卷》等),清及近现代的宗教的宝卷(和经卷)不能与民间宝卷整体捆绑在一起,做为同一“非遗”项目。如果那些宗教宝卷仍在相应的宗教文化活动中传承(如中国福建和台湾地区的某些佛教僧团,在为信众悼亡荐祖的活动中仍演唱《金刚科仪宝卷》、《阿弥陀经宝卷》等),经过发掘、论证,也可以申报“非遗”项目。按照笔者的看法,中国各民族宗教文化中值得挖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比如宗教音乐、建筑、雕塑、绘画等。其次,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民间宝卷和宣卷离开它们存在的民间信仰活动便不能存在,因此,必须尊重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信仰文化背景,予以发掘和保护。现在在一些地区,一方面宣扬本地区的宝卷是“活化石”(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存在的民间文化遗产都是“动态”的,不是“出土文物”;“化石”又是“活”的,本身就不是科学的论述概念),一方面又出于某种观念十分笨拙地加以“开发”、“包装”,做舞台化的展示和利用,实际上是促使其消亡。

  二

  历史上宝卷在常州地区地流传和发展,由于文献中的记载极少,只能做一些推论和简单的介绍。笔者发现明万暦二年(1574)初刊、题名“古吴净业弟子金文编集”的佛教宝卷《念佛三昧径路修行西资宝卷》,今存的版本是清咸丰二年(1852)毗陵地藏庵比丘尼道贞集资重刊本。此可说明这一佛教宝卷一直在常州的佛教徒中得到保存和流传。

  明代嘉靖(1522-1566)以后,以无为教为代表的众多民间教派通过大运河传入江南地区,民间教派宝卷自然也在常州地区留下积淀。清嘉庆年间(1798年后),清政府在常州府所属的阳湖县[7]曾多次查办大乘教案,收缴了《五部六册》和《明宗孝义达本宝卷》等民间教派的宝卷和经卷。清同治(1862-1874)以后,特别是光绪年间(1875-1908),江浙地区许多有民间教团背景的经坊、善书局,大量出版刻印本宝卷。常州是这类刻印本宝卷的出版中心之一,出版者有培本堂善书局、乐善堂善书局、孔兴涌书庄、宝善书庄、集益斋、常郡育婴堂等,它们刻印的宝卷现存约30余种,其中也有整理改编的民间宝卷,如《珍珠塔宝卷》(光绪十六年[1890]乐善堂刻本)、《金锁宝卷》(光緖二十六年[1900]孔兴涌书庄重刻本)。

  近年来笔者得过目百余种常州地区民间宝卷的传抄本。[8]从这些宝卷的内容来看,清及近现代常州民间宣卷和宝卷属于吴方言区环太湖地区以苏州宣卷为中心(包括今江苏苏州、无锡、常州和浙江湖州、嘉兴部份地区)的民间宣卷系统;其留存最早的版本,也多是清道光年间的抄本或刻本。如,据常州地区白龙传说改编的《白龙宝卷》,存道光四年(1824)抄本,发现于苏州地区(原苏州市文化局戏曲研究室于1960年前后在苏州市郊县征集到,现存苏州市戏曲博物馆),它说明在道光以前(1820年前)常州民间宣卷人已经将这一地方传说改编成宝卷的形式演唱,道光四年(1824)前已经传入苏州地区。《还珠宝卷》存道光九年(1829)唐瑞麟抄本(常州包立本收藏)。白蛇传说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故事”之一,在吴方言语区民间传播尤广,除了吴语弹词外,民间宝卷中有多种改编本,现存最早的是清道光七年(1827)毕介眉抄本和道光二十八年(1848)佚名抄本(卷名《义妖宝卷》)。笔者发现无锡市图书馆藏清抄本《白蛇宝卷》,其影抄内封题“道光丁未冬鎸/知恩報恩/白蛇宝卷/延陵至德堂藏”。“道光丁未”即道光二十七年(1847),“延陵”为常州古称。道光年间《白蛇宝卷》在常州地区已经出现了刻印本,说明民间宣卷和宝卷在常州地区已经有了广泛的社会需求。上述论証是想说明,尽管在历史文献中尚未发现常州地区民间宣卷和宝卷更早的记载,但它应同上述环太湖地区的民间宣卷和宝卷同步发展,大致在清初已经出现。[9]

  笔者对常州地区的民间宣卷没有做过田野调查,对这一地区民间宣卷和宝卷的地域性特征尚难作介绍,只能就已见宝卷文本与其他地区的宝卷作些比较。

  第一,关于宣卷艺人的“秘本”问题。

  前辈李世瑜先生在《江浙诸省的宣卷》中曾提出,江浙近现代民间宣卷艺人“又有对某些(宝卷)段子专擅或是各有师承地拥有若干‘秘本’的情形”[10]。笔者多年在吴方言区调查所得的资料,证明李世瑜先生的结论大致不差。尽管有一些民间的“奉佛弟子”也热心抄写宝卷,并送给“宣卷先生”去“宣扬”,但是,那些宣卷先生演唱的“台本”(在宝卷文本中或称作“当枱宝卷”、“当坛宝卷”),多是师徒(或家族)传授的“秘本”。究其原因,乃因众多的宣卷班社间,实际存在着“商业性”的竞争。

  佛教徒认为抄传经卷是一善行功德。所以,现存最早的抄本佛教宝卷《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中便宣扬“若人寫(按,指这本宝卷)一本,留傳后世,持誦過去,九祖照依目連,一子出家,九祖盡生天”[11]。这种观念在清及近现代北方宝卷(包括甘肃河西地区、山西等地的民间宝卷)中有明显的继承:人们认为抄传宝卷是“功德”,可以获得“福报”,因此,互相借宝卷抄写是很普遍的现象,这自然也就出现“借去不还”的情况。故在宝卷抄本卷末,一般都附有“好借好还,再接不难”之类的题识语;甚至不客气的咒骂那些借卷不还的人。如,“宝卷一部已写完,纸笔墨砚功夫难。倘有人借即(及)早送,下次再借不为难。如要借去不送来,男盗女娼无下场。”笔者认为这可作为区别南北方民间抄本宝卷版本的标志之一。[12]但在常州地区的抄本宝卷中卷末也多处发现了此类题识语。如:

  ⑴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宋光昹抄本《七美图宝卷》上集卷末题:“借看说法,看过就还。如有勿还,叨叨万难。”

  ⑵民国十三年(1924)朱耀山抄本《三笑宝卷》(又名《九美图》)卷末题:“抄卷非用仪(容易),借看在作兴”,“纸墨不拾钱,十(实)在功夫难。不是不肯借,溥(簿)面尽龙外(弄坏)。”[13]

  ⑶民国三十年(1941)周永昌抄本《洛阳桥宝卷》(又名《受生宝卷》)卷末题;“此卷抄来真正难,诸位借去要送还。费了时光真不少,才得抄了一卷来。”

  ⑷民国三十年(1941)邵文斌抄本《文武香毬宝卷》中册卷末题:“弟子抄卷实在难,心记(计)化落几千万。倘有君子来借宣,限定几日就要还”,“字迹不好,请勿见笑,邵文斌”。

  另外,民国五年(1916)抄本《一本万利宝卷》,在封面和卷末有如下题记:“中华民国丙辰年榖旦,九岁幼童朱少铨书”,“民国五年丙辰年清和月初七日上浣幼童朱少铨书”。说明这本宝卷不是宣卷艺人演唱的台本,而是寄托着这位“九岁幼童”的长辈对获得财富的追求和对幼子的抄卷能力的炫耀。

  以上材料说明,常州地区近现代民间宣卷艺人之间的商业性竞争并不激烈,宣卷人之间仍然保留着互相借抄宝卷,“借宣”、“说法”的现象,[14]同时民间也存在抄写宝卷可以获得福报的观念。

  第二,关于“书派宣卷”和“木鱼宣卷”的问题。

  李世瑜先生在《江浙诸省的宣卷》中以民国五年(1916)上海文益书局石印本《红楼镜宝卷》(又名《金枝宝卷》)为例,说明“后期”(指清同治、光绪以后)江浙地区民间宝卷在写作技巧和表演艺术上的特点。其文本形式的突出特点是说、唱文标出演唱“脚色”(“生、旦、丑、杂”等)并有演唱提示(“唱”、“白”、“夹白”、“嫩声”等)。[15]这种宝卷演唱形式民间称做“书派宣卷”。它是传统的“木鱼宣卷”(两人演唱,俗称“上、下手”,用木鱼和手铃伴奏)增加伴奏乐器(琵琶、二胡等,称“丝弦宝卷”),又模仿吴语弹词“出脚色”的“说”、“唱”、“表”形式而形成的。由4-6人坐唱,各持一种乐器,一边伴奏、“和佛”,同时以宝卷中某个人物的声口说、唱。书派宣卷出现后,木鱼宣卷仍然存在。笔者所见此类“出脚色”的宣卷艺人台本,最早是清末上海市的抄本,民国年间苏州和浙江绍兴地区的抄本宝卷中有少量发现。大量此类宝卷是民国年间上海、绍兴等地出版的石印本宝卷,它们都是经过文人加工、整理,作为通俗文学读物出售、流通到各地。[16]在笔者过目的近百种常州地区和一百多种无锡地区的民间传抄本宝卷中,很少见到此类抄本。说明直到现代(民国年间)上述地区的民间宣卷形式仍然是传统的木鱼宣卷。

  三

  由于民间宝卷已被纳入“非遗”项目,各地对现存的民间宣卷和宝卷都在积极挖掘、推荐、介绍。但是,宝卷区域性的研究,是宝卷研究中的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离开宝卷历史发展系统性、阶段性、地区性的特点,侈谈某一地区的宝卷久远的历史,大都是想入非非的“空中楼阁”。这方面的问题,笔者在有关论文中曾有论述。以下仅就就宝卷文本的地区性鉴定和整理出版问题提出一点看法。

  由于宝卷演唱一直沿袭“对本宣扬”的特点,现存宝卷文本相当多。[17]从目前各地“搜集、整理”出版的“宝卷集”看,由于对本地区民间宝卷发展的历史缺乏研究,对民间宣卷与宗教关系缺少认识,便出现一些混乱。有的据清末和民国年间其他地区刊印流通的木刻本、石印本宝卷“整理”入编,如,《河西宝卷选》和“续编”(段平编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1986)收《刘香宝卷》、《灶君宝卷》、《刺心宝卷》、《秀女宝卷》等,均据非河西地区出版的木刻本。《中国·靖江宝卷》(尤红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收《目连救母宝卷》,据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宏大善书局石印本“整理”。《中国·河阳宝卷》(中共张家港市委宣传部等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收《升莲宝卷》,据民国元年(1912)常州乐善堂活字本;收《雞鳴寶卷》,據民國四年(1915)上海文益書局石印本,等。更有甚者,误入道教和某些民间教派编的宗教经卷和寶卷。如,《中国·河阳宝卷》编入的《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元始天尊说十一曜大消灾神咒经》、《太上三元赐福赦罪羯厄消灾延生保命妙经》、《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等(书中合称《五雷经》),它们都是已经收入道教经典《道藏》和《续道藏》的道教经卷;[18]上面举出本书所收《升莲宝卷》,也是清代江浙地区的民间教派(可能是大乘教)编写的宝卷。《金张掖民间宝卷》(徐永成主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收入《新刻岳山宝卷》、《还乡宝卷》、《湘子宝卷》、《观音宝卷》(即《观音济度本願真经》)、《何仙姑宝卷》等,都是先天道(或承其道统的一贯道)人士改编、刻印、抄传的宗教宝卷。

  时下各地发现的民间宣卷人抄传和演唱的宝卷文本,其地区性的认定问题不大。对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民间宝卷被视作“封建迷信”的产物丢弃,而被公私抢救、收藏的民间宝卷抄本,现在整理、发掘很不足。这部分宝卷文本留存数以千计,大部分已难以在各地找到传抄本。由于当时缺少流出地区的记录,现在为之做地区性的鉴定很困难。(笔者准备今后撰文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其中一个办法是确定为某一地区的宣卷人后,通过检索而查找他传抄、演唱的其他宝卷文本。比如,笔者在苏州吴江市同里镇文化服务中心整理的“同里宣卷流派和班人世间`社传承表”中得知,“吴派”(吴仲和)第二代传人宋福生曾组 “秋凤班”宣卷班宣卷;宋没有传人,当地也没有发现他留存的宝卷。但笔者近年在各地阅读宝卷的过程中,陆续发现他本人、请人(包括他的同门沈祥元)抄写和“出钱买”的抄本宝卷约近30种;他的签名和印章除宋福生外,另有“宋馥生”、“宋福笙”;他活动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直到1951年他仍组“福寿社”宣卷。宋福生的这批宝卷,无疑对发掘和丰富同里宣卷、宝卷遗产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笔者十余年前在《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19]文中便曾提出:“宝卷文献的整理、出版,是一项严肃的科学性极强的工作。鉴于宝卷的文献特征及其研究价值,笔者认为应以精选善本、汇编影印为宜;因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的不同,也宜分别编集”。出于上述理念,笔者自2000年起便筹划集合同道编辑、影印出版《中国民间宗教经卷文献汇编》(包括民间宗教的宝卷)和《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的计划。由于工程浩大,迄今未能实现。

  2006年初,笔者看到有关常州发现大量民间抄本宝卷的报导[20]后,曾专程到常州,包立本、韦中权先生即出示他们搜集、收藏的常州地区民间手抄本宝卷60余种。当时笔者提出建议,选择其中二十种左右,编一部《常州宝卷》,作为《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之一,得到包、韦二位先生的积极支持。迁延至今,包立本先生准备自筹经费,分集选编、影印出版这些民间宝卷。这是一件发掘和保存民间宝卷遗产的盛事,与笔者整理出版宝卷文献的理念一致,因同意为之作“序”。

  随着各地对宝卷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对宝卷的区域性研究必然要跟上去。这就需要对各地民间宣卷和宝卷的历史(包括历史文献)和现状做科学的田野调查研究,同时对现存的宝卷文本做认真的挖掘、鉴定和解读。影印本《常州宝卷》的出版,无疑对常州地区民间宣卷和宝卷的研究做了积极的贡献。希望编者能克服困难,继续出版下去。

  (本文原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一期。有修改。)

  [1] 《常州宝卷》(第一辑),包立本、韦中权主编,珠海出版社2010年6月影印出版,收民间抄本宝卷6种。本文修订了几处印误,并作补订。

  [2] 台北,学海出版社,1997,第5页。本“序”修订了一些排误,并于几处做了补充。

  [3] 见台北,学生书局2002年版。这篇“自序”在拙着正式出版前曾在互联网上发布。

  [4] 关于宝卷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拙著《中国宝卷研究》第二编“中国宝卷的历史发展”有详细的论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49-276页。

  [5] 今存明成化年间刊印的词话唱本《新刊全相莺哥行孝义传》。1967年在上海嘉定县宣姓墓中出土,由上海图书馆裱装收藏,1973年影印出版。

  [6] “宣扬”是继承佛教俗讲的专用名词。

  [7] 清雍正四年(1726)后,常州府辖武进、阳湖、无锡、金匮、宜兴、荆溪、江阴、靖江8县,故有“八邑名都”之称。

  [8] 包括包立本、韦中权、朱炳国等先生的收藏和笔者鉴定为常州地区的民间宝卷文本。

  [9] 参见拙著《中国宝卷研究》第二编第六章“江浙吴方言区的民间宣卷和宝卷”。

  [10] 本文原载《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59。引文见氏著《宝卷论集》,台北,兰台出版社,2007,第25页。

  [11] 参见拙著《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学》,台北,博扬文化事业公司,2009,第293页。

  [12] 参见拙著《中国宝卷研究》第三编第六章“山西介休的的民间念卷和宝卷”,第426-427页。

  [13] 蒙陈泳超教授指出,这段题识用常州方言词语和记音,并为之订正。

  [14] 笔者另在无锡市图书馆收藏的清光绪十六年(1890)蒋建章抄本《玉带宝卷》卷末,也看到过类似的题识题:“宣卷者平心也,不还者欺心也。”这一宝卷可能是无锡西部靠近常州地区的宝卷。民国以前,无锡地区隶属常州府。旧时行政区划对区域性民俗文化的影响很大:同一行政区域可以形成共同的民俗文化圈。

  [15] 见《宝卷论集》,第30-33页。

  [16] 参见拙著《中国宝卷研究》第二编第六章“江浙吴方言区的民间宣卷和宝卷”,第426-427页。

  [17] 即使在个别地区,如江苏靖江的做会讲经,不再“对本宣扬”,靖江的“佛头”(民间宣卷人)仍留存各种传抄的宝卷文本。

  [18] 这类道教经卷的混入,同时说明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民间宣卷和宝卷被纳入“非遗”,受到保护和发掘,于是个别地区的一些 “伙居道士”,在为民众做法事时,也唱念几本“宝卷”,冒充“宣卷艺人”。(笔者在张家港市、常熟市做田野调查,均有发现)搜集、编辑者不察,把他们“看家”的道教经卷也当作“民间宝卷”搜集了来,编入“宝卷集”。

  [19] 原载《中国书目季刊》,1997年第4期,总第30期;《文献》,1998年第1期。现修订为《中国宝卷研究》第一编第二节。

  [20]《常州民间发现60多本说唱唱本“宣卷”》,载《常州日报》,2005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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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锡伦,山东泰安人。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戏曲史教学和俗文学史、民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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