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锡伦：關于寶卷研究的歷史——給朋友的信(摘錄)

　　你说要写一篇宝卷研究历史的文章，这个题目很大，需要掌握大量材料，并要作出鑒定和选择。你说的我的文章，是否就是《中国宝卷研究的世纪回顾》?這篇文章原載《东南大学学报》，南京，第3卷3期(2001·8);又，《中国文哲研究通讯》，台北，第11卷4期(2001·12)，修訂后收入《中國寶卷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以下簡稱“研究”)。 讀這篇文章要注意：

　　第一、它是從民俗文化和民間演唱文藝的角度介紹宝卷研究的成果，對從宗教角度的研究成果基本沒有介紹。這兩方面研究的關系，我在文末和“研究”的“自序”中都有說明：互相補益，不可分，但又不能混同。

　　第二、它是從寶卷研究的歷史發展角度，肯定研究者的成果，基本不提他們的欠缺和失誤(除了發表在“權威”刊物上、影響極壞的幾篇文章)。所以有人認為中國寶卷研究成果的歷史積累很豐富，其實不然：積累很少。我在這篇文章文末和《中國寶卷研究新論》(載《東亞人文》第一輯學林出版社出版，2008)都提到，中國寶卷研究的空間很大!有待于后來者開拓、研究。

　　第三，它的下限至2000年。

　　八十年代“文化熱”，中國學者開始普遍注意寶卷研究，以為寶卷研究自鄭振鐸先生始。所以，我在《现代中国宝卷研究的开拓者》中，特別提到顧頡剛先生在《歌谣周刊》主持孟姜女故事讨论时，首次将寶卷介紹给学术界，后来他对故乡苏州宣卷的介绍，是最早对苏州地区民间宣卷调查报告。(載《曲艺讲坛》，天津，创刊号，1996·9;又收入《中國寶卷研究論集》，台北，學海出版社，1997)。在開拓者中還可以注意孫楷第先生的研究和周作人對他故鄉紹興寶卷的介紹(最近才看到有關材料，文中沒有介紹)。他們都是捎帶研究寶卷。鄭振鐸先生的貢獻在于，他自二十年代末就一再鼓吹把寶卷和其他講唱文學納入中國文學史研究的范圍，並給予極高的評價;在《中國俗文學史》中列出專章介“寶卷”，對寶卷研究的推動和影響很大。但是，他對寶卷淵源、形成的推論——“宋真宗時禁唱變文”，寶卷是“變文嫡派子孫”、“說經的別名”等，都沒有提出充分的文獻依據做論証。而至今仍被抄襲，視為“經典”。

　　在寶卷研究歷史中，不能繞過的是：第一代，鄭振鐸先生;第二代，李世瑜、澤田瑞穗先生。李先生是歷史學家，主要研究民間宗教，是中國民間宗教研究的權威專家，寶卷是民間宗教最主要的經卷。他認為“寶卷”是明正德以后出現的，否認此前佛教寶卷的存在;同時，又認為“寶卷”就是宋代以來民間秘密宗教的經卷，在此基礎上，提出建立“寶卷學”。這個大一統的“寶卷學”，不可能建立起來。同“紅學”、“敦煌學”不一樣，研究者對“寶卷”研究的對象認識不一致。但李先生《江浙诸省的宣卷》是最早一篇对吴方言区民间宝卷的田野调查报告。(均收入李先生的論文集《寶卷論集》，台灣蘭台出版社，2007)。日本的澤田瑞穗先生對中國宗教、民俗、俗文學都有精深的研究，他的《增補寶卷の研究》是第一部系統研究寶卷的著作。他研究寶卷的局限是：沒有可能到中國來做田野調查，沒有看到五十年代后被當作“迷信”之物而大量被中國學者搶救、收藏的南北各地的民間抄本寶卷。

　　我的研究是在鄭、李、澤田諸位前輩的基礎上進行的，從1982年開始，我做的工作：1、從寶卷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入手，編出“寶卷總目”(最初是想為李世瑜先生的《寶卷綜錄》編一“續錄”)和系列文章;2、田野調查和歷史文獻發掘結合，找到解決寶卷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和地域性的証據;3、對中國民間演唱文藝的歷史做系統的研究，與寶卷演唱形式作比較研究。

　　不要輕易否定前人認真研究得出的結論(那些不認真讀書、抄袭前人成果，又自吹者例外，這个很容易鑒別：就看他读了多少宝卷?)。鄭先生、李世瑜、澤田先生都是我尊敬的前輩。我開始研究寶卷，都是想從正面找到材料來証明他們的“結論”，比如鄭先生提出“宋真宗時禁唱變文”，我把北宋有關歷史文獻幾乎都翻遍，沒有找出根據，最后只好說这个推论沒有根據。澤田先生提出早期佛教寶卷(“原初寶卷”)與佛教懺法的關系，但沒有舉出具體的例証來作進一步的探討。當年揚州沒法讀到《續藏經》，我只能在出差各地時抓緊讀一點，最后還是在澤田先生提到的《三時系念佛事》中找到解決問題的資料，結合其他文獻，解決了寶卷形成的問題。自然，我的研究不能局限在這些問題上。我是從他們沒有想到的問題入手讀書，做他們當年沒有可能進行的田野調查。這是開拓寶卷研究的途徑，也可以說是超越前人研究的“捷徑”。

　　我發表第一篇概述性的寶卷研究論文，是在研究寶卷十幾年后，即1996年在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的多層面探討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的《中國寶卷的分類和信仰文化特征》，修改后，用《中國寶卷概論》名，收入《中國寶卷研究論集》。九十年代，友人程毅中先生信中曾鼓勵我：“板凳要坐十年冷，再坐十年冷板凳”。確實如此，近三十年的研究，從中年到老年，始構建成個人的研究體系，出版了《中國寶卷研究》一书(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在2000年修訂再版的《中國寶卷總目》，仍在繼續修補中，增加了近一倍的篇幅。順便說明，2009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本書的“第二版”，是“盜版”，未經本人授權;特別是“責任編輯”在每頁下邊加了一些來路不明的所謂“讀書箴言”，是侵犯著作權的行為。我沒有精力去打“官司”。

车锡伦

　　2011/7/11北京